2019年反送中起義至今已經五年。這段時間裏，中港政權變本加厲，出言一次比一次苛刻，手段一個比一個毒辣，但我們卻無還手之力；23條立法，對香港社會的壓抑比國安法尤甚，港人政治上已無退路，思想上更陷入了一種困境。
回顧三十多年來，香港人紀念六四，無非是希望中國政權庶幾復歸人性，能夠反省；我們支持中國民主化，也不過是一種遙遠的善意的寄望。但僅僅如此，已然足夠讓我們背上裏通外國、欲推翻政權等後果極其嚴重的罪名。政權如此狂妄對付香港人，背後顯然還有更徹底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換血」、殖民。祖祖輩輩香港人付出辛勞把自己的土地建設好，其後更爲中國現代化貢獻了少説也是一整代人的心力，到頭來卻被逼離鄉別井、播遷海外、遠走天涯。然而，「祖國」不僅不要你，還要把你當敵人追殺。
至此，香港人已無法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無法再相信「一國兩制」，更不願意繼續標籤自己為「中國人」；棄中、自決、獨立因此成為港人共同的思想走向和最終政治共識。
不過，徒有態度、立場還不濟事；任何一個試圖建立自治體或獨立國家的運動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闡明其建國目標、理由、步驟和行動範式。1776 年北美殖民州在「第二次大陸會議」上提出的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通稱《美國獨立宣言》 ，為其後還延續了六年的抗戰指向獨立。 1897 年在「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上提出的 Zionist Program — 亦稱《巴塞爾綱領》，為1948 年即半個世紀後以色列人最終復國揭示了一條道路。這兩個建國綱領在近世最著名，學術界也研究得最透徹。 我們香港人的光復運動距離產生一個那樣的政治綱領尚有距離，但學習其他民族歷史上相關的事例以作準備，卻應該盡快提上運動的議事日程。 我向東京大會提交的這份報告，因此不是綱領本身，而是一個號召，一個個人倡議文件，旨在催促大家開始注意這方面所需的努力。我期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團體坐言起行、共同負起艱巨的建國責任，在不久的將來的另一個 Hong Kong Summit 上踏出重要一步，協力提交一個正式的、具代表性的港獨綱領。
這個報告因此是爲香港民族解放、獨立、建國的前期工程設計的一份工作建議，提出運動現階段需要進行的研究（知）和實踐（行），並號召各方仁人志士按自身條件組成一個一個乃至無數個的自主戰鬥/工作群 (autonomous combat/work swarm)，在參考這份建議之餘，或選擇或發明若干項目自發投入工作，並在適當時候與其他戰工群交流意見、交換心得，累積建國知識和有關工作經驗。
「知」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復三學」這個概念。鑽研此三學的核心任務只有一個，就是幫助運動替換中港政權。
此三學都不是傳統學術界認定的標準學科，但在一些標準學科裏，大量個別研究都觸及上述三種學問裏的關鍵議題；我們應該盡量收集、消化這些個別研究，並以之為基礎提煉出對運動有益有開創性的見解。
1. 「失敗學」：任何工程學裏都有專門研究系統故障或失效的 failure analysis，而近年最能從失敗中不斷學習而不斷成功的最明顯例子莫過於 Elon Musk 的 Space X。我們的運動又如何？三十六年香港民主運動傳播了民主觀念、教育了群衆、在在影響了西方國家對香港政事的態度，功勞很大，但就運動的主要目的即爭取《基本法》制約之下的有限度民主雙普選而言，卻徹底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不能只説成是政權使出了不可抗力，也需從運動自身之内找，找到了才會對未來的運動產生指導作用。爭議會很多，研究過程也可能讓一些人不高興，是有點吃力不討好的課題，因此至今未能在運動內部跨派系廣泛開展，但今起必須老實面對、尋根問底，以期達到某種共識。同時，我們的運動也需知道中國和世界上其他類似的運動的失敗經驗，從中吸取教訓。這是從運動的整體而言，是宏觀學問。但除此之外，失敗學還有微觀層面，研究運動每一環節都出了什麼問題。舉凡組織型態、經濟模式、動員規範、所要求民眾的參與程度、抗爭使用的手段和口號、派系之間的意見衝突、歷次起義中的任何可商榷之處和操作失誤，等等，都須作深刻檢討。大多數這些環節的失敗，背後其實都有豐富的學術參考系幫助我們作深度分析。
