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荣·佩雷格 历史与秩序 2023-10-11 Posted on 浙江
摘要：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模式既不寻求将旧文化移植到新领土上，也不采用新领土的本土文化，而是创造全然不同的新文化。19世纪80 年代至1948年间，巴勒斯坦犹太空间的构建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犹太空间的构建主要在乡村和城市两种环境中展开。虽然方式各不相同，但仍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犹太定居点的中央统筹性不仅体现在规划和管理上，也突出表现在犹太定居点的空间布局和建筑风格上。欧洲“花园城市”的理念经过设计师的内化，融入农业公社和希伯来城市的设计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各种必然与偶然、客观与主观、本土与海外、历史与当代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新犹太空间。本文系以雅荣 · 佩雷格（Yaron Peleg）教授2019年5月在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担任刘伯明短期讲座教授期间，所授课程“作为文化革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部分讲稿为基础修改而成。雅荣 · 佩雷格，剑桥大学现代希伯来研究讲座教授；丁琪翻译，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宋立宏校，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
与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一样，建筑设计和空间规划同样受到环境影响，与特定地点和时间中决定人类状况的一系列变量有关：地形、气候、物质、社会、宗教和政治环境等。这些审美动力的基本特征尤其体现在殖民地建筑上。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将基于不同时期、气候条件和原因发展起来的空间感和建筑感，从半个地球以外输出到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管辖区，搭建起与周围地区不协调的建筑物（如马瑙斯［Manaus］歌剧院——亚马逊热带森林里一座精工打造的粉红色和曲线型的大厦）。但是，今天我们眼中的荒谬和错误恰恰就是关键所在：将故国投射到新国，从而占有新国。这类审美动力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规划中基本没有，其殖民性质是不同的。最重要的区别是由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模式的独特性，即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寻求将其旧文化移植到定居的新领土上，也不采用新领土的本土文化，而是希望创造全然不同的新文化。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抵达巴勒斯坦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是在何处定居以及如何实际操作。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建造住房或“居所”（shelter），以开启并实现将拓荒者们带到这里的伟大梦想。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使是生活的这个基本而简单的方面也备受争议。此外，伊休夫（Yishuv，意即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的发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征。复国主义运动的宏伟愿景与实现该愿景的零散过程之间存在冲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 · 赫茨尔（Theodore Herzl）所阐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大胆而宏伟，如《圣经》中描述的一样。然而，这一思想执行起来非常困难。部分原因在于，尽管组织水平相对较高，但在最初50 年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可支配的资源和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有限。由于资金短缺、仅有少量未经训练的不正规劳动力、无法得到想要的土地、政治阻碍以及巴勒斯坦本地阿拉伯人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活动，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才能以一种可预见的、持久的方式实现其宏伟的国家愿景。这些限制也体现在空间布局上：犹太人定居点不是按照规划有序建造的，而是随意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定居点都是自发建立的，在规模和设计上都中规中矩、毫无特色。伊休夫的空间塑造在乡村和城市两种环境中展开。虽然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两者仍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规划的中央统筹性。大部分定居点由中央支付费用、安排和管理。这一事实深刻影响了伊休夫的创建。换句话说，与其他殖民活动不同的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是一次出色的公共规划。农业劳动具有净化作用的现代观点源于古希腊文化及其田园观念—在黄金时代早期惬意的自然怀抱中和谐地生活。以牧羊人为最具象征形象的这种田园理想，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文学观念，启发了无数诗人。只有在工业革命和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人们才试图将这种观念付诸实践，赋予本质上是诗意的概念以文化和政治上的表达。从18世纪末开始，在发展中的西方国家的土地上耕作或生活，渐渐被视为工业主义弊病的解药。在欧洲浪漫主义的想象中，农民被誉为新民族的象征，是民族特征最纯正的代表，也是这个民族依恋其祖传土地并对其享有权利的明证。