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藍橋監獄裡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2004年面世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全片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大鬍子導演胡傑站在一台簡陋的DV攝影機前，一字一句地說出上面這段話。他的聲音渾厚，神色肅穆，讓人不由得整理呼吸，正襟危坐起來。
緊接著，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的黑白照片出現在畫面上，畫外音仍然是胡傑低沉的獨白。「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她用發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
沒有鋪墊，也沒有伏筆，導演劈頭走進畫面里，在第一句話就講出一個慘烈故事和它的結局，然後誠懇地對你說，我甘於付出代價去尋找，把這個故事還能找到的細節都一一重現，慢慢講給你聽。對觀眾來說，這樣的開場白並不容易消化。尤其是，當我們知道它並非虛構，而是一段真實、殘酷而且恥辱的歷史。尤其是，这段歷史還沒有結束。在導演講出林昭這個名字之前，我們甚至對她和她理應被頌揚千古的故事一無所知，這又更加重了恥辱的感覺。
《尋找林昭的靈魂》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引起震動。紀錄片不能公開發行，但在當時管制還並不嚴密的互聯網上迅速流傳開來，並且得到了主流媒體的報導。林昭，195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女學生，這個湮沒了半世紀的名字，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態走進五十年後的現實，震撼了千萬個心靈。她在蘇州城外的墓地，清冷多年，也終於熱鬧起來，常有新鮮花束相伴。
在海內外媒體上，導演胡傑贏得了一致的讚譽，人們感念他以一己之力打撈歷史的無私努力，不少海外的紀錄片節向他伸出橄欖枝；但在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圈子內，在專業導演和影評人者之中，他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很多人感到了一種「冒犯」。有人反感他強烈的道德立場，說他把林昭「捧成了英雄」，卻忽略了歷史的「複雜性」；有人指責他的影像語言太過陳舊，落入政治正確的俗套，沒有新意；也有人直接詰問，你拍林昭？你是誰？憑什麼？
這種備受同胞質疑和指責的情況一直伴隨著之後胡傑的紀錄片道路。幾年後一位1986年出生的中國年輕詩人曾這樣評論胡傑的紀錄片：「對於政治題材，我一貫的態度是，不屑一顧。沒有新意，沒有趣味，沒有難度，而且總是有一個團的怨婦齊聲控訴。最可笑的是導演，發現廁所是臭的，就以為掌握了重大消息。」可以看做是這一類批評的典型。
在一個尚沒有轉型，當然也談不上轉型正義的國家，如何記錄那些仍然在繼續的黑暗歷史？胡傑本人，並不參與爭論。他只是悶著頭做。有太多歷史要打撈，而太少的人去做了。從1999年開始「尋找林昭」之後，他真的辭去了待遇優厚的公職，和整個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圈子都漸漸疏遠，一個人，馬不停蹄地，走上了一條孤獨至極的旅程。
這15個年頭里，胡傑製作完成了至少10部有關歷史題材的紀錄片，分別是《為革命畫畫：戶縣農民畫》（2004，與艾曉明合作）、《民間文革博物館》（2005，與艾曉明合作）、《我雖死去》（2006）、《糧食關紀念碑》（2008）、《國營東風農場》（2009）、《我的母親王佩英》（2010）、《星火》（2013）、《格拉古之書》（2014）。除了這些以外，已在他的工作計劃里，或已經拍攝了幾年、尚未完成的片目，還有長長的一串。
這些紀錄片所聚焦的歷史，都是1949年之後毛時代的中國──由不間斷的政治和人道災難串聯起的三十年。胡傑說，是林昭啟發了他的尋找，他想知道，這個他從小曾深信的「社會主義中國」，究竟是怎樣實踐出來的；而在那漫長而殘酷的黑暗年代里，又有多少個光彩奪目的林昭，至今還被掩埋在歷史的塵埃深處。他說，他想救他們。
