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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参观焦裕禄纪念馆 |
近日，习近平到河南调研，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到“焦裕禄精神”发源地、河南26个贫困县之一的兰考访贫问苦，在家徒四壁、露着房梁的房子里，拉着农民的手大谈发扬焦裕禄精神，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还朗读了自己当福州市委书记时所填写的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他把兰考县作为“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并表示：“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
“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教育人民”，这是中共的“老路”。习近平登基时宣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他还是回到了老路上，在用权力打“大老虎”的同时，又到兰考县拉上焦裕禄这个“先进典型”进行招魂。对一个40年前塑造的先进典型，无论赋予他怎样的新时代精神，都是“封闭僵化”的体现，都已经失去招魂的价值。
一、焦裕禄的接班人一提焦裕禄就烦
焦裕禄还有多少招魂价值？焦裕禄的接班人早已经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1999年9月3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小兵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到兰考采制为“三讲”教育活动提供正能量的特别节目《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他顺利地采访了焦裕禄的女儿和同事及普通群众后，却在县委书记宗家邦那里碰壁，他推说“工作忙”，不愿意接受采访。第二天，开封市委和政府领导来兰考县开展“三讲”教育现场示范活动，到焦裕禄墓地献花圈，王小兵在墓地找到了陪同市领导的宗家邦，再次请求他接受采访，他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但要在中午吃完饭以后。午后1时30分左右，记者在一家宾馆里找到宗家邦，对这位揉着睡眼、打着酒嗝的县委书记开始采访。记者请他谈一谈焦裕禄精神对于兰考发展的作用以及新时期如何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他大谈自己的政绩 ，却只字不提焦裕禄。着急的记者只得再次把话题往焦裕禄身上引，宗家邦突然一把推开话筒，喝道：“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我一听说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当记者再次向他说明这是特别任务请配合时，他嚷道“那是你们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随后竟用不堪入耳的语言把记者赶出门去。这件事被曝光后，宗家邦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
焦裕禄的接班人为什么“一听说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为什么竟敢对中央媒体记者说出心里话。因为焦裕禄本身就是一个“高大全”的先进典型，宗家邦绝对不是烦焦裕禄精神的第一个县委书记。当年见证这个典型塑造过程的多名知情人写上访信、写文章、写书揭露了真相。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任彦芳的《谎言的悲剧》。焦裕禄仅上任一年多就于1964年5月14日病逝，一年半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带领河南分社记者周原等人到兰考深挖焦裕禄精神，通过采访县长张钦礼，由周原执笔写出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在穆青没有到兰考之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任彦芳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并挂职兰考“四清运动”工作队分队副队长。在张钦礼的介绍和支持下，他想写一个反映焦裕禄事迹的剧本。任彦芳从县委的档案中按照时间顺序看了焦裕禄亲自起草的、批阅的全部文件，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事的回忆，编了一个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到兰考报到至告别兰考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从而得出结论：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确实是累死的，但不是治理“三害”累死的，而是被“纲举目张”的大小会议累死的，他不愧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和党的好干部。
但让任彦芳想不到的是，新华社的“大通讯”回避了历史真实，除去有时间的错误、情节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做过的事情丢掉没写，而写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把县长张钦礼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事迹安装到焦裕禄身上，又加上了关心群众疾苦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虚构故事。
为什么不写焦裕禄做过的事？兰考县的“三害”并不只是“风沙、内涝、盐碱地”，更大的“三害”是“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也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健在回忆大通讯创作过程时说，穆青一行人在兰考了解到，“兰考曾经种植了从许河村到红庙50华里的10道防风林，但为了大炼钢铁把树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了新的沙丘。兰考的沙土地适宜种植花生、芝麻、西瓜等经济作物，占全年收入的1/3，但为了推行“以粮为纲”，强制种植小麦，每亩只能产100多斤，7000多头牲畜饿死病死6000多头。“大跃进”前，兰考粮食年产近2亿斤，到焦裕禄来之前，下降到7000万斤，人口出现负增长，一些村庄都没有孩子出生。”（《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穆青知道，焦裕禄病逝后，兰考人并没有丢掉讨饭棍子。经过“三面红旗”的折腾，全国的基层干部不堪重负，老百姓仍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人们吸取了彭德怀的教训，没有人敢说真话了，都憋着怨气。