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內部人士李銳的日記被他的女兒帶出中國，並交給了斯坦福大學。而李銳的遺孀說，它們是被偷走的。
本文原刊於《華爾街日報》，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80年來，曾擔任毛澤東高級助手的李銳一直保持著寫信和記日記的習慣，他用筆記錄下了自己在共產黨核心圈周圍所度過的漫長且跌宕的一生。2019年李銳去世前，他的女兒悄悄將這些書信和日記帶出了中國，交給了美國加州一家檔案館。
如今，「李銳日記」成為了一場法律戰的爭奪對象，爭奪的雙方是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遠在北京的李銳遺孀。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關於誰有權保管一段非官方中國歷史敘述的爭奪戰。
李銳用筆下的數百萬漢字，記錄了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早期歲月、讓共產黨得以掌權的那場革命、上世紀50年代他擔任毛澤東秘書的經歷，以及他因詆毀毛澤東的經濟政策而被監禁的20年。
李銳在政治上獲得平反後仍在繼續寫作，並在退休後很久也保持著這個習慣。他一直活到101歲，終生都是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幹部，但在學術界和媒體人士看來，他也是內部人士中為數不多敢於在天安門鎮壓事件、建造三峽大壩問題上對黨提出公開批評的，此外，他還不斷批評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在日記裡，李銳記錄了他在黨內一步步晉升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官員以及他們的談話內容，除此之外，他還記錄了自己的起床時間，以及他在北京位於六樓的住宅陽台外的天氣狀況。
2017年10月的一個周日，他在當天的日記開篇中寫道，陰轉晴，六點半過一點起床。在這篇日記裡，他簡要地提到了一位中國前領導人、文化大革命、一場森林火災及大宗商品價格，其間還提到了他看的電視、家庭照片以及與一個政治高層家庭的接觸。
李銳之女李南央告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說，他通常只會記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很少會寫下自己的想法。儘管如此，日記中還是會出現戲劇性場面，例如他對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的描述。他寫道，士兵們用機關槍隨意掃射，時而朝地，時而朝天。
整日不寧，總想痛哭。……事已做絕。何以對天下，謝天下。
—1989年6月4日
2010年他提起毛澤東時寫道，毛完全與人類應有的前進方向背道而馳。他在日記中還提到1984年和2002年時曾見到習近平，並在2018年時討論了習近平的領導問題，當時中國正試圖取消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李銳還在日記中引用了一則外媒報導，其標題為「民主已死」。
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中國學者馮崇義說，李銳是一位誠實且勤奮的作者，他主張中共可以自我改革，在中國政界擁有廣泛人脈。在李銳去世前的數十年間，馮崇義幾乎每年都能見到他。
「能留下那段時期的真實記錄，這太珍貴了。」馮崇義說。在他看來，李銳和那些把寫日記「當做搞宣傳」的中國官員是不一樣的。
然而，對黨的核心事件如此充滿個人色彩的公開描述，違背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樹立正確黨史觀」的要求。在涉及共產黨的事宜上，中國的審查力度向來最為嚴格，即便是最普通的資訊，也會被列為國家機密。
中國政治人物所述內容外泄，通常會引發不小的震動，儘管這樣的事情罕有發生。例如當年趙紫陽的錄音帶被偷運出中國。這位「天安門事件」時期的中國領導人在該事件後被免職，餘生都在軟禁中度過。
美國記者殷阿笛（Adi Ignatius）參與出版了2009年的趙紫陽回憶錄，該書就是基於上述錄音編著的，它為人們了解天安門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殷阿笛說，將錄音帶偷運出中國的過程中，他的同事使用了早期版本的加密電郵，以此繞開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政府禁止將任何幕後資訊公之於眾。」殷阿笛說，他目前擔任《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總編輯。
李銳的背景，使得其日記的價值對任何潛心研究這批海量著作的人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中國問題專家、與李銳相識的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說，「鑑於他的職位和他認識的人，我相信，這些資料對於研究以及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精英政治的內部運作，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斯坦福大學在法庭文件中說，李銳的文字在中國一直都被禁，因此如果他的日記被留在中國，將「被壓制，還可能被毀。」
毛的行為完全違背了自由、民主、科學進步和法治的普世價值。毛完全與人類應有的前進方向背道而馳。十年文革把中國推向了全面崩潰的邊緣。
—2010年1月9日
但問題是，這些日記是從中國偷出來的嗎？
這正是擺在美國北加州地區法院面前的一道難題，在這場家庭對立的爭奪中，雙方律師接連提出訴訟請求和反訴，都聲稱對上述資料擁有所有權。
