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保禧
我與余英時先生素未謀面，亦無師承，數年前拜讀他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深受啟發，開始踏入胡適研究的領域。他在一次訪談承認自己跟胡適並無私交，純粹神往其學問與為人。[1] 我亦如是。這次撰文純粹出於一個普通讀者的身分，敬悼余英時先生。
專家學者務於精熟，自然可以深入研究余氏著述，但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觀點看，如何可以觀其大略把握余英時的學問呢？以下我嘗試指出余氏為學的三條界線──史學／哲學、傳統／現代、中國／香港──不僅從正面論述，還兼及其對立面，這樣才能夠出入其中，透視他在學術上的立場。
觀念的界線：史學／哲學
1973 年 12 月 2 日，余英時在新亞農圃道圓亭演講，題目是〈史學、史家與時代〉。在演講的尾聲，他總結說：「 總而言之，我以為史學工作是今天第一要務，我說第一要務，當然本身便是一種偏見，在哲學家如在座的唐君毅先生看來，也許哲學是第一要務」。[2] 學界嘗言余英時與唐君毅因為中大改制交惡，固是事實，但這種講法容易令人誤以為兩者的分歧關於院校制度，甚或牽涉私人恩怨，而忽略了箇中的理念之爭：史學與哲學的論爭。
什麼是史學？在余英時的眼中，史學不是哲學，史學的界線總是透過否定哲學來劃定。這個史學／哲學的界線，貫徹余氏一生著述。《史學與傳統》（1982）「強調史學的觀點乃是區別於哲學的觀點」，因為「從哲學的觀點說 ，論斷某一文化傳統（如中國）最重要的是所持的中心觀念。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的『自序』中甚至強調『中心觀念』若有毫釐之差則不免全盤皆誤」。[3] 所謂「哲學」，這裏劍指的顯然是以唐君毅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在〈錢穆與新儒家〉（1991），基本上余英時是透過否定新儒家來肯定錢穆的學術成就：「錢先生論中國文化所採取的立場不是哲學而是史學。他不相信一部中國文化史可以化約為幾個抽象的觀念。」[4]《朱熹的歷史世 界》（2003）是余氏公認學術成就最高的著作，着墨於士大夫階層的思想與現實政治千絲萬縷的關係，藉此指出儒家的「內聖」（道德修養）從來離不開「外聖」（政治事功），並批評哲學史家抽離政治而空談心性，未能真正理解朱熹的學問。[5]
問題的關鍵在於什麼是「真」。以研究朱熹為例，史學家關注朱熹「說／做了什麼」，重視的是經驗世界的真實 ；哲學家關注朱熹「為什麼要這樣說／做」，重視的是價值世界的真理。換句話說，這是「事實」與「價值」的論 爭。落在 20 世紀的中國學術界，則是實證史學與思辯哲學的論爭。巧妙的是，余英時走的是第三條路，對於上述兩者都有批判：沒有觀念指導的史料是零碎的，沒有史實的思想是空洞的。余英時標舉「歷史與思想」，我們可以分開三層展示他的學問軸心：其一，現實有歷史的背景，深入理解現實不能沒有歷史的向度；其二，歷史軌迹並非由經濟、社會條件決定，思想代表自由，乃是左右歷史發展的重要原動力；其三，思想是抽象的，思想在歷史中有其載體，這個載體就是「士」（或曰「知識人」）。以「士」為研究焦點，正是要論述思想（價值）如何在具體的歷 史（事實）發展或受挫。
探討清代儒學 重「內在理路」
不過，既然要照顧思想價值的層面，也就不大可能跟哲學撇清關係。余英時討論清代儒學，論述強調「內在理路」 （inner logic）：「如果我們專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着眼，撇開政治、經濟及外面因素不問，也可以講出一套思想史。」[6] 這種方式，正是《朱熹的歷史世界》所批評的。晚近的《論天人之際》（2014）[7] 借鑑德國哲學家雅斯培的「軸心時代」（Axial Age）框架探討古代中國的思想起源，而中國軸心突破的結局是形成了「內向超越」的精神傳統。所得結論，跟新儒家學者徐復觀論「周初人文精神的躍動」、牟宗三論「超越而內在」，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那麼，余英時與新儒家的分歧能否消解呢？我知道的是，他在 2008 年為唐君毅在中大新亞的銅像撰了一篇銘文 ，落款自稱「門人」；回憶錄有一節專論唐君毅，也沒有半個貶詞。[8] 由此看來，余、唐是和解了，史學與哲學之間的界線似乎也可以鬆動了。
時間的界線：傳統／現代
如果說第一條界線「史學／哲學」只是學界內部爭議，那麼第二條界線「傳統／現代」則是廣涉 20 世紀中國上下各個階層的重大辯論。在上世紀，中國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轉折，保守派指摘現代化破壞了傳統，激進派斥責傳統妨礙了現代化的進程。余英時以史學的後見之明，質疑「傳統／現代」並非如以上兩派所說的那樣非此即彼 ，重點不是在傳統與現代兩者取一，而是如何平衡兩者找到接榫之處。
