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4 轉角說/聮合報
2024年適逢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CNN》再度回顧了懷德納的訪談片段，還原拍下「坦克人」的那一天。《美聯社》攝影記者懷德納（Jeff Widener）當時不知道，這將是一張銘刻進史冊的影像，被稱為「坦克人」（Tank Man）的這張照片，往後定義了他的職業生涯、讓世界記住了1989年中國民運，更成為當年6月4日天安門鎮壓行動的永恆註解。
▌專訪六四「國殤之柱」創作者高志活：丹麥雕塑家，半輩子投身中港民主運動
2024年6月4日是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35周年。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紀念六四為題，創作雕塑作品「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並且擺放在香港展示。然而隨著2019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局勢的緊縮、國安法的施行，不僅國殤之柱被迫撤除，高志活也面臨遭香港國安處拘捕的風險。本文是曾在香港擔任新聞工作者的習淇奧（筆名），於丹麥進行的高志活專訪。全文分成〈上〉、〈下〉篇。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35年前的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永恆傷痕，中國人民解放軍隊開著坦克對八九學運強行清場，自此之後一群失去孩子親人的母親在這數十年的時光中，不斷奔走傾訴、訴求真相，她們就是「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是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她的兒子蔣捷連死於解放軍1989年深夜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路程中，當時軍隊開槍射擊抗議民眾以強行推進。蔣捷連時年17歲，北京早在5月中旬就已經戒嚴，但蔣捷連當晚跳窗離家要前往天安門廣場，卻遭子彈擊中喪命。
「那個時候，他們還不知道...」
2019年是中國1989「六四事件」30周年。1989年，以悼念胡耀邦之死為起點，醞釀而生的學運風暴，到後來中共權力核心的政治暗流浮上檯面、北京戒嚴風聲鶴唳...。
那個時候，還沒人知道「後來的事」如何急轉直下，歷史又是如何走到六四武力清場，血腥的這一步——時光倒回1989那年，歷史的快門又曾留下了哪些世人至今難以抹滅的震撼與傷痕呢？
▌夢醒天安門：前中共總書記秘書鮑彤逝世，軟禁一生的「罪犯編號8901」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於2022年11月9日，90歲高齡病逝。鮑彤與趙紫陽都是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1989年天安門學運時，鮑彤因為反對武力鎮壓、同情學生立場而遭到中共內部權鬥整肅，被無預警逮捕後送入秦城監獄，罪犯編號「8901」，成為當時第一個最高級別的政治犯。
儘管1996年刑滿出獄，但鮑彤仍被軟禁於北京、長年處於監視之下，直到晚年離世。在鮑彤逝世後，目前中國的微博「鮑彤」是無法搜尋的屏蔽詞彙，微信上也只能找到無關痛癢的歷史舊文，而中國當局並未發表任何看法。
▌不能回憶的悲都在這笑裡：中國「玩世現實主義」岳敏君的《處決》
享譽國際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2023年5月底時發生畫作被認為「辱軍」的風波，儘管中國社群輿論接連起底控訴岳敏君「辱軍反共」，但事件最終並沒有像脫口秀演員李昊石那樣，遭到官方整肅懲處，圍剿罵聲也在一週左右平息。
62歲的岳敏君以「瞇眼大笑」表情的自畫像系列而聞名，在2007年時選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同年他的畫作《處決》才在倫敦蘇富比的拍賣會上，以293萬歐元價格拍出，刷新當時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價格的最高紀錄。
隨著2000年後中國當代藝術及市場的躍進，岳敏君和《血緣：大家庭》系列的張曉剛、《大批判》系列的王廣義、以及方力鈞，被人稱為「中國當代藝術四大天王」。
▌AI如何記得天安門？試驗Midjourney算圖的六四事件鏡頭
「歷史不能遺忘，未來的AI又如何記得？」2022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3周年，轉角國際使用 AI 影像創作工具—— #Midjourney ——嘗試算圖製作出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圖像」，透過關鍵字詞的演算，看看AI技術的想像與重製，能呈現怎樣的歷史鏡頭。
算圖製作過程輸入對圖像的描述、關鍵字詞、各種排列組合的方式，讓AI來模擬演算最接近的圖像。在這篇六四天安門的圖片系列中，我們使用的關鍵字詞和描述例如：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Tank Man, photograph, concept art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若干關鍵字詞是被封禁無法使用，例如massacre等，無法生成圖像。
中國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2023年6月2日被前議員助理李元鈞出面指控，對其性騷擾和性侵未遂。目前李元鈞已赴台北地檢署提告，全案進入司法程序；同時王丹曾經任教的國立清華大學，也已經啟動性平會調查。《德國之聲》組成了調查團隊，針對王丹性騷擾案進行更多當事人的訪談與調查，本文為調查團隊成員之一的林冠瑜、同時也是《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參與調查工作的後記。
2023年這波MeToo運動有不少中國民運人士被公開指控，先有貝嶺、王丹，後有滕彪、王秋實等人。他們大部分全盤否認，少數承認部分指控，但仍有爭議。部分年輕世代認為，個人所受到的性暴力不該繼續被掩蓋在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局之下，這或許也意味著民運世代對「民主」態度的巨大差異。
老布希處理六四事件，華府外交圈多半抱持肯定，認為他穩健務實，保護美中關係免於破裂；反對論者則認為，老布希事前誤判情勢發展，事後又進退失據。持平來說，老布希對於中國的期待，確實並非只是一廂情願。
六四事件使老布希陷入兩難。身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他必須制裁中國，然而基於國際戰略考量，為了不讓外交倒退，他必須保護美中關係。處理六四事件的兩面手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結果。
美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態度，也讓北京確信：西方基於戰略合作需要，以及貿易市場需求，不至於太為難中國，中國可將內部問題隔絕在國際壓力之外，同時也趁著全球化風潮，以經濟發展為藉口，壓制政治反對者。
「你們為什麼要殺學生？為什麼要背叛社會主義？」
在天安門廣場響起的槍響，驚醒了整個世界，同時也震撼了當時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鄰國——日本。日本戰後雖然長年由保守派執政，同時也有著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被通稱為「革新」、偏向自由派或左派的在野政黨，以及反戰、反核、反公害等大量的草根公民團體。
在六四發生的當下，在日本各政黨中，率先也是唯一痛批中國共產黨的，反而是同為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日共在六四當日就發表聲明，批判中共對和平示威的群眾開槍，是踐踏社會主義與民主的行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鎮壓，並隨即舉辦批判中共「武力鎮壓、虐殺」的集會。
「六四事件」成為中外的歷史大事，那麼為什麼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
1993年，也就是與六四事件相隔四年，當時的多倫多大學地理系教授Linda Hershkovitz（現為國際發展顧問）以〈天安門廣場與地方政治〉為題，發表在《政治地理學》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由於與六四事件時間點上鄰近，更能看出Hershkovitz的厚實書寫。
Hershkovitz認為，天安門廣場是空間歷史的產物，持續形塑他的形態和使用。天安門從最早的中央政治力量象徵，到國民黨革命後，物理與象徵的開放，再到1949年後，共產黨政體有能力藉由整合「反抗符號」到後革命「正統」中，並重新定義了公眾的意義與使用，留給了廣場複雜的象徵地理。1989年的血腥，已經整合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意義，這股「無地方運動」的額外力量創造和轉變了革命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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