希腊—基督教的这种田园思想进入犹太文化较晚，要等到19世纪初才出现，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需要看到，在希伯来《圣经》中，牧羊人被视为对定居社会以及精神和政治领袖的潜在颠覆者，无论从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 · 马普（Abraham Mapu）1856年的小说《锡安之恋》（Ahavat Tziyon），就会遇到这种田园思想在现代希伯来文化中的最早表达之一。小说主要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它发生在一个如同《圣经》中描述的乡村，村里居住着一些男女青年，他们在犹太地的田野和葡萄园里嬉戏和做爱。小说的另一个背景是耶路撒冷这座建筑密集、文化精致的城市。这部幻想小说融合了现代欧洲关注的两种不同且又有点相互矛盾的主题：对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渴望，以及对回归自然作为该文化表达的浪漫信仰。马普通过历史小说将这两个对立面结合起来。在巴勒斯坦创建本土的希伯来空间，同样以乡村和城市的类似混合为标志，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结合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特有的，还构成了欧洲殖民主义的特征。从简单的农业形式到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大多数文化自然发展的途径。但村庄和城镇、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同时发展，却成为欧洲殖民定居点的特色。在这一过程中，殖民者复制了欧洲社会的发展状况，并且在哈瓦那、里约热内卢或波士顿建造第一座永久住房之前，他们就设想了在海外居住地的境况。然而，乡村和城市在犹太复国主义中的结合，在其他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犹太特色以及之后的犹太复国主义特色。通过观察莫沙瓦（moshava，希伯来语意思是“定居点”）的空间设计和建筑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早期实例。莫沙瓦是第一批来到巴勒斯坦的现代犹太移民创建的村庄，始于19世纪80年代第一次阿利亚（Aliya）时期，比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更自觉的第二次阿利亚时期早了20年。
1. 莫沙瓦
第一和第二次阿利亚期间的犹太移民看到的巴勒斯坦发展状况基本相似。如同其他地区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两批移民都认为自己来到了一片处女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不健全，犹太移民购买的土地（1948年前犹太人的定居点只能建造在从当地阿拉伯土地所有者那里合法购买的土地上）在购买前或是由阿拉伯佃农（fellahin）以古老的方法耕种，或是根本未开垦，并且通常缺乏住房。这种情况就需要改造。这些未来的犹太农民是如何建造第一批村庄的呢？他们一旦着手在刚刚购买的土地上建设，具体呈现在面前或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什么样的空间模型和建筑模型？像其他殖民者一样，第一次阿利亚时期的成员可以在两种模型之间选择：一种是家乡（主要是东欧）的村庄模型，另一种是新土地上的当地村庄模型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村庄模型。但他们两者都没有采纳，而是从中借用元素，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模型。这一新模型与第三类村庄模型—圣殿派的村庄十分相似。圣殿派成员（Templers）是南德新教教派的成员，相信通过移居圣地和耕种其土地来加速救赎的到来。他们是更普遍的始于19世纪初的基督教弥赛亚运动的一部分。圣殿派成员利用奥斯曼帝国的日渐式微，通过在耶路撒冷周围创设各种宗教机构，以增加基督徒在圣地的实际存在人数。与许多此类新的基督教规划一样，圣殿派的村庄由欧洲专业人士设计。莫沙瓦通常雇用相同的工程师和建筑师， 这些人特有的审美就对莫沙瓦的外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圣殿派有意建造的是农业社区， 但圣殿派村庄在外观设计上却出奇地“郊区化”（suburban）：棱角分明的街道规划、宽敞通风的石屋、倾斜的红瓦屋顶，以及由树木和花园装点的景观。这些德国式村庄让人想起了即将闻名欧洲的所谓“花园城市”——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城市发展新理念。这一理念对之后伊休夫的规划产生了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欧洲的大多数村庄变得杂乱无章。这些有序而卫生的、被同时代人叫作“欧洲的”现代村庄在欧洲已无处可觅，却出现在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的巴勒斯坦。它们看起来迥异于当地古老的阿拉伯村庄。这种所谓的欧洲的审美对莫沙瓦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莫沙瓦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现代感的设计。若对早期巴勒斯坦莫沙瓦的图片和地图做粗略调查，我们就会发现设计十分相似：通常包括两排面对面的、带有红色斜顶的长方形白色房屋，整齐地排列在中间主干道的两侧。定居点的布局体现了在偏远空旷的环境中从零开始建造社区的常识和规划性质（世界各地的许多殖民地也采用了这种布局）。尽管圣殿派村庄位于郊区主要是出于美观考虑（井然有序的街道规划和景观），但是莫沙瓦的城市特色却与建造它们的传统犹太人的传承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作为现代农业社区，莫沙瓦在犹太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创建者大多是在东欧的犹太小镇（shtetls）中长大，他们的社群理念受到他们身心成长经历的影响。因此，与欧洲的圣殿派村庄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村庄不同，第一次阿利亚时期的农业定居点设立了大量公共机构——犹太会堂、学校、文化馆、医疗机构等，这些机构更能代表城镇而非农业社区。这种独特的组合以后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基布兹（kibbutz）的特色。 