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跟我的編輯陳鍵瑜討論，她傳達編輯部的意見：「《海慟》才剛出版，需得讓它在書市上再熱一熱，太密集的話，讀者也會消化不良。」然後臉書上就有一個詰問：海的另一端，是什麼？《海慟》提供了一種答案，也印在書的封底：
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麼。——蘇曉康
內陸取向的中國維持著千年秦制，封閉、保守、對外恐懼，面對海洋，壓制香港、台灣，亦侵占西藏高原、殖民西域新疆，霸凌的地緣政治學；
他指出，中國只有解決獨裁問題，周遭和世界才會安寧。
《海慟》從延安講到北京，讀書人成猴子、黃梅戲巨星被剖腹，上承商鞅酷政，從古至今的歷史經驗脈絡相承，習與毛沒有血緣關係，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
「大國崛起」的中國，在他筆下仍是一片蠻荒，中國溺嬰數億、五億女性仍是生育工具，「五四」以來有何「進步」？
今日亡天下，而昨日溫美，民初真是一個群星燦爛的年代，「慟者，痛也、哭也、悲也，抑或醒也？」，「天蠻地荒」也是人類現狀？悲切之餘，遂集結成《海慟》一書。
其實，我自己思考了許多年，偶然發現1996年的一次演講，才見到那時需要梳理的脈絡，已經相當繁雜，這個講稿，不知為何也未收入《海慟》，當然許多意思已散見於不同文章之中。】
我大概有三年沒有演講過了。三年前我們遭到一次車禍，我太太傷得很重，這次是因為向住在這個地區的一位醫生求治，他跟我談起來這里中國社區的活動，邀我來談一談。
談什麼？在電話上商量了這個題目﹕走向海洋。因為近來大家談得很多的，就是"台海危機"，還有美國圍堵中國的話題，以及中國最近冒升的民族主義情緒。我覺得這些問題都跟我當時寫《河殤》、拍《河殤》所涉及的問題有關，是那次話題的延伸和發展——這就是中國走向海洋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中國文明四千年非常燦爛，在近代卻衰落了，之所以衰落，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受到來自海上的西方文明的挑戰，而不能很好地應對這個挑戰。西方文明，《河殤》多少有點簡單化地將之稱為"蔚藍色的文明"，這既指海洋，也指貿易、商業，以及後來發生的科學、民主，都形象化地用"蔚藍色"來稱呼。中國的文明，我們在《河殤》中界定為"黃色文明"，或者說"內陸文明"。一種蔚藍色，一種黃色，在《河殤》中形象化了，象征化了，同時也就簡單化了；很容易引起共鳴，但到海外來，也有很多人向我提出質疑﹕你怎麼可以將這麼復雜的文明問題作這樣簡單化的說明？
大家知道普林斯頓有位很有名的余英時教授，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里，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中國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
余教授又談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民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
我沒有和余先生繼續向下討論，為什麼後來中國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海上貿易、海洋文明——當然不是沒有海上貿易，明清時是有的，但是多是民間的走私行為，政府在很長時間實行海禁政策。但是在近代，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一直處在一個不好的狀態。紐約的唐德剛教授說，中國的四千多年歷史，如果只看這一百年，猶如長江過三峽，激浪拍岸，無數尸體沉落江底。有人問唐教授﹕這個"三峽"得過多少年？唐教授說他認為要過兩百年——就是說我們還得過五十年，憋過去了大概中國就會情況好一點。
這一百多年我們面對什麼樣的局面？開發了南洋，後來又往東發展，但是總的來說文明沒有發展到海上去。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來自海上的。我們中國人，包括大陸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多強調"鴉片戰爭"，中國大陸著名導演謝晉正在籌拍《鴉片戰爭》，已經集資一個億，其中由上海市政府出了三千萬。
事實上，研究一下中國近代史，會發現對中國人刺激最大的，不是鴉片戰爭，而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一次戰爭﹕甲午海戰。甲午海戰是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亡國屈辱最嚴重的一次戰爭。大家看過《甲午風雲》，那部電影中有許多東西是錯誤的，但從思想史上看，甲午海戰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挫折感，這種挫折感到今天還沒有消散。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之下，搞了戊戌維新；戊戌維新失敗以後，才有後來的革命——武昌起義。孫中山不再給大清王朝合法改革的機會，要推翻大清王朝。很多學者發現，從當時知識分子留下的記錄來看，鴉片戰爭對他們沒有什麼太大刺激，甲午海戰的刺激卻很大。