為了證明自身所有權，斯坦福大學與李銳71歲的女兒李南央一道參與了奧克蘭的這場官司，而另一方則是李銳的第二任妻子張玉珍，他這位91歲的遺孀現居北京。
在一通簡短的電話裡，張玉珍拒絕回答問題，她只是說這些日記是中共組織部的事，李銳生前曾供職於此。中國外交部沒有回覆記者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中國政府在此案中是否支持張玉珍。
張玉珍的美國律師、舊金山律所Vinson & Elkins LLP的馬修·J·雅各布斯（Matthew J. Jacobs）說，「我們唯一的客戶就是張女士，僅此而已。」
張玉珍在法庭文件中指責她的繼女李南央對李銳施加了「不正當影響」，聲稱李南央「盜取了」私人資訊和「國家珍寶」。
2019年，北京一家法院依據中國的繼承法裁定，張玉珍有權獲得這些資料。
斯坦福大學聘請的律師、洛杉磯律所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 LLP的馬克·D·利特瓦克（Mark D. Litvack）說，李銳在日記中清楚地表明，他支持將這些資料交給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簡稱：胡佛研究所）。利特瓦克還說，上述北京法院曾阻止斯坦福大學提交案件中的相關證據，尤其是阻止它陳述自身觀點，即由於李銳去世時這些資料已不歸他所有，因此繼承法在本案中並不適用。「他在世的時候，這些資料就全都屬於我們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利特瓦克說。
張玉珍方面的律師雅各布斯則表示，「所有事情都發生在中國，無論是偷盜、繼承或是贈與，因此，任何一種情況都適用於中國的法律，而且中國法院已經作出了裁決。」
如今，李銳的40箱手稿以及相關的數字文檔已成為胡佛研究所的第2019C100號館藏，這裏保存著大量中國歷史檔案。通過預約，便可以一睹這些館藏的真容，在來自150多個國家的超6,000件藏品中，既有一戰時期的政治海報，也有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頭部X光片，還有數十年來的阿富汗報紙，等等。
艾瑞·瑞德伯德（Ari Redbord）曾是美國政府的律師，擁有經手跨國金融犯罪方面案件的經驗，他指出，美國法院可能會重點關注案件涉及的正當所有權。他說，「在我看來，這是一樁非常典型的物權法案件。」瑞德伯德沒有參與上述案件。
理查德·麥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在2003年時曾去李銳家中拜訪過他，2010年，這位澳洲人出版了《共產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書。書中寫道，「他也許是生活在中國的高級別內部人士中，唯一願意明確細緻地公開談論毛澤東政治遺產這個禁忌話題的人。」
儘管李銳時常對中共路線提出異議，但他去世後還是得到了官方葬禮的待遇，並被安葬在北京著名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國家領導人對逝者表達了敬意，習近平還送來了花圈。葬禮外，有一小群人舉著呼籲民主的橫幅。
會面結束時，我們談到了如何評價習近平……（習近平之父）習仲勳曾教導他的兒子要遵循兩個基本原則：實事求是，以及兼容並包、寬以待人。習近平的回應是，第一條很難做到，但第二條肯定可以做到。
—2012年1月16日
按照李南央的說法，她和家人之間經常會討論如何保管父親這些珍貴的日記，她曾寫道，自己與父親的關係時常會很緊張。她說，父親多年來一直認同妻子的觀點，認為他們都「屬於黨」，但同時，對於把日記交給胡佛研究所的想法，父親也很喜歡。李銳曾記錄了1989年2月訪問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經歷，看到藏品中還有蔣介石的日記，這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蔣介石領導的軍隊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中落敗。（圍繞蔣介石日記的所有權，斯坦福大學也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
到2017年時，李南央已將父親的部分書信交給了胡佛研究所，後者為她提供了一個頗具聲望的訪問研究員的職位。張玉珍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對李南央來說，這個職位是她用父親的資料換來的「意外之財」；斯坦福大學則表示，之所以授予李南央該職位，是因為她曾協助檔案管理員辨別父親有時比較難認的潦草字跡。
李南央說，後來習近平剝奪了一些保守派官員的實權，而這些人一直以來都對李家照顧有加，於是，家裡反對把日記送到海外的聲音逐漸平息。
2017年1月30日，李銳寫道，他與妻子和女兒談到了日記的問題，他說，「她」——不清楚這個「她」指的是誰——同意了我的處理辦法，也就是把日記交給胡佛研究所存檔。
李南央說，幾天後，「我父親說，去吧去吧，去做吧。」
她把幾十年的日記塞進兩個隨身攜帶的包裡，緊張不安地去搭乘美國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飛往舊金山的航班。由於擔心海關沒收父親的資料，提心吊膽的她嚇出了一身汗。「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們當時為什麼沒有檢查我的行李。」她說。
英文原文：A Former Mao Aide's Diaries Spark a Custody Battle Over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at
——转自端传媒，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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