图2 19世纪巴勒斯坦来历不详的阿拉伯村庄，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约埃尔 · 阿米尔（Yoel Amir）收藏图5 建于1882年的奇科隆雅科夫（Zihron Yaacov）莫沙瓦房屋的形状是在类似的筛选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欧洲还是中东，都不能决定犹太—巴勒斯坦农舍的最终形式。圣殿派成员也对此产生了影响。他们那简单、方正、通风和带有红瓦屋顶的家庭农舍被当时的犹太定居者采纳。圣殿派成员既没有采用巴勒斯坦本地阿拉伯佃农几乎没有窗户的封闭的房屋设计，也没有照搬传统德国村庄杂乱拥挤的农舍，而是建造了宽敞的方形屋子：通常以当地石头建造，配有高大的窗户，并用外墙角简单装饰，石框架凹凸交替。这是沿袭了欧洲中部小镇的公共建筑的样式。圣殿派成员还抛弃了当地扁平或弧形的屋顶。这种屋顶往往漏水，维护的工作量大。在1874年的严冬之后，他们安装了覆盖着红色陶瓦的倾斜的木架屋顶。犹太定居者们效仿圣殿骑士团简单而通风的长方形农舍和红瓦屋顶。莫沙瓦的创始人简化了这些设计，小规模地以统一标准复制了它们，最终创造了三角形红瓦屋顶的长方形白色房屋。这种房屋最终成为伊休夫和以色列乡村住宅的主要模式之一。因此，第一次阿利亚时期的定居者既借鉴了巴勒斯坦的新文化，又借鉴了老犹太人的欧洲文化。但是，正是通过他们从两者中做出的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混合（这种混合又由他们遇到的环境和他们的愿景塑造），定居者们创造了新事物。这是埃文—佐哈尔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模式（即所谓的第三种模式）的最早一批表现，这种模式定义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2. 克武察（Kvutzat）和基布兹
直到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公共农场出现之前，巴勒斯坦的大部分犹太农业定居点都仿效了莫沙瓦的基本布局。1910年建立的基布兹是巴勒斯坦现代犹太农耕空间发展的下一阶段，该阶段在20世纪延续了很长时间。公有主义（communalism）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程度的公有主义体现了整个19 世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所有农业定居点的特征，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私营性质。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兴建现代基础设施困难重重，因而需要团结合作。第二，创建定居点的犹太人的社群传统。第一个原因无须详细说明：在人烟稀少、公共服务匮乏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建立一个成功的定居点需要资金、专业知识、组织，以及最关键的合作。第二个原因更不同寻常，与传统犹太社群不可或缺的合作性质有关。数百年来，在经常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作为少数宗教信仰社群的生存经历，导致了公有文化在犹太人中高度发展。这些传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定居阶段格外有优势。如上文所述，它们也促成了莫沙瓦的城市特征。但在20世纪初，第一批基布兹的建立不仅在犹太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将这些公有传统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犹太空间。尽管第一次阿利亚时期在许多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它缺少两个重要因素，因而发展受到限制。第一个因素是宏伟的国家愿景，正如西奥多 · 赫茨尔所阐述的那样。第二个因素与此相关，即满腔热情和协调一致地实现赫茨尔的愿景。这改变了现代犹太历史进程。与19世纪80年代的犹太农民（他们的定居点很快成了中产阶级城镇）不同，后来被称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犹太移民在20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时，有着明确的国家愿景和实现这一愿景的革命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登陆巴勒斯坦海岸后的几年内，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定居点规划，最终被称为“基布兹”。这是一种独特的公社设置，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最早和最著名的创造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布兹的创造在许多方面都是偶然的，堪称一起汇聚了意识形态、人口统计学、自然条件和偶然事件等多种因素的意外事件。意识形态包括对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明确的国家愿景。人口统计学指第二次阿利亚移民的平均情况，他们大多数是年轻、单身、受教育程度高和贫穷的人。巴勒斯坦当时的困难条件几乎自动将前两个要素放在一起，成立了处理各种定居点项目的专门小组。偶发事件指产生加利利湖克武察（Kvutzat Kinneret）的自发事件。加利利湖克武察是一群农科学生，他们创建了第一个独立的农业公社。他们出人意料的成功为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加利利湖克武察、德加尼亚基布兹和第三个试验定居点梅哈维亚（Merchavia）合作村，构成一系列公有定居点布局的模式。1909至1912年间，这些公有定居点几乎同时在巴勒斯坦经受考验。这三个定居点都反映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社会改良潮流，并与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运动有关，当时巴勒斯坦的大规模土地购买与犹太移民数量的激增相伴而生。这些移民决心通过体力劳动，特别是农耕劳动改变犹太历史进程。起初，满腔热忱但缺乏经验的移民被送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创设的职业农场，以将他们训练成农民，然后帮助他们建立私人农场。