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1日星期三

程翔: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的亮點

(上)為求思想獨立,不惜摒棄中共

李怡先生逝世一周年了。在這一年間,他女兒小蕾小蓓、好朋友羅恩惠(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以及《蘋果日報》舊同事黃瑾瑜(李怡先生指定的回憶錄責任編輯)等,排除各種困難,竭盡全力為他出版了《失敗者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讓人們看到一個在思想界屹立近60年的知識份子對世局及國情的思考和對自己人生歷程的反思,《回憶錄》的出版,對李怡個人來說固然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對他所經歷的時代來說,也因此而得到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文獻。

誠如李怡自己所說:「我創辦了雜誌,雜誌創造了我」(第65篇,第260頁,以下引文略去篇數,僅標出頁數),要徹底瞭解李怡,絕不可能從區區兩冊的《回憶錄》就可以做到,必也要回到《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章,以及雜誌結束後他在《蘋果日報》的專欄才能看清李怡全貌。雖然研究李怡要回到他的雜誌本身,但偌大的、跨越30年(1970-1998)的雜誌原材料或許會讓人感到難以入手,則我覺得《回憶錄》就等於為兩套雜誌以及其後《蘋果日報》的文章提供一個簡單扼要的導讀版:從《回憶錄》的編目逐一去深入研讀兩套雜誌。

我認識李怡先生超過50年(從1970年計起),對他的人生歷程以及思想轉變軌跡有點認識,但我仍然從《回憶錄》讀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使我更加深對李怡的認識。《回憶錄》中有兩個亮點:一是李怡從未對外披露的一些事實,那就是他本人及其家族與共產黨關係之深,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左派」人物;二是李怡在2017年前的文章鮮有表達的對自己的反省和悔疚。這些來自他本人的親自披露,使人更增加對李怡的尊敬。

本文先談第一點。

李怡在《回憶錄》中首次詳述其家世。他父親李存棠(即李化),組建了中共外圍組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是中共在電影界一個重要的統戰組織。他二姑姐李麗蓮與江青共同在1937年奔赴中共根據地延安,江青嫁給毛澤東,她則嫁給李德(原名 Otto Braunn),即第三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顧問」(實質是督導中共)。李麗蓮這個身份,使她能夠隨時見毛澤東,並與毛打麻將。1939年李德返蘇聯,她則改嫁給歐陽山尊,後者是國共和談時中共方小組成員。李怡的叔叔李剛則在1949年之後出任中共文化部藝術局局長(頁73-75)。從這個簡單敘述可以看出李怡的父輩同共產黨關係之深。

至於他本人,《回憶錄》也第一次詳細透露他跟中共香港地下黨關係之深,特別是同中共情報系統的熟絡程度。他自己透露,他與中共國家安全部(1983年之前稱中央調查部)駐港情報站最高負責人潘靜安關係十分良好,例如:

  • 潘幫忙調他妻子來港並安排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獲分配房屋,從此生活穩定(頁275);
  • 潘推薦他到北京見潘的上司、中調部部長羅青長(頁275);
  • 潘推薦他做政協委員(頁353);
  • 潘為他引見很多中共在港高層人士如王寬誠、費彝民等(頁275);
  • 潘為他的「天地圖書公司」招牌搜集書法字體(頁275);
  • 當獲知北京有人對李怡不滿時,潘多次規勸他不要登一些文章(頁351)或參加某些會議(頁353),處處體現出他對李怡的呵護,雖然李怡沒有理睬這些勸告。

李怡本人同中共情報系統的熟絡程度都是很多人前所未知的事,這是《回憶錄》透露的一個重要的訊息。

正因為李怡無論其父輩或其本人都同中共有這麼深厚的關係,所以他能夠最後摒棄共產黨,尤其難能可貴的。

以李怡當年在中共系統內的地位,他是可以飛黃騰達的。雖然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前,香港的左派都要承受低工資的煎熬,但在中共改革開放後,鼓勵大家「下海」經商,「左派關係」一下子變成發達的重要條件。以出版界為例:與《七十年代》同期(但略靠後)的還有兩份左派外圖刊物《鏡報》和《廣角鏡》,都是肩負替中共宣傳的任務。《鏡報》的負責人徐四民獲中共的犒賞,可以獨家代理一隻名貴中藥「彰州片子癀」,因而發了達。《廣角鏡》有一個編輯李國強則利用該雜誌的親中背景生出一份軍事刊物,然後以此與中共軍方合作做起軍火生意來,也是賺到盤滿缽滿。有一次筆者在北角天后地鐵站偶遇他,他沾沾自喜地告訴我,他在柏景台(天后地鐵站上的豪華住宅,當年是北角區最貴的樓盤)有好幾個單位(我當時心想,誰還敢說在左派工作要捱窮)。所以當時的李怡,如果以他在左派的關係,以及《七十年代》受中共重視的程度,要像其他雜誌老細一樣發達是絕對不難的。