這里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麼，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領軍隊征西，平定金積堡的回民叛亂，包括後來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貸款。胡就是最早的買辦，向西方借銀子解決西部的問題。中國當時是有內陸的麻煩，有內陸的壓力，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今天怎麼樣？
今天還是沒有處理好。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實行改革，但他沒有很明確的海洋意識。最開始，開放了幾個特區，黨內比較保守的人反對他。鄧小平頂住了。1984年，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這樣做比較大膽，但是也比較盲目。鄧小平局限也在這里﹕他最大的想象力就是只能開放沿海城市。到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那時鄧小平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用的執行開放政策的人主要是趙紫陽——趙紫陽這個人，據芝加哥大學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萊德曼教授說﹕他在共產黨體制中所認識的人中，趙紫陽是對市場經濟最有感覺的人。蘇聯就沒有這樣的人。趙紫陽一下台，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就成了很大的問題。鄧小平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這樣兩個對中共政權非常大的挑戰，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意思是說，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垮掉了，誰來扛這面大旗呢？鄧小平說﹕誰願意扛誰扛，反正我不扛。過了這麼多年回過頭來看，得說鄧小平這八個字很厲害，使中共撐過了六四以後合法性危機最艱難的時光。
但是，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我發現中國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這麼一個方針指導之下，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東亞政策，是認為東亞地區是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的地區，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在東亞崛起。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都是認為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認為，自己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以後、二十世紀結束之際非常好的機會。中國當時還談論到了"太平洋世紀"中的中、美、蘇、日的關系。可是到了1993年，情況變了。具體什麼原因，我不知道——鄧小平1993年有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後來有人寫文章論證這句話，認為，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的威脅了，我們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蘇聯垮掉之前，雖然與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蘇聯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毛澤東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灣，結果被台灣方面消滅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有人說，現在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
中國出現了很多說法﹕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他。航空母艦，中國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煩得多。冷戰結束以後，蘇聯不再是一個超級大國，而美國的戰略重點還在歐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務。於是中國認為，亞太出現真空，中國要填補這個真空。這種想法就與鄧小平在"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指導方針下，認為在東亞"天時地利人和"，對我們有利，在二十世紀末贏得發展的大好時機，等等這些想法是完全沖突的——中國要去當東亞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脅沒有了。因此出現了"台海危機"、認為美國有一個"圍堵的戰略"，都是從這里來的。