这些资本主义计划遭到了一些更具革命性的农场学徒的反对，他们抗议并抵制这些计划。1909年，上文提到的加利利湖附近职业农场的那群农科学生与农场经理持续发生争执。引爆点是经理用公共基金为自己建造豪宅，而学生们仍在恶劣的条件中苦苦挣扎。当学生们要求管理自己的农场时，就迈出了建立第一座农业公社即基布兹的第一步。学生们要求被授予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将把农场的一部分作为公社来经营，以证明集体农耕的方法比传统的私人农耕方法更具优势。他们的成功说服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同意继续试验，并允许另一组拓荒者长期仿效。一年后，即1910年，德加尼亚的第二个公社成立，它为在伊休夫很快获得最大成功的土地耕种计划奠定了基础。德加尼亚的成立，也成了作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典型的基布兹在其演变过程中又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倾向于在伊休夫建立一个传统的或私人的农业部门。但巴勒斯坦渺茫的前景未能吸引私人资本或经验丰富的农民，犹太复国主义当权者不得不与现有的劳动力斡旋。这些移民虽然毫无经验，却是激情澎湃的革命者，他们的社会经济议程最终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当权者采取行动。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移民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当权者更加热情的接纳，后者认识到移民在两个方面有巨大价值：一是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定居，二是用他们来对抗日益增加的阿拉伯人对犹太定居点的抵制。因此，基布兹的发展是一个始于底层的革命性过程，由工人发起和实施，犹太复国主义中央权力机构从上层支持。这种不寻常的行政结构是其成功和持久的主要原因之一。1911年建立的第三个合作定居点梅哈维亚村则是一个负面案例。梅哈维亚村是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弗兰茨 · 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1864—1943）的创意，他受到德国自由土地（Freiland）运动的影响，该运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各种社会改革，通过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来消除欧洲社会的弊端。但是，对梅哈维亚的精心设计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即农庄在初始阶段是集体的，工人们之后会购买土地并在上面建立私人农场。由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该村庄于1918年被遗弃（后来被重建为基布兹）。然而，另一位德国建筑师亚历山大 · 贝尔瓦尔德（Alexander Baerwald，1877—1930）规划的整洁有序的格局影响了第一批基布兹的设计，并且再次展示了犹太复国主义独特的劳动分工：工人是领导者，管理层紧随其后。贝尔瓦尔德后来阐释了一种独特的犹太—巴勒斯坦建筑风格：建造一个大型的中央庭院，庭院的三面建有住房和农业设施。这种以德国农场工人住宅为原型的方形结构，意在表达合作社的凝聚力，并在开阔的土地上以实物定义了什么是合作社。德加尼亚和其他早期基布兹的成员将抽象概念用实物表达出来。他们采用了方形结构，将其不同的侧面分为居住场所和农耕场所，并使用封闭空间作为防卫，以抵制外部威胁。产生第一个基布兹的原因也促进了基布兹的扩大和数量的激增，并给最初设计带来变化。1913年，基层群众要求复制和扩大德加尼亚公社的压力导致了第二个基布兹加利利湖的建立。由于规模更大，所以加利利湖基布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规划空间。将自己的社群称为“新村庄”（hakfar hahadash）或“大公社”（hakvutzah hagedolah）——这显然是指赫茨尔的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的犹太村庄。加利利湖基布兹的创建者由此设想了一种不同的集体农社，它可以将亲近土地和乡村生活的本质，与容纳更多成员和亲近城市文化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一想法在羽翼未丰的伊休夫的意识形态熔炉中备受争议，后来经过修改得到采纳，这是基布兹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最有效的定居方案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相对空旷的巴勒斯坦乡村，情况自然大相径庭。基布兹规划者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设计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乌托邦社群。现有的模式并不适用。将土地划分为传统村庄或莫沙瓦的私人院落和私人田地，并不符合基布兹生活的公有性质。装饰性的城市景观或都市花园也不适用，那里划分出来的绿色圈地是留作审美或休闲之用的。考夫曼创新的灵感在于通过内化现代城市理念，将其应用到乡村农业空间中，从而在基布兹的设计里融入花园城市的理念。他广泛采纳了不同基布兹成员的意见，将基布兹原来的广场抽象为一个更加自由流动的环境。公社生活的主要方面以前占据着广场的不同侧面，如今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很容易步行到达：包括车间和谷仓的工作区，包括餐饮和文化设施的公共活动区，以及包括成员私人宿舍的生活区。在一个小型公园般的环境中，分散的区域打破了传统的公私空间划分，堪称出色的社会主义建筑规划。
