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性好、忘性大達到致死的劑量，就像得了一種奇怪的健忘症：記得太多以至於甚麼都不記得。那些口口聲聲要銘記歷史的人，反而是忘歷史忘得最狠、最徹底的人。
那些人跟着魔一樣精神錯亂起來。他們身上，有半邊從未活過，有半邊從未死過。他們就是這樣，跟集體記憶有天然的仇恨。他們眼睛張開，看自己截肢也無動於衷。
你記住甚麼，你忘記甚麼，這很重要。但專制國家偏偏就喜歡在這上面做手脚。你看，我們這代人還沒死絕，他們已經開始動手篡改有關計劃生育和三年新冠清零運動的集體記憶了。
我們的集體記憶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遭受侵蝕的。當記性好、忘性大達到致死的劑量，我們記住的只剩下無窮無盡的怨恨、精神錯亂和胡言亂語。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搞清楚應該忘記甚麼，應該記住甚麼。這很重要，這關係到這個已經誤入歧途的民族會不會重新走出歧途。
當精神錯亂的人開口閉口要你銘記歷史的時候，那些歷史反而是最應該警惕的。尤其是如果記住那些歷史意味著加深對西方國家的仇恨、對弱小國家的蔑視、對大國沙文主義崇拜、對極權專制國家友好……那麽這樣的歷史記憶就像思想中毒一樣需要清算。
歷史不是你有義務記住的東西。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改革曾經戳穿過蘇聯歷史教育和盛行歷史觀念的虛僞刻骨。但是很不幸，蘇聯滅亡之後，在民主轉型上迅速失敗。俄國旋即重新撿起歷史教科書控制大權：數年之間，俄國又從民主轉型迅速倒向專制主義。有毒的歷史記憶是專制國家的精神土壤。如果你認同的是這種有毒的虛假的歷史記憶，那你大概率也會支持專制政權，而且是無條件支持專制政權爲所欲爲。
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集體精神錯亂。有毒的歷史記憶荼毒的不僅是民族的良知，還有明辨是非曲直的判斷力，但更嚴重的是無窮無盡的怨恨和憑空臆造的自我感動和自我濫情。這三種情況是所有極權主義國家的通病，概莫能外。
認知塌陷就像山崩，並不是山澗掉落一塊岩石那麽簡單輕巧。認知坍縮最先就是從記住不該記住的事情、忘記不該忘記的事情開始的。
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同學帶來私藏的DVD光碟到教室播放。其中有一段麥可·傑克森的歌舞場景就是他攔在坦克車跟前。那時候我們沒有人知道是什麽意思，只當是反戰思想和愛好和平的意思。我至今對這段場景記憶猶新：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們年輕人甚至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卻對遙遠的鴉片戰爭和火燒圓明園恨之入骨。
後來，我們中學歷史老師做了我們的班主任。他平時講話聲音洪亮，唯獨上課時間小心謹慎，就像做賊怕被抓現行一樣。他的小眼睛一刻不停地打量窗外走廊。他上課時間，永遠大門緊閉。另一個我們終身難忘的小細節是：他不但講歷史課很小聲（可能是怕人錄音錄到），一旦講到「超綱」的地方，他絕不板書給人留把柄。六四運動就是他講給我們聼的。
現在恐怕沒有這樣的老師了。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是靠翻墻才知道有六四運動這回事情。我們不管怎麽都不會忘記他小心謹慎講課的時候，教室裡面鴉雀無聲的樣子。因爲一點雜音都可能干擾到後排男生聽不到老師講課的地步。那是我們人生中遇到的最最安靜的課堂，安靜得像長久的默哀。
我們應該記住的事情，反而被我們遺忘了。不僅如此，許多人反而對死難者懷有怨恨，至今沿用當時國務院定性，説這些死難者是受西方國家指使的武裝暴徒。你説巧不巧，俄國和伊朗一旦發生社會運動或者重大治安事件，也沿襲同一套説辭。總之，專制政府永遠不可能有錯，有錯的都是死難者、暴亂者和境外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這是一種癲狂的受害妄想症。
該記住甚麼，該忘記甚麼，會是糾纏我們一生的問題。歷史仇恨，不僅矇蔽人的雙眼、麻痹人的神經，還扭曲人的認知、癲狂人的行爲。而那些幫助專制政府爲虎作倀、打壓異己、迫害同胞的人，這些可憐蟲，占據了甚麼道德制高點？他們不過是在萬人坑裡，挑一個舒服位置，還不許別人哭鬧喊叫的活死人。他們不但自己挖坑、自己跳，還不許別人把恐懼和求救喊叫出來。每個民族和每個時代都不缺少這種可憐蟲，即使在猶太人集中營裡也有這種人。
我們也同樣不能因爲憎恨專制政府，被仇恨矇蔽眼睛。當在我們紀念六四運動的時候，不妨把這場紀念看成是每年考察和反省對民主政治和民權運動的學習經驗。學習民主和民權運動是我們一刻不應該鬆懈的事情，因爲極權國家沒有打瞌睡的時候：它在虎視眈眈的眼睛下面一刻不停地摩拳擦掌。極權國家在升級，我們對抗極權主義擴張的手段是不是也在相應升級呢？這是我們需要在今天抽出時間來反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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