当时的毛泽东把“饿死三千万人”的责任推给了“民主集中制”，指责基层党委书记“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的意见”，大搞“分散主义”，在中央下达的指标上层层加码。接着，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刹单干风。对此，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反感，已经绝望。在怨声载道的背景下，党急需修补干群关系，急需出现一个能带领群众战胜绝望的英雄人物。于是，穆青放弃了焦裕禄做过的事，通过无中生有把悲剧写成了喜剧，丧事当成喜事办。笔者这样说，因有周原的原话为证：“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时代报告》2013年第10期《从未披露的焦裕禄报道始末》）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稿子改到第5遍，穆青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看了稿子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这个昂扬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人民都被感动哭了，却在开封地区和兰考的干部中引发了抵触情绪。当年的兰考县委宣传部干事刘俊生向《三联周刊》记者回忆，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才汇报了一句话，宣传部长就面带怒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
二、谎言导致的的悲剧仍然没有落幕
《谎言的悲剧》例举了“大通讯”里的11处明显造假痕迹，笔者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2003年底，《谎言的悲剧》第一稿完成后，任彦芳首先征求焦裕禄生前好友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回信，一致高度评价。下面笔者摘抄了几段：
焦裕禄的老领导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事都是真实的。在那种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中我也是谎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当悲剧初现时，曾因直言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目前，某些当权者制造的谎言还少吗？悲剧也常见报端。悲剧来自谎言，谎言导出悲剧。谎言出悲剧的教训是深刻的。迅速出版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重锤敲警钟，勇于面对历史，敢干宣传真知，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可重复。”
焦裕禄的老领导原开封政府专员孙玉尊：“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我希望该书能很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才好。”
焦裕禄的第一任接班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作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向有关同志直接采访，询问，了解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经过，同时又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去核对与证实每件事情的真情原委，用大量的生动事实来揭穿和批驳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及其产生的恶果，使人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看后深受启发。”
焦裕禄的部下原兰考县任副书记刘呈明：“我看了原稿，觉得很好。首先是书的名字，谎言一定要产生悲剧，这是从古至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谎言不是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党的正确路线。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剧。”
“焦裕禄精神”这个谎言是如何演变成悲剧的？自从穆青长篇通讯发表后，兰考就形成了“倒焦派”和“保焦派”的长期对立。“倒焦派”倒的不是焦裕禄，而是记者笔下的假焦裕禄，主张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还原焦裕禄的本来面目；“保焦派”主张保住焦裕禄就是保住党的形象，保住兰考的荣誉和骄傲。两派的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倒焦派”取得胜利，“保焦派”头子、当年向穆青介绍焦裕禄事迹并被穆青写成“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县长张钦礼，被解放军“支左代表”抓进了监狱，在北京的穆青被批斗，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周原也被红卫兵批斗，因“大通讯”里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并有焦裕禄病床枕头底下压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情节，被批成“污蔑毛泽东好学生焦裕禄的大毒草”。后来“保焦派”又胜利了，张钦礼被中央文革小组放出来了，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对“倒焦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锥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人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1971年，“倒焦派”向省委举报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被时任河南省委二把手的王新派人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这次又是周总理闻讯解救了他，命令地方即刻把他送到北京。