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 20240628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吸取了苏联政权垮台的教训。在经过了两年的严苛管制之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下巡察深圳，这个于一九七九年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并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政府将会尽所有努力保证发展，建成小康社会，而这将会是党的首要目标。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逃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悲惨”命运：共产党党内的分裂、政权萎缩以及最终丢失执政权。
在此之外，中共还有另外一个新战略：透过改革令党更能够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经济环境。这个战略并不比坚持改革开放次要，像沈大伟和其他学者也对此有所研究。
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个目标需要党能够做到对意识型态和组织架构的改造，并进一步培训党国体制内的干部群体。
江泽民在二○○一年提出完善的“三个代表”理论，则是中共最大的理论创新之一，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能够让私有企业家加入党组织。这个理论的提出也象徵着，中共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或全民党，也正如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所宣称的，它似乎在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逐渐变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在二○○七年将其写入党章；尽管这个理论并没有太受到公众的注意，但它也象徵着共产党至此转变为一个执政党，不再是以一个革命党的身分存在，而这也使得它从今以后必须逐渐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二○○四年，时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目标，它也成为党的首要目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如此喜欢宣扬自己中国特色的一党制度和执政，是如何比西方国家那种永远被选举风波、反对党和公众舆论侵扰掣肘的制度要更高效、更适合中国的需要。
在习近平任下，这种意识型态的演化变得更为正式。“中国梦”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型态体系：在二○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前，中国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并要在二○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之前成为一个“强大、繁荣、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在党的十九大时，这些目标都被写入党章，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下文将会继续讨论），并且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实际上，正是因为习近平，或出于整个党中央对于苏联解体的恐惧，这些改革措施才会不断地被推行。习近平在就任之后，很快就重启了对于苏联解体教训的研讨；二○一二年十二月，一份在一个月后向普通党员公开的内部演讲稿中，习近平提出了苏共和苏联瓦解的两个主要原因：（1）针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对列宁和史达林的否定以及伴随的“历史虚无主义”；（2）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以及党对其掌控的权力丧失（非党化）。最后，习近平用一段不光彩的性别歧视话语总结了他的演讲：“最后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这种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危险的谴责并不新奇，我们可以在后天安门事件时期，乃至一九七九年毛泽东逝世后时期宣扬“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的魏京生被捕事件上看到。从一九九一年开始，针对戈巴契夫是“社会主义叛徒”的谴责也层出不穷。二○○四年，刚刚__就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就曾宣称：“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开放政策和多数主义，他成功地迷惑了苏共和苏联人民。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正是因为他所施行的这种‘西方化’和‘资本主义自由化’。”
习近平的上任使得针对“和平演变”倾向的压制措施变得愈来愈强。二○一三年，中共下发了一份著名的内部参考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型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九号文件），直接地攻击例如宪政、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多党制度等西方价值观。我将在后文着重讨论习近平是怎么样强化党对军队的控制，但从党中央的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内高层是如何对苏联政权解体这件事情感到焦虑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共正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习近平想要警告他的同僚，说服他们要更严肃地对待和打击腐败现象，想要推进改革，而不是去削弱一党专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二○一三年时习近平选择以强力、无情的方式打击宪政运动，不论这场运动是如何试图从习近平“把权力放进笼子里”的理论中获得资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反对任何称得上显著的政治改革，只允许那些改善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以及自二○一三年开始现代化司法系统的司法改革；这也是为什么他比其前任更强调集中权力，将他的“思想”写入党章中，并在二○一八年透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对于苏联解体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高层对于那些违背一党专政制度的措施那么反对，以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推行那些政治上的改革：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稳固现有政权，确保它能够长期存活。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所以官方会说这场反腐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正是因为它同时针对“老虎”和“老鼠”，也就是那些牵扯进“罪行”之人，不管官位军衔高低。这场运动使得中共能够巩固权力，并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垂直问责”更加高效，因为正是这个机构系统主要负责这场运动的推行。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由王岐山掌管，二○一七年到现在由赵乐际掌管，他们都是习近平身边的心腹；中央纪委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下访巡视的次数变多，常常进驻省级政府、国务院部门、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此外，从二○一二年开始，地方层级的纪委开始归更高一级的纪委管理，而非此前的同级党委会管理，因为此前的管治结构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纪委发挥作用。