图18 米什玛亚姆（Mishmar Yam）基布兹。三个区域连在一起：成员的房间在右边（5），包括餐厅和社交俱乐部在内的服务区在中间（2、3、4），车间和谷仓在左边（13 和14）图19 格里克森村（Kfar Glikson）基布兹。三个区域空间分布更广：车间和谷仓在左下角（11、13、14），基布兹成员的房间在中间（1）、餐厅和表演区域在顶部（5、7）图18、19为20世纪40年代建筑师阿里耶 · 沙龙（Arieh Sharon）为两个基布兹设计的平面图。餐饮区和文化区位于社群中心，也就是以前的庭院中心，其他区域则以不同的形态排列在周围。各个区域最多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基布兹的空间布局，还对房屋的形状和房屋内部的其他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一批基布兹的建筑发展得更加自发一些，最初似乎是模仿了第一次阿利亚时期以色列地的建筑传统。德加尼亚和加利利湖基布兹的第一批永久住房让人想到莫沙瓦甚至圣殿派村庄的房屋。房屋两层楼高，采用当地玄武岩建造，饰有华丽的石角和窗框，屋顶是红色砖瓦。在周围一片荒芜的环境中，房屋呈现出不和谐的资产阶级姿态，即使它们是用于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住房的目的。基布兹的扩大和将意识形态表现在实物上的愿望，最终也扩展到了它的建筑上。现代规划者，如考夫曼等人，认为基布兹建筑应该从根本上表现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基布兹的建筑惯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公共的和私人的。基布兹的公共建筑，如餐厅、表演厅和学校，往往以简洁的线条和抽象的形状表达现代感；而公社成员的宿舍则反映了莫沙瓦中的农村住宅的乡土风格，即红瓦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相互冲突的审美风格反映的是基布兹实践中城市和乡村非同寻常的结合，但它同时也标志着随着公社的成熟、发展和变化，最终重新划定了公社的界线。基布兹里表现城市生活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公共楼房的现代建筑风格和楼房内举办的各式文化活动中。在大多数基布兹，餐厅是公社中最大的建筑，许多文化活动在此举行。食堂是公社生活的焦点，不仅因为基布兹成员在此用餐，也由于犹太节日在公社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伊休夫社会将犹太节日世俗化，基布兹运动又将之改造以适应耕地生活，并在各基布兹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这在犹太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传统犹太社群里，人们通常在犹太会堂庆祝节日，随后是简单的家庭聚餐。基布兹将这些犹太会堂中的仪式融进公社节日会餐，作为整体文化计划的一部分，从而使传统宗教元素与旨在唤起圣经时代农业节期的元素融为一体。这些庆祝活动在基布兹的餐厅举行，餐厅被改造成充满装饰和特殊用餐安排的节日空间。基布兹生活的城市文化方面并不局限于餐厅。许多基布兹设置了专门的文化场所，如阅览室、博物馆、表演空间和纪念馆，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其中一些文化活动也在室外举行。基布兹坐落在空旷的绿地中，享有充足的公共空间，节日欢庆、舞蹈表演、音乐会和各种演出常常利用这些空间，把文化带入大自然的怀抱。这些活动使基布兹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公社，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农业集体，更具城镇或城市的特色。因此，尽管基布兹具有革命性质，但它的社区和城市方面仍然根植于古老的犹太传统，这些传统影响了巴勒斯坦境内基布兹和莫沙瓦这些现代农业公社的创建。3. 莫沙夫
除了基布兹独特的公社配置外，伊休夫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农业公社。这些合作型村庄被称为“莫沙夫”（moshav），它将私人土地所有权与各级合作耕种和市场营销结合起来。莫沙夫与第一次阿利亚时期的莫沙瓦或其他国家的农业公社没有根本区别。然而，由于是全新的设计，一些莫沙夫具有独特的几何布局，在空间安排上与众不同，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工程由中央规划和组织的程度。图28 纳哈拉尔（Nahalal）莫沙夫（航拍图，1937—1938）建于1921年，由理查德 · 考夫曼设计。农民住宅呈圆形排列，私人地块向外分散开来，公共设施聚集在内。这是所有莫沙夫的基本空间划分，尽管大多数莫沙夫没有如此整齐有序的布局。图片来自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佐尔坦 · 克吕热
二、 乡村：农田
景观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塑造，自然元素使景观各不相同并赋予它们以个性，此外，人类的居住和畜牧业也塑造了景观。人类的居住和畜牧业给土地带来的变化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发生的，取决于历史、人口、经济和其他因素。在文化生活的某个时刻，由自然和人类共同形成的景观会孕育出某种特征，这在民俗中有记录，并最终进入该文化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因此，对土地的感知被束缚在诗情画意的描述中，而这种描述往往有自己的生命。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居住地、农业摇篮和主要宗教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中海东部同样创造了最古老的对景观的诗意描述，即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对人类的想象力影响巨大，在基督教世界尤其如此，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以色列地的认知。众所周知，希伯来《圣经》在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犹太人回到祖先土地的想法正是源于希伯来《圣经》。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犹太人回到祖先土地后，希伯来《圣经》依旧塑造着他们耕种的土地。以色列土地空旷荒凉的现代看法，是建立在与《圣经》中对以色列地的丰富描写相对比的基础上的。整个19世纪，对此津津乐道的各类游客大多来自气候温和的欧洲和北美洲，他们不禁将看到的半干旱地区与自己的家乡相比。他们也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到“《圣经》之地”，并透过他们所了解和珍视的《圣经》内容来过滤他们的眼前所见。由于眼前的景观与《圣经》描述的古代环境不同，这些游客大失所望。希伯来《圣经》还渲染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但有一个关键点不同：拿该地区相对荒凉的境况与《圣经》描述中流着奶与蜜的土地相比对，不仅不令人沮丧，反而鼓舞人心。