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影響力的活動
中國也在整個東南亞多管齊下塑造中國的形象。如同在全世界所為，中國同樣在東南亞努力打造正面的中國形象，影響菁英和公眾傾向中國，以及做「外宣」工作。
這些作為以多種形態呈現。有些是正當、透明、正規的公共外交，但有些是暗中進行，具操弄、顛覆性質，其中有不少涉及以海外華人為主要對象的「統戰工作」。有些作為處於大大方方與偷偷摸摸之間的灰色地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媒體報導被轉載至東南亞報紙或社交媒體（有時載明轉載自新華社或其他中國媒體，有時未載明）。東南亞大部分中文媒體都是這樣的情況（新加坡《聯合早報》是唯一不受影響的例外），在其他許多國家亦然。在澳洲、紐西蘭、美國、歐洲，當地華僑媒體如今幾乎全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擁有並控制。在整個東南亞，中國電影、影集的觀眾開始變多，特別在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馬來西亞則是愈來愈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媒體滲透力也打進英語刊物和社交媒體，例如寮國的《永珍時報》（Vientiane Times）、柬埔寨的《高棉時報》（Khmer Times）、《柬埔寨日報》（Cambodia Daily）、馬來西亞的《星報》（The Star）、泰國的《鮮新聞英文報》（Khaosod English）、菲律賓的《馬尼拉公報》（Manila Bulletin）。這些報紙都定期刊載新華社文章和評論。其實，在開發中國家，這並不稀奇。在非洲各地，新華社向當地媒體提供低收費或免費的內容，在拉丁美洲，這種事也愈來愈常見─對於開發程度較低國家裡經費拮据的多媒體來說，低收費或免費內容是重要的財務考量。除了新華社這家國營通訊社，中國也有其他大型媒體平臺直接向東南亞（和其他地方）的受眾發送訊息，其中最值得一提者，是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二○一八年，這兩個媒體，連同中央電視臺國際臺（CCTV-I）、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合併為超大型國營全國媒體網「中國之聲」（後來北京棄用這個名稱，但此媒體集團仍存在）。中央電視臺、中國環球電視網、新華社也向柬埔寨國家電視臺（Cambodian National Television）、柬埔寨通訊社（Cambodian News Agency）提供免費內容（影片、數位、平面內容）。對馬來西亞語、泰語電視臺也做同樣的事。
今日，外界對中國在世界各地所做拓展影響力的活動已知道不少，過去幾年也有頗多相關研究出版，但對於中國在東南亞的活動，所知卻出奇得少，幾乎沒有探討此主題的研究出版。這著實令人納悶。這絕對不是因為中國沒有在此地區從事拓展影響力的活動，只是說對於中國暗中進行或表裡不一的偽裝活動（不為此地區情報機關偵知的活動），外界所知不多。實際上，中共聯絡部、中共統戰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外交學會，都在從事這類活動。在中國，可以找到資訊瞭解這些機關，但在東南亞，人們對這些機關瞭解不多。
中共聯絡部是其中最活躍的組織，是中央委員會級別的部門。它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境內的各色政黨、國會議員及退休政治人物交流。與越南（情同兄弟的共黨）的交流占其中最大宗，但檢視二○一八、二○一九年這個組織的交流活動，發現它與泰國、馬來西亞也有不少交流，其次是與印尼。檢視中共統戰部所設與東南亞華人交流有關的網站，發現二○一八、二○一九年，與馬來西亞的交流最多（一些活動和代表團訪問），其次是與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東南亞的交流甚少，二○一八、二○一九年只接待了來自寮國、緬甸、泰國的訪客。中國外交學會的交流對象遍及全球，東南亞似乎不是最優先對象。例如，二○一八至二○一九年間，該學會接待了兩位前國家元首（緬甸的吳登盛〔Thein Sein〕和菲律賓的雅羅育），會晤了新加坡駐北京大使，辦了三場一年一度的雙邊論壇（中國─新加坡論壇、中國─菲律賓圓桌論壇、中國─馬來西亞關係討論會）。
二○○九年中國外交部設立公共外交辦公室，自那之後中國政府對傳統公共外交計畫投入的心力也開始大增。中國政府師法美國的公共外交做法，推出包辦一切費用的「軟實力之旅」，把不少具影響力的「意見塑造者」和當地官員帶到中國參訪。我去緬甸仰光時，有人告訴我，緬甸政府二○一一年突然中止密松大壩工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中國人對於當地人反對該工程力道之強烈大感意外（但水壩事件反映出緬甸對中國滲透的憂心比想像中更廣更深）。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邀請「數百個」緬甸人到中國參訪，以拉攏他們。另一份資料說二○一三年至今，已有一千至兩千人赴華參訪。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中國為東南亞記者和其他專業人士舉辦一系列訓練課程。中國二○一四年《外援白皮書》載明，從二○一○至二○一二年中國訓練了五千多名官員和技師。