反腐运动的成果很快便显现了出来：二○一三年开始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被判罪的干部数量急剧上升；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约有一百五十三万名党员面对反腐纪律检查；与之相比，二○○七至二○一二年只有约六十七万名。随着习近平逐渐巩固他的权力，一些被人们认为不会受威胁的高层也开始瑟瑟发抖：这包括了周永康、两名刚退休不久的解放军高级干部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胡锦涛的前任副手令计划（相当于参谋长的地位）。薄熙来的落马向群众揭露了特权阶层所享受的生活，在城市中产阶层中口耳相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形象。到了二○一八至二○二三年间，又有三百七十万桩腐败案件进入调查。
尽管如此，腐败现象作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将会在中国长期存在，但在今天它已经比以前更隐密得多：官员愈来愈少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财富水准，宴会和公款旅行已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干部被动接受贿赂的风险也大了很多。我们可以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
附：
高敬文：从极权过渡到威权 ─ 中共并无灭亡之虞
要在短短数页的篇幅内讨论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优缺点，以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读者对中国政权组织机制以及权力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感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阅读我其他的法文著作。尽管可能有些过度简化，但我想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自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从极权体制过渡到了威权体制。
尽管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天下，这个政权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两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它修改了执政的意识型态，改善了干部的规训体制，使政令的上传下达更加灵活，使得整个政党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将执政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上，但也同时使得腐败现象大规模爆发，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以裙带关系为连结、具有半黑社会半寡头色彩的统治阶层。
然而，中共并无灭亡之虞：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的教训，令它选择了在不削弱政治垄断权力的前提之下，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它也成功遏制了腐败和黑社会的现象；此外，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控住了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指挥权，当下不存在具有实质性威胁的政治势力。换言之，这个宣扬威权主义、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权将很可能长期存在。
中国的党国体制：一个制度性的悖论
于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体制，我将这种复杂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党国体制”（party-state）。在这个体制中，执政党与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这个体制在稳固的同时亦能保持灵活长久。这个体制在五○年代时，经历了毛泽东与其同僚实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一系列的改革转型，也同时经历了毛时代的所有政治风暴，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跃进，以及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其后解放军解除红卫兵武装之后，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邓小平和他的同党也调整了党国体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下令军队暴力镇压了那年春天的民主运动，并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来，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国民生产毛额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位居第一的国家。
透过上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篇章的回顾，我想要提醒读者们注意共产党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力和适应能力。
这种能力是灵活而具有弹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识型态和组织结构中体现出来；这种能力是在中国社会希望摆脱贫困，乃至希望国家富强，能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由诸多个体户和私人经济带动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党国体制解除经济活动的限制，而这从农村地区去人民公社化开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渐延伸到城市地区乃至外贸领域。从一九七九年起，中国就开始欢迎境外投资（以香港和台湾为首），建立经济特区，并开始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取消了国家垄断地位。
然而，中共从未想要与其他政治势力分享权力，亦无意图完全放弃对经济的控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绝不能低估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前所确定的意识型态、体制和战略的延续性。首先，整个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时就确立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基础上运作；尽管党的目标和重心在改革开放后都有明显转变，它所运用的政治语言却没有太大变化：这仍然是一种受苏联风格影响的语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后这种语言和汉字还被简体化，形同背叛汉语表意文字的传统。其晦涩难懂的风格，在党政机关之外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况下便会使用毛泽东在另一个时代所用的“游击战术”来进行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也延续了“运动式治理”的传统，正如习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运动一样，也在法律法规之外透过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动改革。