今日讀來，似乎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我們有此觀感，恐怕是並未真正理解這個判斷的深刻之處。回顧中國近代史 ，余英時下了一個極具洞見的判斷：「嚴格來說，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 」[9] 在這個意義下，所謂「保守」與「激進」的對立是不準確的，事實上有的是「漸進」的變革者。
余英時當然是意有所指，指向的包括其師錢穆。錢穆捍衛傳統，一向被視為保守派；可是，我們以為是傳統的，其實是現代的。例如用「國學大師」形容錢穆，以為「國學」表示中華文明三千年的學問，殊不知道錢穆在《國學概論》（1931）開宗明義指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之名詞。」[10] 換言之，「國學」是新學，大約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乃是晚清士人轉借自日本、因應西洋學問挑戰而產生。當時的士子不再以經史子集來劃分學問，而是以「國」為焦點重新思考並建構新的傳統。在這個背景下，錢穆以「國史」觀念取代以往的「朝代史」，以「通史」觀念貫通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學術等不同層面，寫下《國史大綱》（1940）。可以說，《國史大綱》是一次「復古更化」，以歷史傳統之名，建構了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
地域的界線：中國／香港
在漫長的人生中，余英時留在香港生活的時間其實不多（1950-55年在新亞讀書、1973-75 年回新亞主政），但是香港經驗卻賦予一個海外角度讓他重新審視「中國」。
關於中國／香港的界線，最經典的描述一定是他第一次從深圳過關香港的神秘經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中。」[11] 他解釋說 ，這是自由的感覺，在中國的壓抑一下子在香港得以釋放。
後來從香港到美國，他多次提到自己早年旅美只有「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法律身分，換成中國古語表達，他是「遺民」。因此，余英時為陳寅恪釋證詩文不純然是學術上的舉措，也是一種自我解放。世人覺得余英時是陳寅恪的知音，倒過來說亦然，余、陳兩人正是異地相知的遺民。關於陳氏遺民心曲的種種文章，余英時在結集後自述「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作為我個人生命史的一種紀念」。[12]
從香港開始，再到美國，余英時完成了自我認同上的解放。從此，「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孟子的話，余英時取了上大半截，推重「知人論世」的為學精神——讀書應該認識書的作者，認識作者應該理解他的時代。我則摘取餘下的一句——所謂「知人論世」其實不分作者在生與否，百世尚可上友，與之心交。余英時先生雖已作古，但只要我們願意，翻閱他的著述，他就是我們的朋友。
1. 冼麗婷：〈美國普林斯頓專訪，余英時的自由世界〉，《壹周刊》，2018 年3 月15 日。
2.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頁270。
3.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1982，頁1、2。
4. 余英時：《猶記風吹海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1991，頁44。
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33。
6.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頁125。
7.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2014。
8.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2018，頁111-116。
9. 余英時：《猶記風吹海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1991，頁212。
10.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1）：國學概論》，台北：聯經，1994，頁3。
11.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2018，頁93。
12.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1998，頁16。
﹙原文刊於2021年8月17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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