對於中國在東南亞的公共外交計畫做出最精闢之評估者，是二○一八年由「援助數據」（AidData，位在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William and Mary〕）、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國實力項目」（China Power Project）、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三者合擬的一份聯合研究報告。此報告說中國公共外交的「對象」，包括「官員、公民社會或民間領袖、記者、學界人士、學生及其他相關的社經或政治次團體」。也就是說，這份研究報告把網撒得很大─涵蓋中國所主辦的文化活動、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訓練計畫、媒體傳播、政黨交流、軍事交流、姊妹市計畫、專業人士與學者交流計畫、友好協議、學生教育交流、經濟援助（包含人道援助、基礎設施、債務減免、預算支援）─而且該報告發現中國政府在上述所有領域都很積極投入。從結果來看，該報告認為北京最有效的工具是媒體滲透（尤其是對海外華人）、姊妹市與友好協會紐帶、孔子學院、基礎設施建設、開發援助和減貧計畫、菁英對菁英的交流、專業人士訓練計畫。例如，孔子學院方面，二○一八年時泰國境內有十六所，印尼七所，馬來西亞四所，菲律賓四所，柬埔寨兩所，寮國兩所，新加坡一所，越南一所。中國中央政府機關未來應會繼續執行、改良、提升在東南亞上述所有領域裡的公共外交作為。中國的省級機關，尤其福建、廣西、雲南的省級機關，在各自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上也極為積極。
更近的一份針對中國在東南亞形象與影響力的調查，是「二○一九年東南亞狀況」（State of Southeast Asia），此為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所做的一年一度調查。針對「政治上和戰略上哪個國家／地區性組織在東南亞有最大的影響力？」這個問題，四五．二％的受訪者回以中國（美國居次，三○．五％）。由於東協本身也被納入答案選項（二○．八％），此結果不夠精準。但中國的確被視為東南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就經濟影響力問以同樣題目時，中國拿到更高分（七三．三％）。但中國在東南亞受「信任」的程度敬陪末座：日本（六五．九％）、歐盟（四一．三％）、美國（二七．三％）、印度（二一．七％）、中國（一九．六％）。反之，在「不信任」程度方面，中國拔得頭籌（五一．五％）。於是，很清楚的，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信任呈反相關。中國的存在感和影響力愈大，受信任的程度似乎愈低。
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調查如此有用且重要，是因為其調查涵蓋東協十國社會。其他的全球性民調通常只納入兩或三個東協國家，例如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二○一八年，皮尤做了全球性民調，評估人們對中國的觀感，納入民調的東南亞國家只有印尼和菲律賓。在皮尤相當粗略且過度簡化的「好感」評比中，這兩個國家都有五三％的受訪者對中國有好感。二○一七年皮尤的另一次調查，納入印尼、菲律賓、越南。問到是否認為中國崛起具威脅性時，整整八成的越南受訪者答是，在菲律賓是四成七，在印尼是四成三。
海外華人
中國在東南亞所進行的拓展影響力的活動，其主要鎖定對象之一是海外華人社群。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臺灣一直爭相拉攏海外華人，一九八○年代起，北京更爭取海外華人投資中國的現代化大業。近年來，北京訴諸全球華人的愛國心、對「中國偉大復興」的敬佩、習近平的「中國夢」，藉此打動海外華人。習近平也宣布新的「大僑務」政策，將各式各樣僑務計畫整合起來。並提出「三有利」新時代僑務工作原則：「對中國有利，對所在國有利，對海外僑胞有利。」據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主任的說法，他們認為海外華人尤其應當「扮演橋梁角色，以推進、執行中國所揭櫫的帶路倡議」。
北京大做僑務工作，但在某些東南亞社會裡，華人仍受到猜忌。二○一○年時，東南亞華人共二八五○萬。東南亞的華人約占全球海外華人七成，而且其中許多人極富有。據《富比士》（Forbes）報導，二○一九年此地區億萬富翁的財產總計共三六九○億美元，有四分之三在海外華人名下。海外華人控制整個東南亞地區「竹網」（bamboo network）般的華人商業網絡。
反華暴力事件偶爾爆發，例如一九九八、二○一五、二○一九年在印尼；二○一四年在越南；二○一五年在緬甸。在馬來西亞，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未有公開的大規模反華暴動，但二○一五年有兩樁小事件挑起反華激情。事後，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在中秋節那天公開發言，他說：「我們對於侵犯中國國家利益、侵犯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損害中國與所在國友好關係的不法行徑決不會坐視不理。」這番發言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整個東南亞甚受矚目。但一個星期後，黃大使在海上絲路論壇的演說裡講了更具挑釁意味的話：「我再次重申，海外的華人華僑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延續多少代，中國永遠是你們溫馨的娘家！」這番話被此地區多家媒體解讀為中國《國籍法》的重大宣示，引發中國要再度申明其為海外華人法定祖籍地的疑慮。一九八○年《國籍法》重申中國不實行或承認雙重國籍（第三條），第五條載明：「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