但李怡沒有這樣做,他為了堅守真相和良知,寧可選擇一條甘貧如飴的道路,他在接受《蘋果日報》記者訪問時坦承這樣做是要經歷一個痛苦的掙扎過程。他說:「最痛苦是思想獨立,現實環境卻很難分割」、「有好多掙扎,因為我與左派關係好深。」他承認是個人利益問題,他說:「離開左派陣營,太太要離開左派工作單位,每個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見冼麗婷:《專訪:李怡從左到右的掙扎》 香港蘋果日報,2012年8月5日)

物質利益不能左右對思想言論自由的追求,並敢於以個人的力量抗衡腐朽的政權,所以李怡值得大家尊敬!


(下)為求忠於歷史,不惜自我否定


李怡《回憶錄》的另一個亮點,就是他對自己在左派年代的文章作出深刻的反思、自我批評和向讀者道歉。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如果以「党國情懷」作為觀察點,李怡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

  • 愛中共、愛中國(以《七十年代》文章為代表);
  • 去中共、愛中國(「去」是摒棄的意思,下同,以《九十年代》文章為代表);
  • 去中國、愛香港(以《蘋果日報》 時期文章為代表)。

每一個階段都充滿着自己同自己的思想鬥爭,每一個階段都出現對前一階段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但總的趨勢是更加徹底地否定中共、否定社會主義、甚至否定被中共綁架了的中國,更加堅定地支持民主、自由、自決、法治、國際化,以及為追求這些價值而勇敢地站出來的年青人。

整個《回憶錄》在不同的篇章都能夠找到李怡的自我反省。順手拈來就有以下內容:

  • 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頁45)
  • 無法否定自己(頁61)
  • 我們都覺悟得太遲了(頁183)
  • 二重生活的悲哀(頁252)
  • 有用白癡(頁268, 272)
  • 青年誤導師(頁275)
  • 誤導學者吹噓國力(頁284)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364)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頁512)
  • 我的悔疚(頁532)

在上述文章中,他都多次向在《七十年代》期間(即他處於「愛中共、愛中國」這一思想階段)因為受他影響、走上信奉社會主義歧途從而導致自己生命歷程出現逆轉的朋友道歉,這是李怡《回憶錄》面世之前不多見的懺悔。

李怡引用魯迅的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自己」(頁831),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是很痛苦也很矛盾的一件事。這種痛苦與矛盾反映在他以「三個共同體」(想像共同體、事實共同體、個體)的說法來合理化自己既然知道中共的邪惡卻仍然留在左派機構為中共做宣傳的矛盾。他說:「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頁258)。

李怡又引用日本作家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一書中關於近代人的四種悲哀來自況(頁254):

  • 理想破滅的悲哀;
  • 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厭世主義的悲哀。

李怡自己只承認有「二重生活的悲哀」(頁252),但是我覺得,他除了沒有因為種種努力都歸失敗後產生的消極厭世念頭外,其他的三種悲哀都是很明顯的。事實上,如果他沒有反思,繼續盲目地效忠共產黨,他原有的「理想」不會破滅(第一種悲哀),他也不會對共產黨產生懷疑(第二種悲哀),更不會過着二重生活(第三種悲哀,即寫出來的東西連自己都不相信)。正因為他要走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路,才會產生這麼多「悲哀」。這些悲哀,正好說明「反省」及「自我批判」是十分痛苦的事。但是,雖然承受了這麼大的悲哀,李怡還是義無反顧地告別錯誤的過去。所以,李怡一生三個思想階段,反映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氣節:追求真理,不畏強權。他體現了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追求的境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見陳寅恪:《海甯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

李怡引用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話:「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們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惟有通過這一理性批判,知識份子才能不斷地超越歷史的局限,趨向于永恆和普遍」(頁535)。他又說:「這種來自內心深處對真理的信仰和堅持,使真正的知識份子不但要批判現實社會的罪惡和不義,也要不斷反省自己的認知。由於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每一個人對真理的認知都有歷史局限,都一定有過錯誤判斷,因此知識份子也要不斷自我批判過往的認識。認為自己永遠正確的人,其實是迂腐和無知。知識份子要通過對現實和對自己的不斷理性批判,才能超越歷史局限,趨向於永恆和普遍性。但只是『趨向』而不是『達到』,因為真理不存在絕對的永恆和普遍。」(見香港電台第一台,李怡《一分鐘閱讀》2016年7月5日)

勇於「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勇於對曾經受自己誤導的朋友道歉,李怡堪稱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作者程翔,畢業於香港大學,1974年加入香港《文匯報》,曾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1988年升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後離開;創辦《當代》。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並派駐臺灣,2014年退休。2005年程翔因撰寫文章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五年。著有《邊陲萬里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and Its Impact》、 《漫漫愛國路》、《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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