「如果我們回到了歷史，把他們這種無影無蹤的犧牲、壯烈的犧牲重新拾起來的時候，讓它重新被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他們沒有白死。是他們，讓我們這個民族有了真正精神上的光輝。並不是說中國人都是像豬一樣，給一點好吃的，吃了就只會呼呼睡的。我只有一次生命，死了就死了，但是我沒死的時候，如果能把那麼多偉大的、壯烈的、淹沒在歷史里的生命打撈出來，這多有價值啊。這是我，一個最普通的人對這個祖國的愛。我愛這個國家，我就會用作品來回答這個國家所承受的苦難。」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他這樣對我形容，自己這麼多年堅持「尋找」的動力。
胡傑生活得清貧，靠家人支持和偶爾的短工項目維持日常開銷，紀錄片製作過程中的採訪、拍攝、剪輯，全都自己完成，從沒有請過助理。妻子工作之餘會幫忙聽打場記（《尋找林昭的靈魂》中採訪了80多位老者，每人4﹣5小時的訪談資料，都是由胡傑的妻子在下班回家的時間里一字一句聽打出來）。但上路，走西北、東北、西南、華南，都是一個人，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扛最簡單的設備。連筆記本電腦都直到2014年才置備了第一台。遇到秘密警察騷擾是家常便飯，嚴重時無功而返，甚至設備、影像資料的安全都受到威脅。但他從來不覺得這種困苦有什麼問題，一心一意地在這條險途跋涉，從不聲張。
2006年，在胡傑帶著講述文革早期的死難者、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故事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到香港放映時，我第一次採訪胡傑。此後這些年，因著不同場合的採訪或是電影節的機緣，我總有機會見到他。他長著一張方正英武的臉，大絡腮鬍子，雙目炯炯有神，卻永遠謙恭低眉，開口說話時，神色誠懇得讓人難以拒絕。這麼多年，他的相貌沒有什麼變化，好像歲月的風霜在這個孤身求索的男人身上留不下痕跡。
2014年夏天，他帶著新的紀錄片《星火》來香港的幾個大學做放映，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此時，距離《尋找林昭的靈魂》面世已經十年。在《星火》里，他果然找到了和林昭一樣的一群從不曾屈服、卻被歷史殘酷地抹去痕跡的年輕人。
《星火》是一本地下油印刊物的名字，1960 年出版第一期，印了30 本，發刊詞寫著：「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它的創辦人是一群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他們在甘肅的窮山溝里勞教時，見證了遍佈中國鄉村的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在那個城市裡還在歌頌畝產萬斤、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神話，而向城市逃難的道路都被封死的年代，這些能說、能寫的大學生是大饑荒極少數的知識份子見證者。有學生上書中央，卻立刻被抓了起來。嚴酷的形勢下，其他的夥伴把深切的痛苦和反思匯成了《星火》。學生們說，他們豁出去了，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本薄薄的、手寫刻印的小冊子，一定會驚訝於在50年前中國濃黑得化不開的精神世界裡，會留下這樣犀利的文字。《星火》里的政論，直指對人民公社制度乃至整個共產政權的反思，提出中國共產政權的本質是與納粹同構的國家社會主義，而學生們要追求的則是民主社會主義。林昭的長詩也經由同學介紹，刊登在《星火》的創刊號上，《海鷗──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犯下了什麼罪過？／殺人？放火？黑夜裡強搶？／什麼都不是——只有一樁，／我們把自由釋成空氣和食糧。」
《星火》只活了幾個月時間。第二期已經編寫好的雜誌還沒有來得及付印，20幾名星火成員便被集體抓捕，作為「蘭州大學反革命集團大案」，被判刑15年到20年。少數幾人被槍決，比如張春元、林昭。張春元的未婚妻、《星火》成員譚蟬雪在度過了14年牢獄生涯之後，出獄便開始盡全力收集資料、追索這段歷史，用了21年時間寫成《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紀實》（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譚蟬雪說，歷史血的腳印，必須要記得，必須要留下來。
曾在拍攝林昭的故事時訪問過譚蟬雪的胡傑，則在知道這些線索後，從2008年開始根據這些線索，重新尋訪《星火》的當事人，2013 年製成了紀錄片《星火》。
