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余杰轉給我下列信息並稱：「黃河果然斷流了，想起您說的，黃河沒有見到大海就死亡了。」我回應他：「黄河断流是3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黄河每年断流日期可多达二百多天，我早在《屠龙年代》中写过的。黄河已经是条死河，现在连长江也常常断流的。根源是中共和汉人破坏西藏高原，那是江河的源头。」然而黃河斷流，又猶如黃河文明的夭亡，恰好是《河殤》所預言，但是這個紀錄片，遠遠沒有說出一個更巨大恐怖的意涵，即漢民族完完全全是自殺而亡，或許這是續集可以展開的一個主軸，可惜沒有條件製作它了，不過我2016年底便作一文《華夏文明要步瑪雅崩潰的後塵嗎？》，已經梳理了這兩個文明的內在連續性，當時的按語說：在美洲玛雅、阿兹特克两个文明之前，还有一个奧爾梅克文明，突然消失，原因不明，猜测不外是氣候轉變、過度農耕、河流乾涸、火山爆发等等，然后沉睡在墨西哥的叢林裡達1,500年；华夏文明发源于地球上最优渥的东亚桑梓，绵延四五千年，却在近一二百年里遭到毁灭性破坏，而又以四九之后为烈。环保至今不在中国人的生存选项之内，难道这个文明也要灭亡吗？】
【20200818按：在美洲玛雅、阿兹特克两个文明之前，还有一个奧爾梅克文明，突然消失，原因不明，猜测不外是氣候轉變、過度農耕、河流乾涸、火山爆发等等，然后沉睡在墨西哥的叢林裡達1,500年。华夏文明发源于地球上最优渥的东亚桑梓，绵延四五千年，却在近一二百年里遭到毁灭性破坏，而又以四九之后为烈。环保至今不在中国人的生存选项之内，难道这个文明也要灭亡吗？】
“全球化”这个时髦概念，既不是纯经济学的，也無文明內涵，有点半生不熟，读了种种说法，还是五里雾中，后来干脆拆解得简单一点来看，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欧美发达国家（G八）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国，一个印度，便是“全球化”了，跟这个星球的其余地方不搭界。后加入的两国，偏又跟几件东西密不可分：高人口密度，廉价劳力，还有一个喜马拉雅山。
一、东亚比南美延长了一千年
《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说，在地球转型的地理纪录上，中国是冲撞最剧烈的地带。三千五百万年前启动的印度板块构造性撞击（tectonic crash）欧亚板块，隆起了喜玛拉雅山，中尼边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和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这个新的海拔高度，转换了气候形态，在北部形成沙漠，却以印度洋之雨季浸淫其南部；从高原冰河流出来的中国生命线长江黄河，徜徉东去，虽渐次低落，却依旧跌宕，江河流域孕育的沃壤，风调雨顺滋育的大地，使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之际，世界上第一个种植穀物、驯养家禽的地方，其供养的人口终于成为世界之最。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八级，地震界的解释是来自印度板块的撞击，千万年尚未底定的一个地质运动。这个撞击在四川盆地的东缘龙门山断层，撕开了口子，而那里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深山密林的绵阳安县，就有五十万人，因而杀伤之惨重，乃是无从避免的。从宏观框架来看，大自然的恩赐实在是塞翁失马。地质运动间隙中的人类文明，该有怎样的“环境意识”呢？
另外一個未解之谜，卻在地球的另一端。以气候温良、丰饶膏腴绝不逊于这东亚桑梓的美洲大陆，甚至未能发育出完整的谷物种植型的农业文明，就由于对资源的掠夺型开发而突然神秘地发生了文明崩溃。地理生物学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按照他首創的崩溃“五点框架论”(a five-point framework)，解释玛雅文明的消失，符合其中四点，即：一是森林砍伐和土地侵蚀，二是反复的干旱，三是战乱，四是糜费的政治性竞争，如建造纪念碑；第五种因素“贸易和贸易转让”，因該大陸的與世隔絕而不明显。
《國家地理》雜誌提供了一個範例。拉丁美洲土著（indigenous）在北部墨西哥沙漠地区，是无定居（漂流）方式，利于狩猎和采集，小族群并且社会结构简单。丛林居住的土著以狩猎为主，但茂盛的雨林环境也可发展农业，使其处于半定居状态。热带土壤稀薄，茂密的植被给人错觉，似乎肥力无限，事实上热带雨林惊人的生命力只存在于昆虫、林木，以及没有根茎在土壤里的树林寄生菌类。尤其是在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土壤微乎其微，农业收成令人绝望，且仅能维持数年，所以丛林土著实行“移动耕种”，也叫“刀耕火种”。半定居土著建村落，但迁移频繁，以休耕轮种，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土著社会“Tupi”，就以宗族和耕种作业分类组成社会，而不是以阶级，他们也没有帝国。
那么，在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里，无论“崩溃五点框架论”套不套得上，这个最长寿的农业文明却至今没有崩溃，要么就是它对环境、自然的破坏掠夺并不剧烈，要么就是这套模式只是从美洲文明中设计出来的，摆到东亚就失灵了。也许，东亚比南美延长了一千年的文明寿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或环境年代里，原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环境的报复才刚刚开始，惟其是灾难的初始，又充满了神秘的感应。
二、一千三百年的鄱阳湖
這麼一塊膏腴之地，其幾千年的经济开放模式，近來有人反省，称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城了童山秃岭。
华夏文明由黄河、长江孕育，是所谓“河流文明”，她卻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發生嚴重的“水危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一个贫水大国。有人算过一笔帐：黄河、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北方河流都出现断流，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此外，中国六百个城市中四百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首都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迫切地等待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
