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 B. 伯里
（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学家和文献学家
1902年获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
我们常听得人家说，思想是自由的。原来一个人无论思想什么，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动者，只有他的经验和他的想像力。但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他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并且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跃，是极难隐藏的。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怀疑支配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观念和习惯，或要反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方法，而他又坚信着他自己所推证的真理，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一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
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视为当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们已惯于这种状态，所以当它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能获得的。费了数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开化的人民信服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而不是一件坏的事。人类社会（有几个显著的例外）大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就是反对新的观念，其原因也不难发现。
常人天生迟钝，大都缺乏抵抗力。他们的精神界里的信仰都是不加疑问而承受的，并且是坚执不疑的；凡是推翻现存社会固有秩序的事，他们本能上都是仇视的。所谓不能与他们所持的信仰相一致的新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心有改造的必要；可是这番手续又非易事，必得费许多脑力才行。社会上的大部分是这一种人，一切新观念和怀疑各种固有信仰和制度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都是罪恶的，他们的理由就是与他们不适合。
这种由于头脑迟钝而起的抵触又因一种积极的恐惧情感而加甚。由保守的本能造成一种保守的教条：社会组织上如有什么改变，就要危及到社会的各种基础。一国的幸福专赖它的能稳固不摇和一切习惯制度的能保守不变的那种信仰，到晚近才得革除的。无论何地，这种信仰一经流行，各种新的意见就都被视为危险的、扰害的了，如有一个人对于一向承受的原则发生“为什么”的不合时流的疑问，那么，他就要被视为一个有毒的人物了。
保守的本能和它所造成的保守的主义又因迷信而势力益大。若社会的组织——包括习惯和思想的全体——与宗教信仰有了密切的关系，且被视为在神的保护之下，那么，批评社会秩序就是犯着不敬神之罪了，而批评宗教信仰就更不啻对超自然的权力者直接挑战了。
产生仇是视新观念的保守精神的种种心理动机又因社会上某些有势力的派别——例如一阶级，一门阀，或一僧族——的积极反对而更加猖狂；这种有势力的部分的利益专赖固有秩序及其根据的种种观念的维持不变。
我们试设想有一种民族，他们相信日蚀是他们的神为着某项于他们有益的事件而示的预兆，有一个聪明的人却发现了日蚀的真因。其余的人见到这种发现很难与他们的旧观念相调和，所以只觉得讨厌；又因这种发现推翻了他们所认为于社会最有利益的习惯，所以又是扰乱了他们；并且这种发现是违犯神意的，所以又使得他们惧怕。那以解释上天的预兆为职权之一的僧侣，见了这种新学说要妨碍他们的权力，自然也非常惧怕，非常愤怒了。
在草昧时代，这种动机在社会上占的势力甚大，一定阻止了社会的不少进步，或使社会的进步迟缓了。自后在历史上多少次妨碍了知识和进步。在今日，即在最进步的社会中，这种动机虽已失了势力，不能阻碍进化，或禁止革命思想的发表，可是我们仍见他们在地下蠢动。我们仍时常遇见两种人，他们视新观众为扰害的东西或危险的东西。一班讨厌社会主义的人，大都对于赞成它或反对它的理由都不加以考察，只是老板板地厌恶，他们的理由只是因为这种思想要扰乱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且对于他们所习惯的事物秩序含了激烈的批评。又有一班人见了改革现代不健全的婚姻制度的提议，丝毫不肯加以考虑，因为这种观念违犯与宗教礼式相联的许多成见就是它们惟一的理由。试看以上这两种人在现代社会中还怎样的多呀！他们是否正当，那是不一定，但总不能深责他们。他们所以如此，也正因受着以上所说阻碍初民社会进步的那种动机的影响所累了。在现代自由的空气中，四面的人日日追求新观念，惟恐不得，尚有这种头脑的人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到当古代公共意见为这等人所支配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怎样的被束缚，阻碍知识的势力怎样的大呀！
