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習近平及其女兒戶籍信息洩露一案，是「壟斷解釋權」的升級換代，然而占地超過1/3个香港岛的習仲勳大型陵园，卻跟「解釋權」絲毫無關，反而是一個「恥辱柱」，顯示其子文化程度忒低，比起那些熱衷「家修」的大姐姐們來差得太遠。】
毛澤東在「文革」高潮時有一次寫信給江青，說：『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十年前我將此話引進一文時，心里曾頗驚異于毛的這種光棍式的坦率。
然而，連這個極富想象力的「鐘馗」都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後不只粉身碎骨，竟還在他的貼身醫生的筆下化成一灘污穢。這真是當代中國的一樁奇事。被李醫生這本書（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所嘲弄的，絕非一個毛澤東，而是整整一代中國的理想主義者。讀過這本書後再去回味那首《東方紅》，以及它所能鉤出你的一切有關身世和時代的聯想，大概可以讓你想一下，以往你從媒體所接受的各種文字、語言、音響、影像等等，是怎樣一種欺負你而又叫你馴服的暴力。
幸虧有這樣一位伴君如伴虎的醫生，向世人托出了一個毛澤東的病歷，從性格、心態直至性行為（二十世紀的獨夫民賊大多是心理變態者，但如毛這般近距離被觀察被透視尚屬鮮見），否則我們中國人在半個世紀死去數千萬條性命之後，也只能接受諸如權延赤（一個軍隊作家）之輩硬塞給我們的一個《走下神壇》來啃了農民的黑饃還會掉淚的毛澤東。所謂「有血有肉」（中國人不愛說「七情六欲」）之真實，要看是在誰的筆下了。權延赤是以近水樓台之便（或許奉命也未可知），從毛的貼身衛士嘴里掏出一個「人情味」的毛澤東，用來換取人們對一個王朝的諒解。肇始于此，「下神壇」的毛澤東變成了所有「歷史巨片」里的明星（順便讓一個會說湖南話的古月大紅大紫），還「走」進北京大部份出租車里當了保護神，接下來就是刮遍全國的「紅太陽大聯唱」，中國人唱得如醉如狂，卻不知道究竟是念毛還是怨鄧，海外留學生們也都輾轉復制一盒磁帶放在汽車里當鄉音聽。
此時貓在芝加哥某地的一位「御醫」，正伏案將那「神壇」還原為一座穢藉宮闈。九十年代初興起的「毛澤東熱」，一路「熱」到西方來時，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個性虐狂。一顆「紅太陽」被撕碎到這種程度，全不必靠什麼理論分析或意識形態批判，若再回溯這個神話從四五十年前延安文人煞費苦心把一首信天游情歌竄改成《東方紅》以來的歷史，其間不知耗費了多少墨客騷人的心血，由此我便想到，對毛這一茬的中共領袖們作蓋棺定論，真不是文人們的行當，大凡都要耐心等著他們身邊的那個「李醫生」開口了，才能見到立論的證據。一部中國當代史也免不了是這樣。
這段歷史里一個邊緣人集團控制了中國舞台，他們竊得神器後的一大特征，就是宣稱「朕即歷史」，不但「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幾千年都要由他們重論功罪，繼而又編織自己的「造反神話」，最後還要主宰自己的蓋棺定論。這部閹割歷史的當代史，從五十年代大規模展開，較早見諸文字的是一套『紅旗飄飄』叢書，由解放軍各色將校大書歷次戰役的「常勝」回憶，人人自我造神，其中的「佳作」選入中小學課本；稍後便由全國政協組織出版另一套叢書，定名『文史資料選編』，令所有投降被俘的國民黨官員將領自述敗亡經歷，向世人現身說法另一個邊緣人集團在中國的恥辱史。此舉逐漸上推至北洋軍閥、滿清皇族，直達末代皇帝溥儀，據說連老舍都被請去為『我的前半生』潤筆。 我這個年齡的人，都是一睜開眼就被塞過來這麼一種虛假的歷史前提的。
