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文化身份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必須引入群體生存策略這個概念。人類依賴群體生存，而群體的存續，取決於生死關頭如何選擇集體的存亡之道。文化身份的認同，是這種選擇的基礎。那甚麼是政治文化呢？我的理解，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內涵，就是在群體存亡的關頭，用甚麼方式決定誰說了算。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文化與群體生存策略的歷史演變，直接相關。
對大型政治實體而言，文化身份的改變非常不易，但不等於政治文化一成不變。事實上，政治文化發生急劇變化，歷史上多有發生，比如說，被異族征服，就會導致政治文化的急劇改變。我同意孫先生的大判斷，那就是現代世界征服的成本太高，不合算，因而會增加和平的機會。但冷戰後的歷史也證明，這個轉變並不意味著戰爭會被消滅，更不意味著能消滅政治暴力和奴役。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科技進步很難改變人性，而人類的文化身份衝突就來自人性。也就是說，人類的文化演化動力，始終來自不同文化身份的衝突。其實，在智人主宰世界之前，曾有過智人與其他人類的衝突，智人全勝，其內部的文化衝突依然欲罷不能，繼續推動「文明」的「進步」，以至今日智人的內部衝突，已經有了毀滅自己的能力和真實危險。
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科技的進步，不僅改變了戰爭的形態，而且，讓壓迫性政治秩序的獨裁者和當權派，獲得了一種非對稱的戰爭能力，用來抵制甚至是反擊民主政治秩序的影響力。近年普京和習近平的聯手，更試圖證明，壓迫性的大國，有可能在現代科技的支撐下，以同歸於盡來威懾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同時綁架本國民眾的文化身份，脅迫整個世界接受一個缺乏公義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說，與現代世界征服成本太高相伴隨的，還有一個趨勢，就是非西方國家維繫一個對內壓迫、對外霸凌的政治秩序和全球秩序的空間增大了。
為甚麼會這樣？沒有簡單的解釋。一個比較簡單化的解釋，就是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給非西方的文明的民眾，帶來了更多收入和社會流動的機會，反而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因為人們很容易看到民主變革的風險，卻難以估量變革的收益。這種趨利避害的「理性」，加上高科技成功地應用於政治壓迫，助長了一種「生存策略」，那就是「好死不如歹活」。
支持這種生存策略的價值體系和政治秩序，與支持「不自由毋寧死」的生存策略之間的衝突，是否能避免戰爭，或者讓戰爭成為不必要？我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儘管我很難想像未來戰爭的全部形態，但我依然堅信，「戰爭是新秩序的助產婦」。
總之，現代世界征服成本高不足以阻遏戰爭，真正的問題是，西方文明無力把自己的生存策略強加給非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又無力靠自身之力走出那種窒息自由的政治文化。這個困局帶來的和平是靠不住的，當雙方的「生存策略」無法並行不悖的時候，基於文化身份衝突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作為一個非西方的大國，中國在這個人類的文明困局中，有甚麼樣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與文化身份的衝突是甚麼關係？僅靠趨利避害的理性（rationality）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戰爭則更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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