此學所需人手包括政治學人、戰畧戰術學人、運動人、政治人、觀察人等。
2. 「流亡學」：古往今來世界上的流亡運動恆河沙數，絕大多數都在一兩代人之間消失，其中包括1917年俄國革命後流亡海外數約三百萬人中的各種反布爾雪維克運動，起初有聲有色，卻早在蘇維埃聯邦倒下之前銷聲匿跡。有政治意識的流亡人爲何如此不濟，大有學問。香港人組成的流亡社群要避開此夭折厄運、最後成功實現光復、建國，必須對流亡運動普遍出現的内部問題有深入認識。例如，西藏人的經驗歷歷在目，台灣人流亡海外百年終有所成，猶太人兩千年流亡經驗則尤其豐富，都值得仔細探討。這方面的知識是香港人弱項，必須補課。
所需人手包括社會學人、經濟學人、歷史學人、運動人、政治人、商人等。
3. 「建國學」：這是失敗學的反面，但視野更宏大，觸及的問題更多更複雜。要解決的問題起碼有兩個。首先，我們需要清楚提出香港獨立的理由；國際上對此有一些不成文但很高的標準。香港人爭取獨立的理由已經很多很充分，但如何選擇最重要的、如何表達，都有學問，要參考歷史上的重要典範。第二，要取得國際上的支持，最起碼要提出一個理論上吸引、實際上有可能的獨立模式和大致的路線圖。對香港的光復而言，最重要的參考包括美國、瑞士、愛爾蘭、蒙古和以色列這五國的建國經驗。其中，香港民主運動過程中從「和理非」到「勇武」的過渡、反共擴及「反蝗」、「大中華」轉化到「港獨」、引渡（送中）法例激化獨立意識等現象，與在美國獨立革命前夜裏發生的事情比較，如出一徹；這個未了的平行，因而是香港人建構獨立論述的首選材料。此外，在大國博弈中能出現小國獨立建國、之後能和平穩定存在幾百年至今、其存在對各方都有好處的案例 — 瑞士，更是一個能啓示香港的終極出路的範例，國際友人容易明白，我們走這個方向在國際上或有吸引力。更近世的事例則有愛爾蘭全民反英抗暴獨立、蒙古和以色列以弱勢民族之身靜待時機復國，三者都對香港人有指導和鼓舞作用。
所需人手包括國際法學人、國際關係學人、歷史學人、經濟學人、政治人、運動人等。
我們可視「光復三學」為「香港學」的一個特殊子集，是最直接服務運動戰鬥需要的功利學問。此外，還有一些學問對運動的各方面健康發展有指導意義，也不可或缺。下面我列出若干這類學問並簡述選擇的理由：
其一，國際法學、國際關係學：無論是至今影響巨大的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提出的「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侵犯」觀念所建構的國際秩序，還是近年在西方發達國興起的以超國家主權的「人權至上」觀念為核心的環球主義，對香港自決、獨立運動都有十分不利的一面；2019年之後，港獨概念在國際上缺乏支持，甚至一如藏獨、臺獨一樣，在主要民主國家裏也受到種種有形無形壓抑，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兩個涉國際層面的意識形態導致的。為在此不利的環境之下推動香港自決、獨立，有必要深入認識國際法學和國際關係學，以求得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突破、令主要民主國家承認所有中國周邊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當性。
其二，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語言的功用不止於溝通，還可以相反地作爲身份認同的符號，起著獨特而强大的區隔作用；社會語言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充分，有利於我們體認、提倡「香港話」而不是廣東話作爲香港人的母語。注意：我們不僅不反對廣東話，反而十分珍而重之，因爲它始終是香港話的一個最重要組成部分，而提倡廣東話更是中國之内的廣東分離主義運動的有效武器；不過，在與中國切割的過程中，為要最堅實地在香港人社群裏、在國際政、學界和媒體人的眼中建立「香港人」這身份觀念，我們不宜繼續接受「廣東話是我們的母語」這個語言學上並不準確的説法。社會語言學已有的研究成果正好能提供按此思路開拓「香港話」所需的學理基礎。
其三，中國歷史特別是清史的史學（historiography，即研究寫史人書寫歷史時所持觀點和承載該等觀點的史料取捨和鋪排方法等的學問）：清帝國爲了有效管治，策略性地認同於一統大中華，直接塑造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學術界形成的「民國中華史觀」，這個史觀被中共大體上接受，後來更透過二戰時期及 1949 年前後南來香港的大批中國文化人滲入港英治下的中小學歷史教材。今天，這個史觀依然强力影響著不少香港人，不利香港走向獨立。同一套中國歷史事實，既可配上中華帝國大一統觀念和寫史之法，也可配上中華帝國大解構的相反觀念和寫法，此中選擇應由香港人自己作出，最終形成「香港人的中華史觀」。
