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泉忠 《明報》，2021年9月13日
拜登與習近平的電話會談才剛掛線，旋即傳來美國正在「認真考慮」同意台灣駐美機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更名為「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的新聞。此為繼7月台灣宣布經雙方政府協商同意，將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以「台灣」命名的代表處，以及9月初歐盟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通過提案，建議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將「歐洲經貿辦事處」（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更名為「歐盟駐台辦事處」（European Union Office in Taiwan）之後，在近期歐美欲提升與台灣關係的氛圍下，一連串「正名」動作的又一舉措。毋庸置疑，此舉無可避免地又將再次觸動北京的敏感神經。
眾所周知，降低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阻止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翌年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力量——美國和日本先後與北京的關係出現了邁向建交的突破性進展。如此國際情勢的驟變，致使台灣海峽兩岸的國際地位急速地發生了「不可逆」的歷史性逆轉。此後，北京步步為營地要求邦交國的政府，必須恪守與台灣的關係只能維持在「非官方」層面交流的承諾。就此次華府的動作，中國駐美大使館也一如既往地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立陶宛模式」在歐美的延燒
隨着21世紀初以來中國所呈現的崛起態勢日趨明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也確實在不斷提升，北京也更積極地擴大其國際話語權。與此同時，兩岸的力量對比日益懸殊。然而，儘管吸引了眾多西方國家的企業紛紛或到中國投資，或締結更為緊密的經貿關係，北京急速上升的國家影響力，還是未能阻止歐美及其他國家更積極地強化與台灣的關係。
近年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涉及台灣的「正名」動作，此起彼落：先是2017年元旦日本對台機構「交流協會」（Interchange Association；本部設於東京，另設有台北事務所及高雄事務所）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2017年5月台灣處理日本事務的機構由「亞東關係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易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Taiwan-Japan Relations Association）；2019年6月台灣「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改稱「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2020年4月「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Netherlands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換上「荷蘭在台辦事處」（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的招牌；前述的今年立陶宛同意台灣將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至於立陶宛的駐台機構名稱則未確定，可能使用「Lithuani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立陶宛駐台代表處）；以及歐盟擬將「歐洲經貿辦事處」更名為「歐盟駐台辦事處」等。
上月筆者在評論北京之所以罕見地對「不聽話」的小國立陶宛下狠手，又是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又是「驅逐」甫抵達北京的立陶宛駐中國新大使，是為了以儆效尤，防範「立陶宛模式」在包括波羅的海其他兩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中東歐一些國家出現骨牌效應。只是僅約一個月，即發生更為震撼的歐盟與美國擬同意「台灣」正名的動態發展，突顯了當下北京在進一步擠壓台灣的國際空間、阻擋邦交國強化與台灣關係方面的努力，遇到了不得其門而入的瓶頸。
「台灣」——國會的背書與白宮的「決斷」
其實，美國談不上是受到「立陶宛模式」的影響，反倒可以說是立陶宛等國嗅到了華府已在積極支持就「台灣」正名及鼓勵強化與台灣關係的氣味，而大膽地「先走一步」。
美國國會就「台灣」的「正名」動作，確實早就已在醞釀。還是特朗普時代的去年12月17日，美國眾議院78位議員就聯名致函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就美台關係提出3項建議，其中就包括台灣駐美辦事機構應更名為「台灣代表處」。7個月之後的2021年7月，美國眾議院外委會通過了「抗中」的「老鷹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簡稱E.A.G.L.E. Act），最矚目的內容，正是要求為美國政府就台灣駐美代表處「正名」展開協商。此次白宮之所以得以公開表示正在「認真考慮」，主要背景就是因為此項建議已獲得國會方面的背書。
平心而論，當初台灣駐外國代表機構之所以大多不以「台灣」而是以「台北」冠名，其原因頗為複雜，並非單純是北京的「打壓」所致，既有對象國基於本國國家利益的考量，也是兩蔣時期台灣自己對「漢賊不兩立」的執著所致。
在1949年之後，尤其是經歷了1970年代「斷交潮」的「陣痛」之後，台灣在與前邦交國醞釀重新建立「非外交關係」，並討論設立代表機構時，基本排除了「台灣」作為代表處名稱的選項，理由是不願意將「中華民國」「矮化」為「台灣」；而之所以更傾向於接受使用「台北」一詞，是因為在國際外交世界中，常用一國首都之稱來代表該國或該國政府，譬如「華府」可用來代替美國政府，「倫敦」可用來替換英國政府。
中國崛起 「台灣」能見度不降反升
至於台灣方面後來為何又要求把「台北」改回「台灣」？其中涉及了「代表權之爭」落幕後的效應以及台灣社會「國家認同」意識的變遷。
隨着前述1970年代兩岸國際地位的逆轉，自1949年以來兩岸究竟誰能合法代表中國的「代表權之爭」宣告落幕，曾經自稱「自由中國」的台灣，已愈來愈難以在國際社會上號稱自己是「中國」了。事實上，國際社會的認知也已開始普遍視「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台灣最重要的「友邦」美國社會和日本社會。在此國際情勢變遷的脈絡下，作為與中國大陸的區隔，台灣民眾，尤其是許多社會菁英，也開始傾向以「台灣」來定位自己。
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台灣在1990年代迎來了政治民主化，台灣社會的本土意識亦隨之躍動起來，國家認同的結構因而迅速發生了變異。在此過程中，人們更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更贊同以「台灣」來設定自己身分歸屬的對象，駐外機構「正名」的呼聲，亦隨之興起。常年致力於游說美國國會通過一個又一個「友台法案」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早就將台灣駐美機構的「正名」作為重要議題來推動。
至於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地區，為何積極支持「台灣」的「正名」，主要基於三大因素。其一，高度評價台灣社會民主發展的成效，認為與台灣共同享有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其二，對崛起中國「輸出專制」，蔓延至香港，並計劃擴大至台灣的危機感，而作為「挺台」的一環；其三，對新冠疫情爆發後台灣在民主社會中的應對與表現相對出色的認同。
在「新冷戰」氛圍日趨詭譎的當下，北京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愈發重視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尤其是極為忌憚拜登上台後積極聯手民主盟友應對中國的策略。不過，從習近平與拜登的通話，亦不難窺視出北京並無意與華府進一步走進「新冷戰」深水區，因此即使白宮確定將「台灣駐美代表處」予以「正名」，恐怕北京也不會像「懲罰」立陶宛一樣，斷然召回新任駐美大使秦剛，並拒絕美國剛提名的駐中國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上任了。
為何在中國崛起時代，卻無法有效阻擋作為國際社會主導力量的歐美國家對台灣的支持，包括對「台灣」的「正名潮」，恐怕是當下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的制定者及研究智囊亟需深刻反思與檢討的重要課題。
東亞國際關係學者、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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