各级和各部门的中共官员都享有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构成了党国体制运作发展的根基之一，保证了这个体制的适应力和灵活度，但也成为了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国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权：在农村地区，土地归“集体”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层组织的管辖，这也成了无尽利益纠纷的根源；在城市地区，土地是公共财产，当地政府官员有权以自由裁量的形式处置。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尽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确认了市场将在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党国体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们认为有战略意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大型企业（截至二○二四年全国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并，亦成为统治阶级权力寻租的来源。
事实上，党的领导人一直都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直接从被他们把控的国有经济部门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时与企业家等私有生产者产生非正当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具有实权的干部家庭富有起来，在体系内孕育了一个新的具有裙带关系色彩的寡头特权阶层。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称为“太子党”的领导人后代就开始进入商界。例如，李鹏的后代在能源部门有相当的投资，江泽民的后代则在电子工业领域耕耘，而邓小平的亲属则是在军工领域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这种系统性的裙带关系也在地方层面存在，而这种潜规则也恰恰使得“红二代”和“官二代”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来。此外，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黑手党化”也是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现在拥有将近九千万名党员（截至二○二三年底为九千八百零四万）、近七千万名体制内成员（横跨行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约三千万名干部和一千万名实权领导，包括六十五万名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以上这些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跟民主国家与多党政治中所认知的“政党”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对其领导人与党员来说，党不只是政府的专政者（“无党阶级专政”的那个专政）与组织者，甚至堪称是国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气”，没有“气”，国家就会枯死。习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权后，强化了党对国家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来，收紧的力量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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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 20240629
习近平就任后，政府对异见人士、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制日益增加，坊间就此已有诸多讨论。对于这一点，我不会提出质疑：自二○一二年以来，诸多国家安全相关的决策、法律和政令都试图更高效地阻断任何挑战中共权威的活动，试图在摇篮中扼杀任何对他们的挑战。这些举措包括：二○一三年在习的指示下，通过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随之而来的关于国家安全、国家机密和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二○一五年七月大规模地对超过二百名人权律师的逮捕，大部分这些人权律师在稍后被释放，但仍处于严密的监视下。时至今日，党有能力运用各式各样的科技方法（像是社群媒体、脸部辨识等），动员大批线民（根据裴敏欣的说法，约有一千六百万人之谱），确保对民众的监控。
尽管如此，这种压制政策的连续性可能比大众所想像地要强得多：它可以溯源至天安门事件，乃至一九七九年时对“民主墙”的封禁以及对魏京生的逮捕。从那时候开始，中共以及它的安全部门就开始持续监视异见人士的活动。一九九八年江泽民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党并逮捕它的所有政治领袖；一年后，他下令禁止法轮功运动。法轮功是一个佛教的宗教组织，在军人和老年人群体中十分流行，以练习“气功”为主要手段，并一直寻求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地位。有些人期待在二○○二年胡锦涛继位后一些政治改革得以施行，但这种希望很快便消失殆尽。二○○八年，胡政府就在《零八宪章》发表前夕逮捕了刘晓波；《零八宪章》是一份宣扬逐步民主化的联名文件，一开始超过三百名中国学者都参与了连署。一年后，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随后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九年，并于二○一七年因癌症末期逝世前一个月才被允许保外就医。二○一○年十月的时候，中国政府猛烈抨击了诺贝尔基金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事情，并因此对挪威施加了强而有力的制裁措施。
就算这样，一些观察家依然认为习近平的前任们有意图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但我相信他们并无这种念头。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江泽民致力于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但这并不代表党国体制有意让司法系统独立于党运作，也并非对那些挑战政权的人持宽容态度。胡锦涛的计划也同样如此，就算他想要推动这种虚无缥缈的党内民主，这也完全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共和国民主化”的第一步，他对那些想如此做的异见人士也毫不宽容。在二○○三到二○一三年间，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呼吁重启“政治改革”，宣称基层民主选举可以被扩展到更高的层级（乡镇乃至县级）。结果是，这些努力似乎多半是基于想要提升中国海外形象的愿望，而非真正做出什么改革。不论如何，当温确实做到施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坊间对这些行为的误读从未消失：实际上，从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宣扬“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改善、现代化乃至稳固党国体制对中国社会的领导以及改善管治手段，而并非为了最终结束一党专政制度。套用一个很有名的论述，这些改革完全是体制内的改革，体制外的人根本无法触及。
换句话说，中共一直有很高的警惕性。随着习近平的就任，这种警惕心只增无减。不过，我们能不能说他们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呢？
实际上，很多人都质疑这个政权的偏执是否真的站得住脚。我会觉得这种偏执更多是来自于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想要更好地管控风险，而非真正要面对一个隐藏极深、成体制的反对势力。我稍后会着重讨论中国的政改和民主化运动，但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这些民主化运动是很脆弱、很分裂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为中国社会大部分人所知。
一个被党控制的军队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都是支政治化的军队，透过总政治部处于党严格的控制之下。在这个系统之下，就像其他苏维埃体制的国家一样，政委的数量是军队指挥官的两倍，且军队系统的每一级都有党的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党员，这种对党的忠诚度是军官晋升的一个重要指标。