事实上，对现代犹太人定居点前景的乐观情绪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承诺要在过去的基础上为当前混乱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将来。在19世纪的图片和20世纪初的电影中，巴勒斯坦乡村人烟稀少，树木覆盖率很低，石山和小山谷上遍布着杂乱无章的石屋村。石屋村通常建在山顶，周围有狭窄的田野和山坡梯田。大部分土地植被稀疏，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作物（谷物、蔬菜）和小型果树种植园，主要是橄榄，还有一种独特的从美国进口的仙人掌。仙人掌又称“刺梨”，或者用阿拉伯语讲叫“沙巴”（sabar），它经由西班牙遍布整个地中海，通常用于标明地界，就像其他国家使用的树篱、高大树木或石栅栏。犹太农民试图改造这种景观，恢复《圣经》时期的荣耀。改造经历了数个阶段，这些阶段与最初建立一个农业侏罗纪公园的浪漫愿景渐行渐远，而这一愿景基于高度程式化的文学描述。在第一个阶段，也是最缺乏经验的阶段，犹太农民试图培育《圣经》中的谷类作物和各种果树，如石榴、橄榄、杏仁，以及香橼这种要在住棚节的犹太仪式中用到的农作物。但由于第一次阿利亚时期的农民经验不足、资金匮乏、组织相对混乱，这个田园诗般的阶段很短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田园牧歌，即梦想建立一个繁荣的葡萄酒行业。这一梦想来自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商和法国犹太慈善家埃德蒙 ·德· 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为了帮助苦苦挣扎的犹太移民，这位男爵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在巴勒斯坦资助种植了上万英亩的葡萄。但他的巨额补贴最终破坏了这一产业，致使该阶段让位给下一个阶段，即“柑橘阶段”。从20 世纪初开始，柑橘园开始取代葡萄园，柑橘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农业中最有利可图和最普遍的作物之一。雅法橘子至今仍然是世界知名品牌。尽管现代希伯来语中柑橘的名字（hadar）出自希伯来《圣经》，但《圣经》中如此命名的树木的属类尚不清楚。《圣经》中没有提到柑橘园，而是把绿色和丰饶与其他果树（橄榄、石榴、椰枣、无花果、杏仁、苹果）联系在一起。柑橘从亚洲来到中东，数百年来一直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种植。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种植柑橘成为一个更大的农业产业。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结实的水果在种植、存储和市场运输上相对便利，才使得这种作物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大获成功。从20 世纪20年代开始，由矮小、圆形的橘子树组成的深绿色果园显著改变了巴勒斯坦的景观，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民俗、艺术和文学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作物组合种植的成功引入以及农田大小和形状的变化，伊休夫的景观逐渐改变。长期的农耕传统和惯例造成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村庄的田地狭长而零碎。与此相反，中央规划和组织使犹太农场的田地呈现出更大、更规整的几何形状，有时十分明显，如上文图28的纳哈拉尔莫沙夫。这些田地通常以一排排或一簇簇高大的树木为标志，也许是仿效东欧老家类似的土地标记法。阿拉伯佃农用来标记的刺梨没有被犹太农民采用。犹太农民选用了当地的柏树和进口的澳大利亚桉树来标记。这两种树都比长相陌生的仙人掌高大整齐、易于修理。仙人掌的果实在巴勒斯坦人中很受欢迎，但犹太人并不喜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它作为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象征，把这种人叫作“沙布拉”［Sabras］）。到了20世纪4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彻底改造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地区，将定居地上适于耕种的土地变成了有序的、工业化的农业空间。一座座小型农村公社—基布兹和莫沙夫—的红顶的长方形白色房屋星罗棋布于广阔平坦的田地上。图30 1938年约旦河谷的航拍图。图片的左方是加利利湖，海岸上是德加尼亚基布兹社区A和B。图片来自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档案
当昔日的奶与蜜激发了伊休夫的农业时，《圣经》中关于古代以色列灌木丛、小树林和森林的描述也在读者的头脑中生成了丰富的意象。许多读者来自欧洲森林茂密的地区。一旦置身于地中海灌木丛生的干燥山区，他们倍感失望，同时也下定决心，要恢复这片土地往日的绿色和野性的美，或许还想唤起一些对青翠的欧洲故地的回忆。如同他们的农业耕种实验的试错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恢复国家森林的尝试同样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的植树造林与第一次阿利亚时期尝试恢复《圣经》中的早期耕种有关，并同样具有浪漫色彩。种植果树森林，不仅能绿化国家，还能提供食物和工作。1903年，赫茨尔首次提出了这一想法。1908年，第一个这样的林地里栽种了橄榄、杏子和葡萄藤。作为农业项目，林地失败了，但它为更传统的天然林地种植园铺平了道路。《圣经》继续为恢复古代树种的尝试提供信息，但经验、英国托管期间英国官方的森林政策和专业知识使这些尝试更加冷静、科学。随着伊休夫的发展壮大，林业也被纳入其发展战略。森林扩大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法耕种的领地，无法耕种要么是因为人力和资金等后勤原因，要么是因为地形或可耕性等客观原因。植树造林也为日益增多的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工作。此外，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植树也是一种改善环境的整体修复（tikkun）行为和表达高雅文化的审美姿态。种植好的树林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复兴精神的象征。犹太历5 月15日的古树日（tu bishvat）被用作植树节，整个伊休夫都会在这天精心安排植树活动。