中共從回憶錄的初級階段走向為自己修史立傳，逐漸形成一套「官修」制度。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官修班子，是為十個元帥里死得最早的羅榮桓修傳，十多年都在草稿階段打轉，撰稿人都是軍官，漸漸也成了羅家的使喚。這個班子奉命壟斷對羅榮桓身後的一切解釋，生辰忌日起草紀念文章供報刊發表，接待所有與羅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訪問調查、定性論罪。他們的背後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此例亦漫溢軍外，中央一級的逝者身後均有一個此類班子控制著他的名節，為他樹碑立傳。撰稿人多半只是工具，奉命取舍史料、涂脂抹粉。
為元帥立傳不僅出了「官修」的制度，也出了一套假歷史的話語系統。「文革」死去的元帥都陸續組成修傳班子，其中《陳毅傳》的撰稿人是一個將軍的女兒（何曉魯），文筆頗利索，寫完幾巨冊傳記又寫電影劇本，從性格上把個陳毅塑造得活靈活現，比以往那種沖鋒陷陣的武夫類型便勝一籌，她後又如法炮制為全軍立傳，拍了一部多集電視片（《讓歷史告訴未來》），使用現代電子媒體把這個邊緣人集團的浴血暴力史，刻畫得艱苦卓絕而又充滿溫情，轟動全國，以致中央電視台慕名邀她拍國慶專題，為「新中國」再立一傳。假歷史的靈魂，就是這樣從一個元帥借尸還魂到一個國家上去的。
偏偏征戰確富盛名的一個元帥林彪此刻卻沒有被「官修」的殊榮，于是便惹出了「私修」的事：一個自稱曾在毛家灣「行走」過的前秘書，冷不防拋出一本《毛家灣紀實》，專寫林彪一家的隱私。此書的可信程度雖不敢高估，但顯示了「私修」所奉行的是「官修」絕對封死的私人角度。立傳對象是人是鬼，離了這個視角就很難辯清。此事也等于昭示天下，這個邊緣人集團的規則，是只允許被廢黜者脫離「官修」任民間擺布的，不知是否因窺出此一奧妙，有個科幻作家忽然厭了玄想，改行專門造訪那些無人問津的被廢黜者，寫了一部部「奸臣賊子」傳，葉永烈筆下的「四人幫」、陳伯達等臉譜，既無「官修」色彩也無活人氣息，但他本人卻是走紅港台、世界承認的中國大陸傳記作家。
「官修」與「私修」之間，還有一個「家修」。軍方修史立傳的癮最大，修完元帥又修大將，羅瑞卿有個女兒頗有些才氣自負，硬要「家修」一本，出版《我的父親……》，或許從此便有了女兒「家修」的先例和體例，自持有些文采的女兒均操此業，父親還活著便「家修」起來。也有補修一部的，如曾沸揚海外的『叫父親太沉重』，對最忌諱政治和隱私不清白的周恩來，偏偏由他的私生女出來「補」了一筆，不會再有比這一筆更讓周恩來還原為人的了。
「家修」并非兒女情長，而是一種解釋權的爭奪。原本，控制和解釋史料（檔案、書信、當事人）是官修壟斷、杜絕民間染指的關鍵。中共最森嚴的一個部門，是第一檔案局，據說毛澤東生前也難對它隨心所欲，只得自備一個小檔案櫃。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便一度控制了這個檔案局，從中源源不斷地搜羅炮彈鉤陷冤獄。
這場災難過後，幸存者是絕不會讓自己的劣跡還留在那里的。因此檔案的意義降低，解釋的意義增高。文革後中共又成立一機構，稱「中央文獻辦公室」，內分毛組、周組、鄧組、陳組等，任務是編《選集》，實則控制所有文字史料，壟斷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釋權，意識形態的頭頭們都以參于某「組」為黨內派系的宣示，鄧力群便是陳（雲）組的核心。因此到了鄧小平時代，大家都已風燭殘年，別說立傳，就是編《選集》，甚而記錄一句誰也聽不清的囈語，都成高度敏感。難怪鄧家也會有個女兒，要奪回這種解釋權，急匆匆泡制出一本《我的父親……》。在這樣的魔幻政治下，你能信得過誰寫的歷史呢?
我想，歷史只活在目擊者心里，只看他們肯不肯開口。
七年前我也曾「私修」過一次（《烏托邦祭》），染指了那個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廬山會議事件，竊以為重寫了歷史的一幕。如今想起來，除了廬山上目擊過這個會議的那些服務員、廚師、警衛、秘書們講出來的一個個故事之外，我所另加上去的都是廢話。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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