美國是否有"圍堵的戰略"？我認為沒有。只有一些媒體、思想庫、一些已經不在位的外交家，在重提五十年代美國的圍堵政策。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基辛格開始，奉行的是一種余英時教授翻譯為"全面牽纏"的政策。基辛格認為，美國無力承擔把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永遠排斥在國際事務之外，所以那時到北京去見毛澤東，中美談判建交。這種牽纏政策比圍堵聰明一些，可是並不成功，因為中國的政策不斷在變，用胡適的話說叫"喜怒無常"。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又開了槍，布什其實並不很想制裁中國，因為他和鄧小平是老朋友，他還是希望與中國政府打交道，于是就拿最惠國待遇去"牽纏"，希望以此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並沒有被改變，政治上還倒退了，對持不同政見者壓制得比以前還利害，美國有什麼轍? 克林頓剛上台時，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壓根兒沒有想法，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他沒上台前罵布什對中共軟弱，那是為了拉票，自己執政後更軟，他前不久也承認這一點。這是美國政治的另一個特點﹕實用主義，它不會為中國的人權犧牲它的貿易利益。
所以現在中國人都認為美國拿中國當頭號敵人，那是一個錯覺，相反，中共為了煽動民族主義，倒是故意拿美國當頭號敵人，不過他們也是實用主義的，前一段中美之間的智慧產權談判，到了攤牌的最後關頭，美國的那位女代表要去宣布制裁，中國也準備報復，就在要宣布之前的幾個小時，李嵐清在中南海接見她，全部答應美方條件，李嵐清接見完，馬上江澤民接見。那時我就想，這是中國政府開始就想好的一點——肯定屆時全部認帳，但是要等到最後一分鐘再認。一認之後讓步就非常大，老實說，在智慧產權、音響、電腦和影視市場上，就是台灣現在都對美國沒有讓到這個程度。有意思的是，正好這個時候中國有一本書暢銷，叫《中國能說不》，我就覺得很好笑，那些三十幾歲的作者們和讀許多讀者，以為江澤民只會說"ＮＯ"，殊不知他該說"ＹＥＳ"的時候照說不誤，這有點象當年的西太後，先是挑動義和團"扶清滅洋"，去攻打洋人，等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她就讓李鴻章去簽辛丑條約，割地賠款，也砍義和團的頭向洋人謝罪。中共這麼作，其實很不聰明，那是拿自己的道德權威去賭，他們以為美國政客都很傻，玩不過他們，其實這個談判並不在于中國賠上了多少市場，而是中共的道德權威賠進去了。美國現在就是這種態度﹕全面牽纏，跟你談，不跟你打。據說智慧產權問題談成之後，白宮這邊喜出望外，發表聲明說，這證明我們"全面牽纏"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圍堵政策"是沒有用的——是冷戰時候杜勒斯的做法，現在怎麼可能？美國也沒有能力圍堵中國。但是中國怎麼跟世界打交道？尤其是在太平洋上，不知道中國是怎麼想的，手法很拙劣。"台海危機"也是這樣﹕人家選總統，你干嘛又是導彈又是演習的；美國把航空母艦派去，你又縮回去。開始凶得要命，實際上不敢打，這就很跌份。
面對太平洋有許多新的挑戰，中共並沒有多少"新思維"，如兩岸統一問題，硬要拿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來套，不是一碼事嘛，對香港"一國兩制"是可以的，而且鄧小平當時想出這個點子很聰明，香港不是一個"國"嘛，尊重你原來的制度，就到頭了；反過來說，台灣也不是一個地區嘛，是中華民國，周恩來當初同基辛格談判，就頭痛兩岸兩個中國的表述問題，據說還是老毛建議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這個提法，這是等于承認對岸也有一個中國的委婉說法，基辛格拍案叫絕。可是現在中國的領導人沒有這樣的智慧。
不知道二十一世紀會不會出現"太平洋世紀"，是否東亞的經濟一定是全世界增長最高的地區。很多人這麼說，但我不知道。反正東亞地區對於中國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走出封閉，走向海洋，從幾千年的歷史脈絡來看，是非常好的變化，鄧小平是有建樹的。現在據說鄧小平已經不行了，我看目前的政策確實不是他主導了，整個亂了方寸，東一腳西一腳。一會兒是導彈拿出來嚇人，一會兒又什麼都認帳。
更大的一個問題是，俄國的變化我們還難以確定。前不久的大選，共產黨差一點上台，其實已經不是共產黨，就是上台也不是太了不得，但是他們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那可是不得了。如果"大俄羅斯主義"上了台，中國大概就沒有辦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脅重新出現，就得想辦法再來對付了。現在倒是很好的時候，是個空檔。是空檔就跟東亞搞好關系嘛，結點善緣，作點生意，干嘛要把關系搞得那麼緊張？
而且，台灣島上的中國人，就是中國文明向太平洋拓展的歷史過程中移民過去的，是中國的海洋文明的成功範例，為什麼不能心平氣和地同他們協商，而要怒目相向呢? 大陸上的中國人如果連同種同文的海上中國人都不能詳和相處，還奢談"天時地利人和"干嗎? 蔚藍色文明已經在中國出現，在中國有發展，走向世界，這很好。但是依然沒有做好準備的話，唐德剛教授所說的兩百年過"三峽"過不過得去，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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