图32 1947年在温盖特（Wingate）森林举行的植树仪式，图片来自Pikiwiki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中，很大一部分被浪漫的农耕观念迷住了，相形之下，城市则占据了一个奇怪的位置。鉴于城市与衰败之间的一些古老联系（比如古希腊文化中的田园观念就是对腐化的城市生活的早期批判），又鉴于城市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流散时期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城镇里），这是可以理解的。赫茨尔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赫茨尔的得力助手马克斯 · 诺尔道（Max Nordau）就把欧洲城市的衰败作为他1892年的名作《堕落》（Degeneration）一书的基础，这也是他鼓舞人心地呼吁“强健的犹太教”的基础。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切断这些破坏性的联系，把犹太人带离不健康的城市环境，通过把他们转变成农民，使他们再次变得“健康”和“诚实”。尽管如此，城市情感仍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存在于莫沙瓦和基布兹的构成中，也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中。高度发达的城市是赫茨尔、沙茨（Schatz）、列文斯基（Levinsky）、本—亚伯拉罕（Ben-Avraham） 等人关于犹太主权国家的未来愿景中的一部分。显然，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行性取决于工商业，以及支撑这两种产业的城市环境的建立。但是，谈论城市并不像谈论大自然的怀抱那样浪漫刺激。与其他殖民活动相比，犹太复国主义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其深谋远虑和中央规划。但实践会偏离最初的想法，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例如，在基布兹的形成过程中，顺序就完全颠倒了，是事件产生了意识形态。农业公社的自发形成导致了基布兹思想的表述和传播，反过来则不合实情。同样，伊休夫中心城市特拉维夫的有意识的发展是在第一个位于“郊区”的犹太街区建立20年后才出现的，这个街区就是1909年建在雅法城外的阿胡扎特—巴伊特（Ahuzat Bayit）。20 世纪初的第二次阿利亚时期，巴勒斯坦只有两个定居点可以称作城市：雅法和耶路撒冷。19世纪的旅行者对它们的描述并不光彩。赫茨尔在1898年访问了巴勒斯坦，他对这两个地方感到特别震惊。他在雅法目睹了贫穷、苦难和令人迷茫的喧嚣。在他看来，耶路撒冷远远望去风景如画，但近距离观察则是满眼的肮脏和穷困，这让他十分沮丧。他匆匆记下了自己要对耶路撒冷做出改造的细节说明，却没有详述它的现状。这些观点虽然是从欧洲角度提出的，但从统筹管理的角度看，这两座古老的小城市也确实无法吸收大量的外来移民。20世纪前十年间来到巴勒斯坦的许多犹太人，由于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聚集在港口城市雅法。安置移民的需要，促使雅法在城外为犹太人建造更加宽敞的新街区。图35 20世纪20年代前后耶路撒冷西向的航拍图。注意城墙外的建筑群，主要在图片的左上角。图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图36 1917年，从东北往西南俯瞰雅法的航拍图。雅法市在图片顶部中心伸入大海。从雅法以北向右延伸的白色三角形沙地上挤满了犹太人居住区。阿胡扎特—巴伊特在三角形的左下角。主要由阿拉伯人拥有的柑橘园构成了图片左侧的黑色部分。图片来自巴伐利亚空军耶路撒冷周围的犹太人街区持续逐渐扩大，而雅法周围建造的一些相似街区—1887年建立的奈夫 · 泽德克（Neve Tzedek）是其中第一个——仍然不能容纳不断涌入的犹太移民。这正是新的城市社群理念产生的社会背景。该理念旨在解决两个问题：缓解人口压力和满足对城市适宜环境的需求。1909年新建的街区阿胡扎特—巴伊特一年后更名为“特拉维夫”，当时并没有设想它将来会发展成大都市。它的创建者只不过想建立我们现在所谓的“封闭式社群”，为没有住房的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体面的住所。只是到了后来，整洁的街区吸引到更多居民，并开始不可控制地迅速扩大，特拉维夫才需要为其持续发展提供规划。特拉维夫很快被称为“第一座希伯来城市”，它的建造带来了一些挑战。除了从零开始建造城市的物资困难外，还有更多意识形态和美学方面的挑战：城市应该包含的地区、住宅、区域和地域以及这些部分采取的形式，如街道的布局和房屋的形状等。这不再是莫沙瓦或基布兹，而是更复杂的城市。作为一座犹太城市，它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鉴于城市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的关系是成问题的，而伊休夫社会又希望改变这种关系，城市文化如何能融入其中？在未来几十年中，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困扰着特拉维夫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的形象。“希伯来城市”的新颖理念缓解了城市与新希伯来文化之间的部分紧张关系。历史上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城市里，但他们始终是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是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伊休夫早期文化中有个常见现象，即用一对形容词“第一”和“希伯来”描述各种日常现象：第一个希伯来儿童、第一头希伯来母牛、第一盏希伯来路灯等。这些称谓也许带有戏剧性色彩，但揭示了这一时期城市的繁荣和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历史意义的认识。将整个城市称为“第一”和“希伯来”，表达了一种更高的愿望，这一愿望已经暗示了下一个阶段——一个犹太主权国家。原则上，建造“犹太”城市空间的挑战与建造“犹太”乡村的挑战并无不同。这里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希伯来城市意味着什么？如何具体表达这一抽象概念？在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风格中，这些重大问题是通过缓慢而艰苦的劳动，以一种更平淡的方式来回答的。