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岑耀信（Lord Sumption）勳爵高調辭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隨即惹來北京多個部門密集的人身攻擊，指他「失實、失信、失德」、充當外國政府和政客「政治操弄的工具」等等。這些激烈措辭，不知有何事實依據，但充分反映北京怒火中燒，從中亦可見岑耀信勳爵今次辭職，及其後對香港法治的批評，是如何準確刺中北京的政治中樞神經。
單看岑耀信勳爵的背景，便可明白北京何以採取人格謀殺的嚴重譴責，以對付他的辭職。岑耀信勳爵是公認的法律奇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前，未當過全職法官，在英國史上第一人。他2018年退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前後，法律界特別向他致意而出版的學術論文集起碼有兩本，分別探討他對私法、公法以至法治的貢獻。
同時，他也是著名歷史學家，著作等身，其中對英法「百年戰爭」的四卷歷史研究，更被讚譽為巨著，既充分運用多方面的原始記錄，對歷史也能賦予同情的理解。一位重量級的法官和歷史學家，曾經參與終審法院的司法工作，如今論斷香港的法治身陷險境，即使不看批評內容，單憑批評者的公信力，就可知岑耀信勳爵今次請辭有多麽轟動。北京要找到和他級數接近的人物，為香港《國安法》和法治背書，難乎其難，因此提高嗓門猛力炮轟，看來是沒辦法中的辦法，也就不難理解了。
岑耀信批47人案裁決站不住腳 香港法治基礎疏漏百出
不過，猛烈抨擊不能解決三大疑問。首先，北京眼中這個操弄政治的外國勢力「壞分子」，竟然可服務終審法院大約五年，誰要為此負責？既然北京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那麼除了委任岑耀信勳爵的前任特首林鄭月娥之外，其他負責把關的中央機構，如港澳辦、中聯辦等等，又是否失職？北京又如何看待他過往的判案呢？
其次是岑耀信勳爵質疑立法會47人案的裁決，並不符合法治原則。他認為，既然《基本法》寫明以普選為終極目標，並容許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同時又規定兩度否決預算案的話，特首便需要下台問責，那麼47名被告並無不妥，因為他們通過初選，由選民決定誰來參選，謀求在立法會取得多數議席，再以否決財政預算案為談判條件，向當局爭取落實普選及其他要求，不外以合憲手段爭取憲法訂明的目標。
法院如今裁定不能以公共財政以外的理由否決財政預算案，更不能以此要脅行政長官改變政策，違者等同阻礙政府運作，罪犯國安須處重罰，在他來看，不啻是將合法手段和目標都變成「非法」。更重要是，裁決代表香港的司法考量出現巨大的變異，跟他對法治的信念有根本的分歧。因此戰狼式破口大罵，上綱上線，不能說服也不會嚇怕他，只會證明他認為香港走向極權社會的判斷，千真萬確。
其三是他指出香港法治的基礎疏漏百出。首先，立法會可以快速通過《國安法》，可以對殖民地煽動法規全部保留，法官面對壓制自由的法律，別無選擇，唯有依法判案。其次，香港終審法院的裁決其實不是終審，北京可以按照需要，通過全國人大釋法扭轉香港法庭的裁決，取得喜歡見到的結果。其三是執政者被迫害妄想症作祟，被授予《國安法》的權力，表面是平服暴亂，其實是取締和平的政治反對聲音，包括反對派政治勢力、支持民主的媒體、和平表達意見的民間團體。最後是官員及親政府媒體對不利政府的法庭判決嚴厲批判，營造壓抑的言論環境，法官需要額外勇氣，才敢作出「政治不正確」的裁決。
香港法治的系統性制度 劃定人民和政府權力界限
可見，岑耀信勳爵所講的法治是一個系統的觀念，包含法律制訂及理念、政府施政取向、香港法院的權威及言論自由環境四方面所決定的權力格局，以及由此劃定的人民權利和政府權力兩者之間的界限。他認為香港的法治身陷險境，亦同時指它慢慢成為極權主義國家，雖然沒有解釋兩者的關係，但意思清楚不過，就是指政府大權在握，足可界定官民之間的權力界限，也代表香港與法治的距離越走越遠。
一石激起千層浪，對於岑耀信勳爵的正面挑戰，北京該先理清問題所在，逐一解答上述三大問題，特別以系統的角度，論述香港法治的制度狀況，否則一味破口大罵，或者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法官判案不受干擾等等，不要說無法面向國際，講好香港故事，單是安撫剩下來的七、八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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