距離拍攝《尋找林昭的靈魂》已經過去了15年。胡傑當年曾訪問過的一些重要當事人，也是《星火》的見證者，今天再想訪問時，卻已經不在人世，或者身體蒼老得無法再面對鏡頭。歷史就這樣一分一秒地流逝，啞聲，無法復原。這正是胡傑一直在悶頭趕路的原因。他偶爾也抱怨，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同路人那麼少？但抱怨歸抱怨，腳步並不停下。
十幾年過去，再回看《尋找林昭的靈魂》開頭那段導演獨白，才意識到，那不只是影像語言的選擇，而更是胡傑本人對自己和歷史的一次交付、一個誓約。「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經歷了時間的考驗，這個誓約，才顯出它真正的力量。
以下是我h與胡傑的訪談摘要：
你為什麼決定持續地拍歷史題材？
胡傑：中國1949年之後的這一段歷史太重要了，是人類歷史的一個活化石。這樣一個極權制度，它的所有行為方式，都是人類所經歷的很新鮮的東西。那些在其他國家已經被宣布是罪惡的東西，我們的歷史依然在沿著這條路，用一種強大的方式在往前走。我覺得它的重要性在這裡，它給人類一種逆向的行動案例。今天的每一個縣城里都還藏著非常慘烈的故事和有價值的東西，不管是反右，還是之前的各種土地改革、鎮反、大躍進、大飢荒、四清、文革，甚至是文革之後，所謂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但為什麼沒有人，或者這麼少的人去做？我覺得挺不能夠有一個很恰當的解釋的。很多年輕人說他們想在紀錄片的視覺上、趣味上進行探索。但是他們碰這些題材。他們是不明白自己有一個更沉重的、更重要的歷史嗎？還是怕觸碰這個東西？我不是太清楚。我真的覺得太重要了。
的確，不僅拍攝這些題材的人少，而且你也會經常被批評為是表達方式落伍、影像泛道德化等等……
胡傑：所以我覺得這麼多年以來，中國的文學、藝術這一塊真是出問題了。過分的商品化，過分的迎合了時髦。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現代，他們現代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批判嗎？還是僅僅想要外國人、商人喜歡？他們的作品裡有沒有情感，有沒有愛，有沒有基本的價值，有沒有對人類命運的基本的關切？我覺得這是挺重要的。也許我的觀點確實老了。他們已經走到一個超自然的狀態，我還停留在對土地眷戀的、19世紀式的情感上。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還沒有過去，我們對土地懷有情感的時代還沒有過去。盲目的世界旅行者的身份不適合我。我不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你知道嗎，關鍵是如果我們的祖國，成了美國，我可以去當世界公民。關鍵它現在還是一個極權的、無意識、連自由都沒有的（狀態）。馬克思說如果沒有出版自由、任何自由都不要去談，這是共產黨老祖宗說的話。我們現在過香港海關，拿一本買的書都怕被查到。我們的時代還沒有過去。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尺度，如果沒有了這個東西，我覺得不管是什麼藝術家，都是很窩囊的。
你自己從歷史上去尋找這種精神尺度，就是從林昭開始的嗎？
胡傑：我有一個很傳統的觀念。我老是認為俄羅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由一批有精神高度的藝術家造就的，比如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這一代人。他們是有精神高度、有精神尺度的人。後來我發現了林昭。發現了林昭後，我覺得她是和那一代人有同等高度、同等精神素質的人。這就變成了我對生命的標准。後來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我越來越發現，其實是有這麼一批人的，比如星火中的張春元、向承鑒。他們使我們對民族有了精神上的光輝，不會再是一個別的東西了。我最近的《星火》，也是想表達說，不是沒有人說話然後大飢荒發生了，而是有人說話，只是被全部鎮壓、殺掉或者關起來了。這就讓人感覺到，那一段歷史上，並不只是一段恥辱的歷史，其實還有那麼多中華兒女為之去拋頭顱、撒熱血的。而且我覺得，這個民族可以生存不滅，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人對於罪惡不低頭，他可以被打敗，卻不可能被戰勝。林昭就是這樣的人，你可以把她槍斃，但你不可能去戰勝她。我覺得這個民族是要有這樣的精神，這樣道德的追求的。
正是這些人的光輝，吸引你一直拍下去。