正如他的前任者所做的一样，习近平也时刻提醒军人他们的最高责任：对党忠诚。这高于保卫国家，有些人也说习近平对这点的坚持高过之前任何领导人。也许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习近平有两个重要的动机去坚持他想要加强党对军队控制的渴望：第一，二十一世纪初军队系统内腐败行为加剧，这种行为并不只存在于军队的后勤部门（这包括涉及军队土地产权的腐败）或者武器的采购机构；正如我先前提及的一样，在军队中，许多高级军官也像政府系统里的官员一样，透过贿赂提升他们官阶。第二，这一点比第一点更重要，也在一些方面上更令人担忧，那便是在胡锦涛任下，军队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变多。胡锦涛并没有很好地掌控军队，也疏于管理军队系统，这使得党的领导层（政治局以及它的常委会）逐步分裂，纵容了像周永康等领导人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某种程度上令军队脱离了党核心领导人的控制。在这点上，就算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直到二○○四年才卸任军委主席的职位，江也未能改善这一点。
这样，我们的逻辑便很清晰：习近平必须纠正军队系统中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他透过两种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将反腐运动的对象扩展至军队系统中，有约五十名军队高层被捕；另一方面，从二○一五年开始，他重新调整了中央军委，使权力再集中化。这涉及到解放军中所有主要部门，包括总政治部以及在军队内党的纪委部门。二○一六年四月，习近平担任了中央军委“联合指挥中心”的“总指挥”；他同时建立了这样一个联合指挥体制，期望在不伤及各军种的能力和自尊的前提下，能够透过这种方式在接下来十年内进一步控制高层军官。习近平希望透过这种方式，结束军队系统内的不和与分裂，尽管这种分裂在过去事实上使得军队不会产生政治反叛的念头。
军队中许多问题都源于胡锦涛对军队系统的忽视，这包括了军队“第三世界化”的风险。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这种现象。在这段时间内，这支军队快速地发展和现代化。它建立起一支庞大的海军，不只在北京所声索的南海海域有影响力，也更远地走向西太平洋、印度洋乃至亚丁湾；它的空军装备了第四代战机群，变得更具威慑力；尽管它的陆军规模被削减至约一百万（二○一二年有约一百二十万），这支军队仍然是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与此同时，国内的治安体系由几支公安部队保障（包括城管）以及武装警察部队（它的规模从六十六万扩张到约一百二十万）；武警部队从二○一八年起也划归中央军委管辖（此前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公安部共同管辖）。
换言之，作为志愿兵役制的军队，解放军现在更强大、更专业，接受中共的动员和任务指派。与此同时，它仍保留高度的政治性。解放军的日常任务以及它与党的紧密联系也依旧高度不透明。二○二三年，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火箭军领导层突然遭到整肃。此事充分展现了这种不透明，也显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军中成效不如预期。不过，除非是处在重大的政治或社会危机，解放军并无理由与权力机构保持距离，也不太可能发生叛变乃至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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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 20240630
尽管中国政府在经济成长方面遭遇难题，但目前仍算是成功达标。总之，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经济转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
究竟什么因素能够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甚至是与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彻底决裂呢？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有四个最受观察者推崇：经济迟滞甚至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我的假设是：在可见的未来，现存的威权政权将能够解决这些危机，像之前一样成功地适应环境变化。不过，从长远角度看，政权萎缩的表现将愈来愈鲜明，并迫使其开始自我转型。那么，中共政权是否能自己实现民主化？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表面上是共产主义的，但实际上是高度威权的、菁英主义的、家长制的、根本上民族主义且愈来愈帝国式的政体。在强大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支持下，它将向全世界宣传其独特的发展路径。
经济迟滞或经济危机
很多研究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飞跃进步强化了当前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使能够存在更长时间。所以部分学者下结论说，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者发生一场经济金融危机时，共产党的统治将会被削弱，并促使其进行政治改革；不过，我认为，做这个结论为时过早。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党国将无法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其组织架构过于僵化、反自由，因此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环境，并且不利于创新。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足够的依据。我们必须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中国面对的经济、金融问题，以及一党制度与现代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如果党国真的遇到经济和社会危机，实际上它具备了强大的政治和安全资源来维持其统治；这种实力其实比我们想像的更强大。
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
中国的经济是庞大、复杂且多元化的。作为二○一○年以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制由多种结构组成，其中包括：（1）中央及地方的国有企业；（2）那些主要集中在地方、规模较小的集体企业；（3）国家级、省级的大型私人企业和无数的小型石油企业；（4）所谓“灰色”企业，即国家控股的私企。在中国，农业经济主要基于划分至家庭的土地所有制，这种碎片化的经济收益甚微；虽然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土地集中化（至少在土地使用权上）和生产现代化的趋势，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否认地慢了下来（这实际上不无好处），但是它仍旧以令诸多国__家羡慕的速度成长（二○二三年成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二，而二○一○年成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六）。不过，这个数字掩盖了严重的地方不平等状况：部分内陆省分，以及像东北三省等传统工业大省都陷入了萧条，而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依旧快速成长。尽管国有经济被不断巩固并整体开始取得盈利，它的经济贡献仍旧不突出，部分国企也在继续亏损；国家依旧需要倚赖私人经济来创造经济成长和就业机会。自二○二一年起，房地产危机更是让难题不断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不过，政府已经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以下经济问题的时间点：从依靠投资和出口到内部消费、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和企业严重的债务问题（二○二三年国内赤字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百八十八）；在重工业（钢铝制造）、船舶建造、电动车、太阳能板、水泥生产等领域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前述的问题也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许多经济部门缺乏全国市场的事实，以及美国、欧盟对部分中国出口商品（例如电动车、电池与太阳能板）实施禁令而更形严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生产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过高，而科技和人才优势仍不足以与发达经济体抗衡的时候，国家经济便会失去竞争优势。