其四，帝國、後殖民與文化批判：這主要是西方學術左翼當中興起的跨歷史、政治和文化的學問，我們可借以解決一個重要理論問題 ---- 港獨如何處理中國文化。這個問題處理得好，有助香港民主運動中的「大中華派」𨍭化爲「華獨」，使成爲香港獨立運動重要一環。在世界範圍内，一些儘管是在流血革命中誕生的新興國家處理這類問題做得很溫和，效果也比較好，例如美國之於英國文化；另外一些這種國家處理得不那麽好，例如愛爾蘭，後者雖然獨立了102年，卻至今無法完滿解決與英國文化之間的糾結。
還有其他的有用學問，我不一一列出。
由於這些學問大部分都十分專門，我希望播遷系香港人當中的各門學者能花時間幫助運動中人準確扼要地吸收上述學科裏的知識。
「行」的方面，我向大家提出「光復三實踐」的概念。我的本業是經濟學，故我會以有效分配資源的觀點貫串這方面的分析。所謂「光復三實踐」，就是：
1. 服務：此乃内視、面向流亡社群本身的保育、維繫、實力提升等工作。此類工作又可細分為三，即生活性的如幫助新來人安居就業、提供心理輔導；文化性的如教授香港語和歷史、推介香港料理和電影等，以提振香港人社群當中的身分認同；政治性的如主辦游行示威、 6/4 紀念抗遺忘、努力與淪陷區內蟄伏於地下的反抗運動保持聯系、互相支持等。
2. 國際遊說：面向外國政商界同情者的求助和倡議工作，即所謂的「走國際綫」。有些遊說是間接服務性的，例如求取資源注入流亡社群；有些是間接攻擊性的，例如説服外國政府制裁一些行徑特別惡劣的中港官員。此外，也有爲了更直接影響外國政府的中港政策而在各國開展的合法參選工作。
3. 對政權的直接攻擊：直視中港法西斯極權作出直接打擊、致痛致損的工作。最近有些中國運動人做了幾件這類的事都很好：揭露中共在外國的秘密警察局、反消息封鎖的「拆牆」運動、向外國暴露中國真相的大翻譯運動。這些抗爭的特點都是與中共短兵相接、直截了當打擊政權，值得香港人參考。攻擊政權不一定要學愛爾蘭 IRA 扔汽油彈，況且我們不在淪陷區、沒有地頭據點做那個，但只要大家敢想敢幹，無論在哪裡都大有我們「用武」之地。
關於上述三類實踐功夫，我有幾點觀察。
首先是，出亡初期，服務和帶服務性的游說工作需求最大，我們的人手、時間和心力的投入也最多、成效顯著，讓我們的社群得到各種西方國家給予的公共津貼、享受多種救生艇計劃。但是，五年之後的今天，這些服務性工作逐漸進入收縮階段，因爲較晚出來的香港人的移民準備比較充分，財力、資歷和語言方面所需的援助不多，實際服務需求逐漸減少；而且，西方國家近來因爲有太多更迫切的支援對象，於是開始削減對香港人的資助，我們的服務供應也因此減少。供需皆跌，服務環節因此會出現人手過剩。這不一定不好。
服務工作本身並無直接光復意義而必須由服務者一一導向、賦予動力，最終讓服務對象自發直接間接參與打擊政權。就以政治性服務工作為例：在海外搞游行示威、 6/4 集會抗遺忘等，都是好的，但便是記住了事情，年年參與不遺忘，政權也不會因此倒下；以前幾萬幾十萬人一齊搞維園燭光晚會、七一游行，也撼動不了政權分毫，現在分散海外就更不堪，因爲那些活動只能產生最基本的政治維繫作用，沒有攻擊性。舊約聖經《約書亞記》記載，耶和華著以色列人前往敵佔區耶利哥城，告訴他們繞城游行呼喊吹號，第七天城墻就會倒下；以色列人聽命去做，果然得手，遂輕易進入福地迦南。但那是神跡。三十多年來我們無論多少人喊破喉嚨、多少人吹號吹多久，中港政權也未損絲毫，遑論因此倒下；以後也不外如是。這是所有服務性工作本身的局限，大家對此要保持頭腦清醒。
至於國際游說工作中的間接攻擊性部分，也會遂步出現效益遞減，一是因為還未受西方制裁的中港酷吏減少，一是因為西方還在多方面倚賴中國，特別是還要和中國做點生意，故過度制裁對他們也有不利，因此必然有限。大家也許留意到拜登政府的駐中大使月前說中美關係已囘復到了某種穩定狀態。其實，游說外國政府制裁中港狗官，有點是要求這些國家代我們搞光復的味道；這對他們有代價，對我們卻沒有。這種免費午餐我們不可能再吃很久，革政權的命還需香港人自己幹。這意味游說工作也將人手過剩。
我因此相信，香港人的運動如果不大幅調整一直以來三類實踐的人手配備，很快就會愈發低效。直覺估計，三類工作的人手或時間投入比例目前大約是 7.9: 2: 0.1，而今後爲了光復，最優的比例應該大約是2: 2: 6，亦即要大大加强直接攻擊力。作這種調整需要運動中人高度自覺，因為沒有大台可以發號施令、讓人手配置達到理想的高効率。