胡傑：是。我們的歷史完全被割斷了，被模糊了，被人為地淹沒了。搞紀錄片的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以政權的權力的導向來論英雄。我就想通過一系列的紀錄片，將那一代人的英勇，精神上的高拔表達出來。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代，在我看來，就是1950年代一直到文革，那不像是抗戰，抗戰時我們有軍隊、有槍，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抵抗，但像1957年，他們就是默默地在監獄中去忍受。他們抵抗的是更為強大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荒唐。但民族遇到這麼大的災難的時候，那些人還能挺身而出。堅守著自己的良知。你可以不說他是英雄，但我就覺得應當把他們在民族最困難的時候所做的犧牲，給表達出來。這個時候做紀錄片，我覺得沒有別的選擇，就是去研究、去采訪、去拍攝。我先用最樸素的方法去做。後一代人可能不會這麼做，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像我這個年齡的，急著要做的事情是把這些東西先搶救過來，因為你不搶救，他們就死掉了，沒辦法再復原了。
當你用影像，讓那些已經死去的仁人志士，重新活過來，煥發出光彩的時候，在這個過程里，你會想要和他們說話嗎？你和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感？
胡傑：不僅是說話，而且是傾訴，是一種深談。更有意思的是，你不會認為他們老了，他們永遠是那麼年輕，好像永遠那麼勇敢、有智慧，讓你去和他們交流。我在做林昭的時候，一直覺得她就是這麼年輕、勇敢、有智慧，然後潑辣，說話不饒人、帶刺，就是那樣一種感覺。
你自己的經歷似乎根紅苗正，你也是通過林昭，才開始了解那段歷史嗎？「尋找」這兩個字，似乎也是一種對自己的約定。
胡傑：是的。原來我也都是懵裡懵懂，一說到反右，就知道是個運動，然後想到小時候家裡鄰居就是右派，但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是右派。通過採訪林昭的故事，才知道原來反右的時候有300多萬右派，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至少三分之一。在最初看到林昭的稿子的時候，簡直是太震撼了。因為我從來沒看到過這麼銳利的、深刻的、充滿情感的、而又像是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一樣有張力的文字，來批胖一個極權的政權。而「極權」這個詞，我們當時看了都心驚肉跳的，因為沒有人敢用這個詞，誰要是用了就要槍斃誰的。我看到林昭在獄中多次用「極權」來批判、用血淚控訴這個政權的時候，我當時真是很害怕的。就是這樣去看完了她的東西。看完了之後，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紀錄片來總結一下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運動，或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是怎樣的實踐。然後我開始採訪，在采訪了非常多之後，才明白「反右」是怎麼回事，之後的大躍進、浮誇風、大飢荒，又是怎麼回事。一環一環，災難變得不可避免。當看到了這樣一種情形的時候，你會對社會制度提出疑問，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個社會制度哪裡出了問題。我是軍人，黨員，在部隊15年，還介紹很多人入了黨。我是一個對於共產黨沒有偏見的人。但就是因為沒有偏見，所以當我進入到歷史的時候，才覺得它太有問題了。我不是因為有刻骨的仇恨才（這麼想）。
你知道，會有很多人說，你在神話林昭，那個年代很複雜，沒有絕對的好人，等等。
胡傑：如果不是我親自去拍的時候，我也可能覺得他是在神話。但是當你去采訪到，這些人確實存在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不但不是神話，而且這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總是有這麼多敢於犧牲、敢於為了自己的良知犧牲的人，所以這個民族她不會永遠腐敗下去。做紀錄片，我肯定有個人的立場和感情在裡頭的。我是站在雞蛋這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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