對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移居東南亞社會的華人來說，可能碰上社會調適、認同矛盾的大麻煩。劉宏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著名教授和前院長，他針對晚近來到新加坡的華人做調查，發現這些新移民的愛國心投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遠多於其新母國，社交對象往往都是跟自己一樣的新華人移民，不融入當地華僑社會，具有族群意識，難以適應當地風俗、規則、法律。其中許多人在適應多元文化社會上也不順利。另一方面，劉教授的調查發現，長居海外的華人則面臨截然相反的問題。其中許多人已「去中國化」，因為離開中國大陸很久，需要「再華化」才能重建其「華人性」及其與中國的文化聯繫。
因此，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海外華人問題在許多東南亞國家一直相當複雜且敏感。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為鑽研海外華人的全球頂尖學者之一，他在自己最近關於此主題的權威研究裡提出如下觀察：「北京企圖泯除中國公民與華裔外國公民之間的區別，近來與海外華人有關的諸多國內外事件就反映出這點。中國也開始表現出不只要保護海外中國國民、還要保護已成為外國國民的海外華人的意圖。北京似乎忘記先前鼓勵海外華人融入當地社會、尊重其移居國規則與規定的政策。」
統戰部無疑是針對東南亞海外華人執行統戰工作的最重要機構。經過二○一八年改組和機構升格，國務院僑務委員會併入中共中央統戰部，並在統戰部底下設立僑務綜合局（第九局）統籌全世界的僑務工作。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簡稱「和統會」），是由國務院（而非統戰部）支持的一個統戰組織，角色也很吃重，老早就在數個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設立分會和附屬組織。除了在東南亞地區執行活動，和統會也召開全球會議，把世界各地的代表召來北京（會議期間他們想必會接到自己的年度工作指示）。此會議通常與每年三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時舉行。
商界方面，中國也已在東協所有成員國成立並運行中國商會。這些商會的工作對象不只海外華商，還有東協各國國內整個商界。緬甸中國商會成立於一九九六年；越南，二○○一年；汶萊、印尼、寮國，二○○五年；泰國，二○○六年；菲律賓，二○○七年；柬埔寨，二○○九年。馬來西亞中國商會創立於一九○四年，新加坡中國商會則是一九七○年創立。這些組織從事形形色色全國性活動和商界活動，包括促進投資與貿易、地方慈善救濟工作、政府聯繫、紀念性文化活動（例如中秋節、農曆新年）、捐款救災、舉辦展覽等。
儘管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越南排華事件後，華人問題大抵趨於沉寂，但與海外華人密切相關的敏感爭議，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越南仍偶爾爆發。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推動愛國教育運動，此運動隨後透過統戰部和僑務委員會擴及海外華人。海外的中文報紙和媒體，如今大多由統戰機關的附屬機構擁有控制。中共統戰機關對海外華人的滲透加深（包括任命僑社著名成員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已引發憂慮，而且東南亞地區一些情報機關對此日益憂心且看重。
以促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譴責批評中國團體為訴求的公共示威，海外中國公民積極參與的程度也比過往熱烈很多。這類示威往往由當地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策劃、統籌。海外中國官員也更敢於強勢表明自己立場。由此可見，相對沉寂了多年後，中國在海外華人工作上已明顯再度轉向積極主動。
作者為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的亞洲研究、政治學暨國際事務教授，以及「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國際公認他為當代中國研究和亞洲國際關係領域權威，有「中國通」、「亞洲通」稱號。撰寫主編多本著作，除本書外，另有《中國的未來》（2018）一書在臺翻譯出版。
書名：《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
作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1年9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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