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的建立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形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命运发生转变，这种紧张关系也相应改变。第一个阶段是在1909 至1914年间，当时规划建立的只是一个简陋的街区，以缓解雅法的拥堵并替代雅法周围的临时犹太街区。第二个阶段是英国托管时期的1919至1925年间，犹太移民的大批涌入把这一花园郊区变成了混乱不堪的城镇。第三个阶段始于1925年，现代总体规划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最终轮廓，至今仍依稀可辨。第一个和第二个阶段突出体现了以犹太复国主义为特征的复兴式的融合，这一融合结合了欧洲的改良潮流与犹太的革命创新，试图创造一种新文化，而不是对现有文化修修补补。虽然事后看来，阿胡扎特—巴伊特曾是大城市的核心，但它最早更像是一座没有农田的莫沙瓦。在其奶油色的独户住宅里，屋顶是红色的，屋前有整洁的花园，整个社区看上去更像是对大都市的批判，而不是大都市的雏形。规模较小的阿胡扎特—巴伊特反映了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局限性，同时也阐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诸多悖论之一：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在犹太人与土地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同时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社群。阿胡扎特—巴伊特街区里确实有一座气派的建筑—赫兹利亚高中。作为一所教育机构，它体现了古老的犹太社群传统，并给这个街区带来一种更宏伟的城市感觉，而这种感觉很快就通过它的快速发展实现了。这座学校建筑以后来所谓的“折中”或“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i）风格而闻名，融东西方传统建筑特征于一体，几乎立刻成了标志性建筑。它是1929年阿拉伯起义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过短暂文化交流的美学纪念碑，这一文化交流不仅限于建筑领域。尽管这一折中的风格稍纵即逝，却创造了伊休夫时期一批最别致、最奇特的建筑，其中包括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它由对该风格最热情和最善于表达的拥护者之一——德裔犹太建筑师亚历山大 · 贝尔瓦尔德建造。 然而，20年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 犹太复国主义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犹太人不再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而宁愿留在原地，或者移居到其他地区，通常是北美。由于革命性犹太文化正在伊休夫不断发展，伊休夫成为继纽约和华沙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最具活力的犹太中心。特拉维夫也得益于此。“一战”结束和英国人接管巴勒斯坦之后，特拉维夫迅速扩大，远远超过了阿胡扎特—巴伊特的原有规模。城市最早街区规划中的郊区特征大部分已经消失，像一座活生生的城市一样，到处都是房屋，四面八方都被新街区挤得水泄不通。是时候制定第二个城市总体规划了，这一规划将更适合日益膨胀的城市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特拉维夫1925年的总体规划，又称为“格迪斯计划”，就是为这些变化而制定的。该计划有个独特之处，它将两种现代主义潮流结合在一起，使这座城市独一无二，并促成了其公认的希伯来特色。第一个潮流是城市规划这一新学科的兴起。第二个潮流与第一个互补，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兴起和扩展。两者在特拉维夫意外相逢，赋予它鲜明的城市特征。苏格兰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 · 格迪斯（Patrick Geddes）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委托，为日益混乱的城市空间制定新规划。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犹太实践者们正在逃离令人日渐不安的欧洲。两者在特拉维夫不期而遇。在这个特定时刻，特拉维夫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新的城市规划的需求，可用的土地，城市规划中融合了乡村和城市生活并尤其适合犹太复国主义的新潮流，将形式和功能与革命性的社会意识融合起来的建筑感觉，以及现成的实践者。而将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渴望—他们渴望为自己的新社会赋予具体的形状。在另一个历史巧合中，这些因素的不期而遇创造了新颖独特的事物。格迪斯有关特拉维夫规划中比较乌托邦的部分，如城市农业和文化神庙，没有实现。但他为一座和平城市所作的规划被全面采纳：低矮的公寓楼，周围有花园，城内不宜驾驶汽车，便利的街面商铺等。时至今日，这些特征仍然是特拉维夫的标志。图40 20世纪初，处于特拉维夫最早的“郊区”阶段的罗斯柴尔德大道。大多数房屋只有一层，屋顶是红色砖瓦。这是莫沙瓦建筑风格的特点。临街的前花园依照社区条例规定而建，以增强社区的美观、和平和健康。图片后部靠近海岸的地方，是陈旧、拥挤的奈夫—泽德（Neve-Tzedek）街区。图片来自Pikiwiki
随着特拉维夫的扩建和受过德国培训的年轻建筑师的到来，格迪斯为花园城市勾勒的轮廓开始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特拉维夫的街道开始布满棱角分明的建筑，展现了新的希伯来文化以及建筑设计者在形式和功能上对简洁的追求。将所有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的人都不是巴勒斯坦当地人。这些元素大体上是进口的。然而，正是它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异乎寻常的融合，再加上天时与地利，才形成了全新而独特的希伯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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