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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打假!論後真相時代中國社會心理出了問題

「打假」成了一種奇特的中國文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一般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


當代政治觀念




613日,中國江蘇省漣水中等專業學校一名17歲女中專生姜萍以第12名成績,晉級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決賽。這件新聞爆出之後,立刻引起輿論海嘯。


起初,公衆的關注點是:一名女中專生,因爲勤奮刻苦加上數學天才,「逆襲」清華、北大等海内外一衆名校高材生。且不論是不是新聞噱頭,這種事情似乎只是網路小説上才有的情節。其傳播之迅廣,足以見得公衆對「奇跡」的心理期待,並不是空穴來風。而跟風者不乏有濫情的、有勵志的、有藉機抨擊中國教育的,有人甚至就姜萍該去哪所大學深造掀起大大小小的駡戰。


差不多同時,質疑聲浪也逐漸擡頭,並且越往後就越是壓過其他聲音。與此同時質疑者還有激進化傾向,除了質疑姜萍數學能力、團隊造假、虛假營銷之外,甚至還有人發起針對姜萍支持者的網暴行爲。一時間各種陰謀論、懷疑論和來路不明的傳言甚囂塵上。此外,還有網民將姜萍頭像用於含有諷刺性質的惡搞。儘管只是質疑,而且尚未涉及到司法調查和裁定環節,許多網民就已經信誓旦旦地給事件進行「定性」和「判決」了。


這種質疑現象,在互聯網時代是比較常見的情況,其他國家也有,但是中國有所不同,尤其中國是個有「打假」文化的國家。「質疑」跟「打假」,背後是同一種社會心理:由於公信力長期缺失或別的原因,民衆有關真實性的觀念發生了位移。


當我們說有關真實性的觀念發生位移時,我們通常説這是「後真相時代」的典型特徵。雖然同樣處在後真相時代,中國與其他國家卻有很大不同,並未因爲互聯網和全球化而趨同。


《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 2004

「後真相」(post-truth)這個詞是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開始浮出水面的。這個詞也在當年成爲《牛津英語詞典》收納的年度詞匯,儘管發明這個詞可追溯到1992年,2004還出了一本書叫《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後真相時代》這本書提出:「在後真相時代,不僅有真相和謊言,還有第三類模棱兩可的陳述:既不完全是真相,也不完全是謊言。可以稱爲強化真相、新真相、軟真相、假真相或低度真相。」¹


無獨有偶,不論是2016年美國大選,還是2004年的《後真相時代》這本書,「後真相」這個詞討論内容都跟唐納德·川普(Donald J. Trump)有關係。不少人認爲《後真相時代》確實預言了「後真相時代」來臨。


《牛津英語詞典》用「後真相」一詞來指在某些情況下,客觀事實對於形成公眾意見的影響力不如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² 但是這種描述在中國語境下並不能完全匹配,因爲在中國語境下,要認知事實的難度要大於美國。比如在「鐵鏈女事件」中,媒體和政府都有公信力污點,調查過程既不透明,又多次前後矛盾,而且還不存在獨立調查,民衆沒有被説服,而是被强壓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真相從始至終都處於混沌不清狀態。一切都是稀里糊塗開始又稀里糊塗結束。


在「鐵鏈女事件」中,儘管同樣存在公衆不得不依靠情感取向和個人信念,來選擇相信哪一種「事實」,比如親政府人士更容易相信官方媒體報道和政府説辭,而具有反政府傾向的民衆更愿意相信情感上的真實性,即相信「鐵鏈女事件」存在被政府大量掩蓋的真相,而且這些質疑都有跡可循;但是在中國語境中,事實和真相更像是一種被壟斷的權力,絲毫不容挑戰。


這樣壟斷真相權力的結果就是:一方面陰謀論和謠言盛行,另一方面民衆不斷尋求其他可以替補公信力空缺的代理人。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儘管中國也同樣流行跟俄國和美國社會相似的陰謀論,比如阿波羅登月造假陰謀論;但在中國社會,陰謀論卻並不是純然爲假的。


比如2023年夏天中國前外長秦剛失蹤後不久,各種謠言和陰謀論就甚囂塵上,結果後來發現秦剛確實是失蹤了,而且其所擔任職務也被逐一解除。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12年重慶市原副市長、原公安局長王立軍美國領事館避難事件。在消息正式證實之前,各種形形色色的謠言和陰謀論就已經繪聲繪色地傳出來,等事實澄清之後,公衆發現傳言並不都是假的。如果始終沒辦法澄清事實,公衆將跟在「鐵鏈女事件」中一樣:一部分人指責「陰謀論」跟「謠言」,另一部人選擇相信被斥爲「陰謀論」跟「謠言」的觀點。
也就是説,與美國和俄國社會橫流的純然虛假的陰謀論不同,在中國社會真相也可能以看起來虛假的形式流傳。這種情況更加加深了中國民衆識別真相的困難性。在這種複雜環境之下,毫不奇怪中國社會流行的有關真實性的觀念也跟著發生變化。


這是中國社會流行「打假」文化的社會背景:由於真相被權力壟斷,民衆被迫尋求其他代理人來填補公信力缺口。這種情況就像是真相出現了一種半開放的市場化傾向:不但有個體或企業以「打假」爲旗號積攢公信力,還出現了「職業打假人」這種次生行業;但是這些「打假」活動通常活躍在政府模糊的禁區邊界之外。


比如在「鐵鏈女事件」中對政府調查結果進行「打假」代價就更加慘重,比如一些獨立媒體人就因此鋃鐺入獄,乃至失蹤。在政府默許的領域「打假」,政府通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比如姜萍事件。當然,還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領域,比如食品安全衛生打假或假冒僞劣商品打假,政府有時候是支持態度,有時候也持打壓態勢。


然而「真相市場」的半開放的市場化,卻造成了諸多扭曲。這些扭曲現象在其他文化環境中比較少見。比如美國同樣也有「打假鬥士」,比如詹尼佛·伯恩(Jennifer Byrne)就曾因爲學術打假,被著名的《自然》(Nature)雜志列爲「2017年十大年度人物」。³ 連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長也曾被學術打假拉下馬。⁴ 但美國是一個開放社會, 其「真相市場」也是完全開放的,即使存在某種程度的扭曲也不如中國這邊突出和典型。


下面就來講一講,由「真相市場」半開放的市場化,導致的中國社會的扭曲現象。經過我們的分析,讀者會發現,中國社會不僅在信任關係上存在扭曲,在真相觀念上也存在扭曲,甚至社會還出現了一些扭曲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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