不顾权威，不顾他人的成见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现在虽已成了固定不移的原则，但我想在古代只有很少数宁死不屈的人才能根据理性以争取这种自由。我们每每认为言论自由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或即以此为各种反对论的充足答辩。实则这种权利是怎样才得建立的，不易见出。
若认为人类有几种所谓“天赋的权利”，那么，保持生命的权利，蕃殖种族的权利，一定是属于这一类了。可是人类社会中又有许多限制，使好些人不能享受这种权利。穷苦的人要取属于他人的食品是被禁止的。乱交是有许多法律和习惯禁止的。现在大家公认社会的限制这些原始的权利是应该的，因为若没有这些限制那么社会的秩序就要紊乱了。我们既承认发表意见是相同的权利，所以要求社会不干涉它，或说社会限制它是不应该的，那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前两种的限制是关于个人的行为的限制；而对于思想自由的限制，只关系到那有革命的或反习俗的意见要发表的少数人。原来根据天赋权利的概念，是不会有颠扑不破的论证的，那不过是关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一个不可靠的学说罢了。
有统治社会责任的人又要申辩道，禁止有害的意见的流行是他们的责任，就和禁止一切反社会的行动一样。他们可以说一个人宣传反社会的思想，比之窃邻人之马，或向邻人之妻求爱，其危害要大得多。他们对于国家的幸福是要负责任的，若是他们认定某种意见是危险的，要妨碍现有社会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条，那么，他们就有禁止它以保护社会的责任，和禁止其他一切的危险一样。
对于这种限制思想自由的论调的切实答辩，要在后面叙述。最初几乎无人了解这一问题。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得公认压迫思想是一种谬误行为，到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一部分的人已相信这个结论。在著者看来要算是人类所得的结论中最重要的了。这就是权威（Authority）与理性（Reason）不断斗争的结果，也就是本书的论题。“权威”一词，还须加以解释。
我们若问一个人如何知道某事，他可说，“我有权威的根据”；或说，“我从某书上看见的”；或说，“这是一个常识罢了”；或说，“我在学校里学得的”。这种答复都表明他的知识是从他人得来的，他完全相信他人的知识，毫不加以验证，或亲自思索一番。常人的知识和信仰大都是属于这一类，无非是从父母师友以及书报中得来的，并无证明。英国的孩子学法文，就是根据他的教师或文法书的权威才得到法文的变化和意义。“在某处地方有一座居民稠密的城叫做加尔各答，如图中所示，”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事都是根据权威而知道的。“从前有拿破仑或恺撒其人者，”也是由这样而知道的。通常的天文知识，除对于天文学有研究的人外也都是由这样而知道的。不消说，若不承认根据他人的权威而得的知识，那么，我们的知识就简直太有限了。
不过我们要能够可靠地承认某项事实，必得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事实必须是能够证明的。以上所举诸例都是属于这一类。那孩子一旦亲自走到法国或能够读法文书时，就自然能够证实他根据权威所得的事实是真实的了。我们只要肯用心，就不难亲自证明加尔各答的存在，我们由日常事件中，可以证明这事的可能。我们固不能应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拿破仑的存在，但我们若有怀疑，只须用一番简单的推理作用，就可以证出有许多事实与他的不存在相矛盾。我们所以能够相信地球距日约九万三千万里，也是因为各天文家都承认这事是证明过的，他们的承认所以能相信者。也是因为先假定这事已证明过的，若我们也实际去计算其结果一定也是相同的。
不过我们脑筋里的思想不尽是属于这一类。常人的思想大都固是可以证明的，但也有许多的信仰和意见是根据权威而不能证明的。例如信仰三位一体说（Trinity），就是完全根据于教会的权威的，显然与对于加尔各答的信仰有别。这种信仰，我们只可根据权威而得，却不可根据权威而证明它。我们若承认它，只因为我们十分信仰这种权威；以至它的一切论断，虽不能证明，我们的是坚信不疑的。
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简直不须再加以剖析。但使它更明显，也是很重要的事。原始时代的人从他的长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恶魔，后来他果然见过了一只熊，因而证明前一句话的不错，但他虽未遇见什么恶魔，除非他有神异的才能，他终不能明了这两句话的不同之处；他若发生疑问，一定总想道，他的长者对于熊的话既说得不错，那么，对于恶魔的话也一定可靠。中古时代的人根据权威而相信有一个叫做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的城，又相信彗星是表示神怒的凶兆，他们也一定不能分别这两者的性质。即在今日，我们还有时听得一种论调道：我既能根据权威而相信加尔各答，难道我不能根据权威而相信恶魔吗？