以上这些风险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学家早已了然于心。经济转型的道路漫漫，目标尚未实现，而政府自二○○八年以来，一直依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大量经济主体的债务存在于一个与传统银行体系并行、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即影子银行），没有人知道这个体系内真实的债务数字（据信占总债务的一半），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些经济活动。虽然政府从二○二二年开始打击影子银行，但影子银行仍是规模达三兆美元的产业。以建筑业为代表的重要行业未能及时调整供需关系，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泡沫。有些泡沫已经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那些“三线、四线”的中小城市破裂，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在二○一八年春天“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也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体的信心，令人民币贬值，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新冠危机落幕以来，经济问题不断累积。要知道，世界上目前只有像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少数经济体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依旧很清楚，经济领域是他们的重中之重。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具备解决上述大部分经济问题的实力。尽管中国民众的储蓄率很高（二○二三年为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三十二，二○○八年则为百分之五十二），民众的消费还是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二○一○年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来到二○二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虽然这个比重仍旧较低，但是在二○二○年代，消费将贡献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十一，高于二○一○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一。与此同时，投资在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比将由百分之四十二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四。服务业经济也预期有大幅成长，其占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比已由二○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和二○一三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升至二○二三年底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六，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家庭消费结构有所调整。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纺织、制鞋、小电器）已经离开了中国，转向东南亚、南亚甚至是非洲发展。
此外，在民众高储蓄率的支持下，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最后只会有一部分最脆弱的国企需要面临破产重组。政府也有能力说服私人大型企业向政府支持的公有企业投资。比如在二○一七年夏天，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考虑到联合经营的收益，决定投资中国的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尽管政府在二○一七年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影子银行依旧成为银行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的银行体系主要还是国有性质。在二○一五年八月股灾之后，人民币对照美元贬值百分之四，中国政府便即刻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措施。在面临各种情况的时候，中国政府都展示出了透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应对的能力。例如，它持续严格控制人民币，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不允许民间自由兑换；它控制资本流向，自二○一六年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在境外进行投资。在这些努力下，经历了二○一四到二○一七年的外汇流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从二○一四年六月的四兆美元，下降至二○一七年一月的三兆美元），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终于在二○二四年三月底趋于稳定，达三点二四五兆美元。
运用这些类似“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和“戴高乐主义”（Gaullism）的政策，中国政府正在引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中国政府在二○一五年春天宣布的“中国制造二○二五”战略也体现了它的野心：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也要在未来世界的高级、精密、尖端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制造二○二五”有一个关键指标：在二○二○年前提升关键零组件产量百分之四十，并在二○二五年前提高百分之七十。为了实现此一目标，政府透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促进科研（预算超过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二）、创新的发展，推动诸如电动汽车、机器人、人工智慧、航太航空、生物科技和微电子技术等“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私人企业在创新方面的重要角色，透过补贴的形式鼓励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开展合作，并鼓励具备充足资本的大型私人企业，在境外收购高科技领域为首的公司，以期帮助中国更快地掌握关键技术。美国、欧盟与日本、南韩、台湾等国家对先进技术转移祭出禁令，让中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追求更加自主的脚步加速，宏观来说多少也是为了与前述经济体脱钩。尽管中国政府在经济成长方面遭遇难题，但目前仍算是成功达标。总之，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经济转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国政治学家、汉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也是台湾女婿。本文选自作者著作《中国的未来，会走向民主还是独裁？来自法国学者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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