不幸，自覺性不是傳統香港民主運動人的強項；還在香港的時候，示威游行靜坐的地點、時間、動作、口號、蠟燭等都是大台替大家安排好的；2012年之後，運動的自覺性有所提升、2019年達到高峰，可惜為時已晚。其實，在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成長過程裏，父母期望的是他們讀好書、畢業找一份好工，鮮少是鼓勵他們當興業家艱苦創業；讀完書做生意的也多是繼承祖業，也不是人人都願意。但現階段建國工程所需要的，卻是大批曉自發、能興進擊之業的運動人。因此，我勸諭大家，出來了便要下脫胎換骨的決心，原因是我們過去得到的培養和訓練，往往與建國任務所需不匹配。
最後和大家討論光復的學問和實踐怎樣接駁、知行如何合一。
上述研究計劃幾乎還未開展，故這個接駁問題暫時無法完整解答，但有些想法卻可以先行探討。我擧兩個國際綫例子説明。
想法一：如果研究結果認爲一個平和的「瑞士模式港獨」是可以在某種可能出現的國際環境裏實現的話，那麽就應該及早在國際上進行這個模式的推介和遊説，使能水到渠成。過去，國際遊說工作都是滯後的：有了國安法,我們才向西方國家遊說要救生艇；中港官員作惡太厲害，我們於是游說要制裁。這兩種滯後的游說都比較容易做，因爲可怕的事實都擺在那裏了；但像上述港獨模式的推介游說主要是前瞻的，因此歷史和理論的研究都要做得特別充足，説出來才更動聽、才能打動人心。
想法二：上述「建國學」的焦點放在建國前，研究新興國家在什麽條件下產生、走的什麽路徑。但新興國家產生之後，如何建立、建立什麽樣的政體、建立了能否暢順運作，等等，都大有學問。孫文建國過程太倉促，這些問題未研究好，清皇朝就頹然倒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以致他的有關建國後如何運作的論述如《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竟然都是辛亥革命後大約十年才出台的，未免太遲。新的國家如何建構體制、如何運作，固然有大量政治學研究作參考，但如果有一批已有真正民主體制運作經驗的人從第一天就操盤，新興國家就更易上軌道。故我的建議是，我們由現在起就在西方各國成立香港人的政黨，積極訓練政治人才參政；選票數量不足的話，可以連同海外的藏、維、蒙、台人合作，所組政黨稱爲 Third Nation Party （First Nation 在新大陸國家裏通常指原住民），每個民主國家裏設一個，形成網絡。起初，這些政黨不推擧自己的候選人，只致力公開調動選票支持同情中國周邊民族解放獨立的其他黨派及其各級候選人。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容易取得資源並能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更有利推動新的推介性的游說工作，使各國友好黨派同情我們的光復綱領，願意支持我們獨立。由於各民主國家的政體都不盡相同，這個政黨網絡裏的香港人得以親身認識各種不同的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利設計香港建國之後最適宜的新體制。如何在海外成立政黨、怎樣取得資源、怎樣結盟，都有學問，最好一面做一面學，知行合一。
我建議成立一批戰工群，從光復三學三實踐的框架提取若干研究主題和行動項目而從事之，所得成績和心得作成報告提交予下一次 Hong Kong Summit 召開時討論，這樣就可朝產生一個香港獨立綱領行進一步。如是者若干回合之後，一個內容堅實、具說服力的港獨綱領就在望！
流亡運動如逆水行舟，我們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紅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卻沒有神跡助我們把海水分開，沒有天降馬納讓我們活命，更沒有一個耶和華給我們誡命石板，惟有迎難摸索前進。要在運動灰飛烟滅之前回到我們的福地，只有一兩代人的時間，而且轉眼已過了十分一或五分一，大家不可以蹉跎歲月。
我就講到這裏，謝謝。
※練乙錚為香港經濟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前副院長、《信報》前總編輯兼主筆。本文為日本東京一橋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舉辦〈日本香港民主峰會〉主題演講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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