各时代的人民对于那未经证明或不能证明的教条都只是根据公共意见、教会、圣书等的权威而承受的，其所以承受者，或由于命令，或由于他人的期望或请求。关于自然界和人事的种种信仰，大都不是根据科学的观察，只因它们直接或间接对于宗教和社会有利益，所以向来能得着实力的保护，而不容那惯用理性的人批评。至于可证明的事实，纵有人不相信，也没人来注意它。假使一个人怀疑拿破仑的存在或怀疑水是氢和氧化合而成，那么，他不过给人一个笑柄罢了。若他否认那不能证明的教条，如人格的神的存在或灵魂的不灭，那就要受严酷的排斥或置之死地了。在中古时代，一个人若怀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过给人称为傻子罢了，但他若怀疑彗星的意义，那就要大受摧残了。他若失常得至于否定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存在，也是逃不了被笑的，因为耶路撒冷明明记载在圣书中。
在中古时代，一切信仰都为权威所垄断，权威认为真实的就是真实的，理性是无立足余地的。但理性对于这种强制的信仰，非经它的证明，是不肯承认的。理性的范围是限于经验界。又因为经验界的各部分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倚的，所以界外的领土，非经它的考订，不肯接受，权威非有可靠的证明书，也是不得侵入界内的。
绝对肯定理性在思想界的专制权，就叫做唯理论（Rationalism），到今日，我们还见得有少数人非难它，可见一向理性与其对敌的争斗的激烈了。在神学界，理性肯定曾受过严酷的排斥，所以唯理论一名词常用于神学方面。同样，拒绝思想受权威的支配而坚定思想只受思想自身的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thought），也有神学上的意义。在这种冲突里，权威曾得着很大的胜利。无论在那一个时代，真在注意理性的人总是居很少数，这种现象在未来也许还要继续很久的时期。理性的惟一武器就是辩证。权威所利用的是物质的和道德的势力、法律的压迫和社会的非议。有时它也试用它对手的武器，于是只有自伤。权威处在的战略位置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战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分裂许多派别。于是理性得着良机可以进人敌人的营地，打着敌人的旗号，为自己的胜利作好预备。
或有人抗辩道，因为权威所承认的教条是出乎人类经验之外的，故不能证明，但同时也不能证明其不是，所以权威有合法的权力。自然，不能证明其不是的命题，我们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坚强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们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命题在未把它们谬误证出之前，它们就都是确然可靠的。若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确然可靠的，那么，除理性外，谁能任决定之责呢？若谓这可由权威来决定，但是向来有许多根据权威的信仰，后来终证出其非而绝无人信仰了，那又怎么说呢？但仍有人说，我们未将神学上的教条的谬误点证明之前，终不应该排斥它。须知证明的责任不光在反对者的方面，他们自己也要负证明之责。我记得有一次谈话中，有人非难到地狱之说，那拥护地狱之说的朋友就得着胜利似的说道：“荒诞虽似荒诞，但你究竟不能证明其无。”譬如有一个人对你说，在一个绕行天狼星的行星上有一种愚蠢的民族，他们说的是英语，终日讨论优生学，这事我们是不能证明其无的了，但我们因为不能证明其无，就可以认定那是一定可信的吗？但将这事反复到某种程度，使有很强的暗示力，那么，就有许多人一定相信了。这种势力大都是利用重辞的反复（这是近代广告术的学理的根据），对于权威思想的建设和宗教信条的宣传，曾有很大的功绩，可幸理性也能利用这相同的助力。
下面的叙述只限于西方的文化，起自希腊时代，凡主要的方面均经论及。但这不过是一个很简略的导言，未能尽量论述，若要宏大而完备，须不但包含宗教、基督教教会、异教（Heresy）、逼害（Persecution）等的历史，并且须含有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政治学史。从十六世纪至法国革命时代，差不多各重要的史事都与争取思想自由有关。古代文化衰颓以后的种种理智势力和社会势力的趋向和相互关系对于理性的解放，曾阻碍过，也曾帮助过，要考究它们，非出毕生之力不可，要尽量叙述它们，也非数大册不行。不过指示这争斗的大势，并讨论他所专习的方面，这是人人能做的事，即写出比本书更巨的著作，也不一定怎样困难。
本文选编自《思想自由史》，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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