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太湖流域、海河流域，是两个污染最严重的流域。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上，工厂密集，多到上千家，而中国竟然只采用欧美国家極輕微的“污染排放标准”，而且企业不必花钱治理污染，只需交纳轻微罚单。河流不堪重负。
此即中國人為其“經濟起飛”所付出的代價。黄肖路说，一九七〇年她随父亲黄万里 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裡的名句，此序写于公元六七五年，离一九七〇年是一千三百年之遙，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个细节，彰顯了“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中國网民说：“地球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然而中国哪裡僅僅是水污染？土地、空氣都污染了，是整體、徹底的污染。農藥、化肥、垃圾污染水体和农作物，食品安全超越治安，成為一個最廣泛的社會恐慌。至於空气污染，近年來在華北和北京頻繁出現的霧霾災難，已是舉世皆知。戴蒙還提到“沙尘暴”，说中国北方从公元三百年到一九五〇年间，平均每３１年遭受一次“沙尘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每２０个月出现一次；一九九〇年以后就几乎年年发生。老百姓深恶痛绝地称之为“北方的狼”，它每次光临，大面积刮走农田肥土，刮死种子和幼苗，打落瓜果，填埋农田、牧场、水渠、坎儿井。
戴蒙的兩本環保巨著『槍砲、病菌與鋼鐵』和『崩潰』，都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了，但是無人理睬他的崩潰“五點框架論”，而對中國來說，瑪雅文明崩潰的前車之鑑，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彷彿另一個星球的故事。
三、玩大自然就像小孩玩积木
鄱陽湖萎縮，根本原因是湖北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 ，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七百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这个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為一个“聚叢”（cluster）。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大陸“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帖子，题目很張狂，叫做“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其中几项巨型的包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為一个“聚叢”（cluster）。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大陸“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帖子，题目很張狂，叫做“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其中几项巨型的包括：
南水北调工程——世界最大水利工程（5000亿元）
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5265亿以上）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项目（9000亿元）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万亿元）
农村“村村通”工程（ 1万亿元以上）
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5265亿以上）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项目（9000亿元）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万亿元）
农村“村村通”工程（ 1万亿元以上）
这个单子，反映了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就像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後未曾有過的好大喜功，一種現代型的狂热和盲目。戴蒙在他的《崩溃》中，特劈第十二章“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描述中国的环境危机，其中也提到它的超级工程，如三峡大坝的“环境成本，则是水土保持和生态稳定压力增加。至于南水北调工程，其代价更为昂贵……可能造成污染扩散以及水资源失衡等问题”。
二〇〇六年三峡大坝竣工，紧接着當年四川盆地干旱酷热，夏天重庆忽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连续90多天的大旱灾，最高高温达44.5℃；二〇〇七年长江断流，川江水位创一九八二年有水位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下游的洞庭湖开始干涸；二〇一一年上半年南方又出现严重干旱。有研究认为，三峡大坝带来了“风阻效应”，使整个四川盆地风调雨顺的的雨水被大坝给生生截断，正所谓“截断巫山云雨”（毛澤東語）。也就是说，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蓦然竖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挡风墙，即高耸的大坝，它无端封住了以往由长江顺流而上的丰沛水气，导致了四川盆地当年的降雨急剧稀少。甚至有人也論證，三峽大壩誘發了二〇〇八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因為那裡是地震活動帶，不宜興建大水庫。
