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祖宗詛咒的年輕人
福建出生的明史專家陳梧桐在今年五月逝世，有出版社將其舊作《崇禎往事——明帝國最後的圖景》再版，但是封面和書名大為「更新」，變成《崇禎：勤政的亡國君》，旋即因為「疑似惡意影射」而全面下架。《崇禎往事》的原書還是流傳，解讀黨有興趣還是可以一探究竟。
見有網友說《崇禎往事》「包裝」的確有點「頹」（簡陋），新版清新很多。在自己看來，《亡國君》一書有點像台灣經常見到的大眾類歷史書，在一般地方，只是為了貼近一般讀者，而（封面）表現得比較調皮。
崇禎皇帝的故事，當然是一個中國史或領導學的經典案例。幾年前香港人就經常用類似角度去劣評前任特首林鄭月娥。
因為林鄭月娥是當年港大畢業、進入港英政府做高級政務官，典型的舊時代菁英。她做過很多不同部門，有「好打得」（好能打）的江湖稱號，最後還成為特首。就算是反對派，都沒人會懷疑她的「執行能力」，但後來香港在她任內發生特大問題，事後不少人都黑色幽默地說，這一切都是由於她執行能力太高。
作為明王朝（不計南明）最後的皇帝，崇禎十分知名，也為後人留下兩極評價。一方面是濃重的希臘悲劇式設定：明朝的爛攤子大部份不是崇禎的責任。崇禎小時候不獲看好，他 5 歲時父親就打死了獲罪的母親，所以他是由庶母照顧長大，上任時年僅 16 歲。在我們就是中學生的年齡，就要學做皇帝，並且他沒有沉迷玩樂，更是某程度的工作狂。
他的前任是熹宗。熹宗執政期間最知名是「九千歲」魏忠賢的時代，朝政主軸是太監黨和東林士人黨的對抗。
熹宗的前任則是在位不長的光宗，光宗面對的問題是父親神宗超長時間在位，又超長時間不上班，使帝國長期處於無人駕駛狀態。各地官員老死後，很多位置因為沒有皇帝任命繼任人而懸空。一直都流傳的其中一個看法是，帝國在神宗手中早已爛掉。甚至明人之後的敵手、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問題，在神宗的時候已經在醞釀狀態。
同時崇禎又絕非無辜。崇禎絕非不欲為治，他收拾了前朝肆虐的魏忠賢，結束困擾已久的閹黨時代，但他屬於歷史書中刻薄寡恩的類型，例如越王勾踐。
崇禎不信任屬下，害怕他們權力過大，但禮賢下士的時候，又真的禮賢下士，但拉長去看，就是不斷地換人，「聖意」反覆，而且賜死也絕不手軟。老闆和下屬無法真正長時間合作。
光宗取消礦稅與民休息，獲得朝野好評。崇禎以加稅聞名，因為崇禎客觀上也需要不斷應付帝國內外爆發的叛亂和戰爭。而且席捲世界的小冰河期，產生了各種生態、農業、傳染病、政治的連鎖反應，令全世界包括明帝國都動蕩不已。
充滿（漢族）光復意象的「明朝」，最後卻將整片大陸吸入動蕩和黑暗。長久被壓迫的人民也沒力氣回應號召去保家衛國，臣民、太監最後也放棄了皇帝自尋生路。
中國史有很多關於君主質素的討論和品評，在現代角度而言，甚至有時是過度強調上層人事對歷史大方向的作用。自從崇禎的祖先加強了皇帝的獨裁能力，這個體制就變得更加要求皇帝的個人能力，它好像要求皇帝變成一台中古意義的人肉電腦，百官和萬民以君主為中心連結起來。不知道君主需要多強的御下卿民之術，才能將帝國億萬臣民「國計掌於手中」。
做不到的話就是更大的失衡。明黨爭如此嚴重和失控，多少也能追溯到制度上，有歷史遺留的問題。這是貌似高高在上的皇帝有苦自己知。
崇禎經常被評為獨斷，但這又是制度或時局所要求，要求皇權不受文官集團威脅，取消宰相，大大增加監察官員的特務機關權力，加上用太監壓制文官。一切本來是為了鞏固皇權，但最後卻在子孫的手中，化為失控的黨爭，變成與皇權互相衝突抵消的反作用力。而崇禎也只是一個普通人。
崇禎及他的諸位前任，嘗試用各種方法修正或對抗這祖宗留下的體制，結果都不太成功。崇禎最後上煤山，不只是皇室家破人亡的悲劇，這是制度長期演變到後來的結果。
國內外不少人為大明滅亡深感悲哀，但大明統治事實上非常糟糕，對人民是災難。這現實與崇禎想做好皇帝是可以並存的，畢竟地方和中央、貴與賤在現實中，經常處於互不干擾的平行時空，直到張獻忠來了才可能「和光同塵」。
很難說他是明君，但此君面對的時代難度也是特大，令人有一點點同情。黃仁宇膾炙人口的《萬曆十五年》整本書都在嘗試揭示當時王朝體系內在的「不可持續性」，萬曆時的很多事情，已經顯示出崇禎將要面對的困境。
甚至皇帝對文官的限權，大約早至漢武帝已經開始。野心勃勃的漢武帝要「大有為」，不想再受前面文帝及景帝時期功臣、外戚和貴族世家的制約，就開始提拔低階無後台文官，以及將政務工作由文官包圍的「外朝」，轉入由皇宮太監協助運作的「內朝」。「專制」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瞬間的發明。
雖然被提拔的背景清白官員，可以突破階級，有機會建功立業，自然亦感恩「聖上知遇」，但大局始終是要打壓舊派的既得利益，要維護皇權和帝國大一統，太監也因此獲得機會正式進入歷史舞台。漢武帝自己駕馭這些沒問題，但他後來的繼任人甚至會慢慢淪為掌權太監的政治人質。
崇禎沒有享受到多少專制的好處，而專制的長期副作用，卻要由他付帳。
然後講了那麼多，其實到崇禎親手毀掉家庭，再去自盡的那年，他才 33 歲。以現代標準他只是一個年輕人。這樣的壓力，令崇禎相當精神分裂。一方面他在遺言中表示「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但他也推卸責任，認為有今時今日「皆諸臣之誤朕也」。
朱元璋對文臣立下更加侮辱和防範的措施，這祖宗之法的影響，強烈到出現於帝國遺言。他到最後也不信任並劣評部下。所以崇禎事必躬親，也可以是反映他孤立無援，而這卻是皇帝長期都無法改變的政治現實，明亡就是這樣荒謬和殘酷。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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