今天中国人对于生态危机，已然无奈，他们看不到解决这种危机的政治途径。民間只流傳著一个故事：前毛泽东秘书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信谈“三峡”祸事，告訴他們，黄万里生前留下一句話：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 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推動興建此壩的三個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即钱正英 、张光斗 、李鹏 。这是模仿杭州西湖岳墳裡的秦儈等四人鐵鑄跪像，惩罚历史罪人的一种中国传统。
四、拆毁“地球第三极”
“超级工程”单子里，還有一项“西部大开发”，投资8500亿元以上。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开始面临劫难。
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色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一九九八年去過一次，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魯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据称中国正计划在她那个著名的“大拐弯”处，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電站。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国会歇手吗？未来二十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兖州煤矿、六个大庆油田、八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四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二十个大亚湾核电站和四百個个大型火电站。
戴蒙的崩潰“五点框架論”，包括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就是因为她不幸與华夏毗鄰，這個强邻的虎视眈眈，正是要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五、毀滅生態供養一個短促王朝
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頗智慧。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由此觀之，華夏文明欲救環境毀滅的災難，恐怕需要从西藏再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或者，就像近代亡國危機時，從西方引進德賽兩先生。
然而今天在中国發生的，却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贪嗔痴”，其片面追求ＧＤＰ已直接危及民生，引起社会普遍的恐惧，于是环保又超出伦理范畴，变成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國所為者，含有两个层次的破壞：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東亞桑梓的生态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喜馬拉雅是“生態源”，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今天做的恰好相反。喜馬拉雅也是一個“價值源”，尤其南麓的恒河流域，乃是人類的價值發源地之一，孕育釋迦摩尼的佛教在先，又孕育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於後，為人類貢獻了一種現代普世價值。這個價值源頭，猶如雪山化泉灌河，又在西藏和華夏分別養育出她的傳人。
現代社會侵入世界屋脊，幾將藏民族逼成“滅絕文明”，然而命運卻給了他們一個前所未有的达赖喇嘛，率領藏民族走出高原隔絕，將藏傳佛教散佈世界，普濟全球，他也從一個“手持白莲的观音”，變成世界精神領袖；而漢人刘晓波只是一個勢單力薄的异见知识分子，卻在華夏社會被一場大屠殺浸淫於暴戾之氣幾十年中，依然有勇氣承接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他们兩人作为「諾貝爾和平桂冠者」，都对糾正現代社會的偏失，建下垂世之功。
“现代化”理論以成败论定文明，乃是达尔文“优胜劣败”在人文上的逻辑延伸。基本上，地理生物学家賈德•戴蒙也不过是把物种演化的思路，在气候、地理的“先天环境”预设下，把农业文明的“优胜劣败”再演绎一遍。所以，设若“现代化”的宿命乃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印第安人的灭绝根本是一个无解的命题。那么中国呢？为追赶“现代化”而把自己優渥的東亞桑梓淬砺成“世界工厂”，以消耗有限资源、毀滅生態去供養“全球化”，用來換取一個短促王朝的苟活。这是在人类文明经过工业化洗礼而悟出“环境意识”之后，讓中国宿命地去步玛雅文明的后尘。那麼發達的西方呢？这个维度，也折射出西方后现代“环境意识”的暧昧性，那是“以邻为壑”。至此“全球化”的实质才顯露，原來G八是消費市場，中國和印度是世界工廠。喜馬拉雅兩側雪水滋養的膏腴之地，不出幾十年就污穢不堪——轉嫁環保代價給廉价劳力国度，取消了环保意识的先锋性和有效性：没有全球范围的环保，就不可能有任何一国的环保。
美洲最古老的文明沉寂了超過1,500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時一次意外的發現，這個古老文明才重新被人類發現。它就是中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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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最古老的文明沉寂了超過1,500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時一次意外的發現，這個古老文明才重新被人類發現。它就是中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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