他在北京被周恩来邀请参加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开始前一晚，李先念副总理先跟大家座谈，他对王新说：“总理叫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会开到最后，中央政治局接见与会者，周恩来当着张钦礼的面质问王新：“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叶剑英在旁边也说：‘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掉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人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会后，王新很快被捕，而张钦礼被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从此，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张钦礼，当时兰考的“真理”是：“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1977年，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及兰考县委副书记陈承兴等人代表兰考广大干部群众专程去北京向穆青提出必须纠正的失真问题，这使穆青感到为难和郁闷。成也焦裕禄，败也焦裕禄”，1978年11月，张钦礼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张钦礼提出上诉，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撤销反革命罪，按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就在“倒焦派”庆祝胜利时，新华社重新出版“大通讯”，“张钦礼”的名字及“亲密战友”消失，但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修改。
对于新华社的做法，“倒焦派”仍然不满意。1980年9月5日，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原县委办公室主任联名致信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信中恳切希望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主管新闻的领导，带头作实事求是的模范，带头作有错必纠的榜样，带头作言行一致的表率。1980年9月9日，兰考县委宣传部发出兰宣（1980）9号红头文件《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报告有一万多字，呈地委及省委宣传部。之后，又有开封地委、兰考县委的知情人，当事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及中纪委、中宣部，反映与县委宣传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样问题。在22人的签名里，有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
三、造神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悲剧性的角色
一个更大的讽刺是，穆青给重新出版的“大通讯”加了前言，其中写道：“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郎新闻报导的原则。人物通讯绝不可能有任何虚构。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眯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这将是一种可怕的信任危机。”有人说这是穆青在强调“大通讯”的真实性，有人说这是穆青在总结“大通讯”的教训，为谎言写下墓志铭。如果是后者，穆青的晚年一定是活在痛苦的忏悔中。周原曾建议，三个署名作者都不要把这篇焦裕禄通讯收入自己的文集，三个人都答应了。但粉碎“四人帮”后，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这一承诺。他干了一辈子新闻，直到退休时也没有混上一官半职，不知与“倒焦派”始终盯着他这个执笔者是否有关系。他有一首“歪诗”：“少年凌云志，老大成空谈。枉顾百年事，天地两茫然。”他的妻子陈健却不是这样“消极”，一直为张钦礼做平反申诉，可谓“上访人生”。
谁是谎言的最大受害者？杜君立先生在《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以为中写道：“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看看兰考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在每个“焦裕禄”死了的时候都要流眼泪，都说他是“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死时兰考县城十万人为他送葬，哭声震天，万人空巷。这次习近平到兰考，他们又哭了，都说“见到活着的焦裕禄了”，一些基层干部“忘记了要跟总书记说的话，事后非常后悔”。
焦裕禄精神对兰考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精神变成多少物质？笔者只知道，兰考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丢掉讨饭根子，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2003年一场大雨，黄河大堤安然无恙，县城受灾人口近两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4个亿。焦裕禄的外孙余音和母亲一起去过灾区，他说灾区生活的艰苦是外界难以想象的，有的人家里连被子都没有。2013年1月4日，兰考一个收养弃婴和孤儿的家庭发生火灾，7名孤儿被烧死，这时全国人民才知道，“翻身解放”64年了，焦裕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40年，兰考县竟然没有一家收养弃婴和孤儿的福利院。今天，让我们再看看习近平访问的农民家里，如果没有那台18英寸的电视机，你一定会认为习近平走进了“万恶的旧社会”。这就是无穷的典型的力量？这就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这就是无穷的正能量？
悲剧并没有落幕，兰考的两派之争已经演变为全国的左右之争，“毛左”们在网上为张钦礼建立了纪念馆，“乌有之乡”的人在奋力地对《谎言的悲剧》鸡蛋里挑骨头，无良的“焦学家”们从焦裕禄身上刻苦寻找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喉舌媒体从焦裕禄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正能量”。焦裕禄已经故去40年，仍然是一个真假虚实难辨的焦裕禄，仍然是一个“舌尖上的焦裕禄”。与焦裕禄同样命运的还有雷锋和薄熙来，雷锋和焦裕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薄熙来早在大连时就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尽管确实有“活雷锋”在眼前摆着，但左右两派仍然在争论那些照片和日记的真假；尽管薄熙来已经被定罪判刑，但左右两派仍然争论薄熙来是不是中国最廉洁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的好书记。面对这样的景象，人们不得不问：中国的真相去哪儿了？中国的是非去哪儿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文革悲剧会不会重演？
回头再读“大通讯”，笔者非常佩服周原和穆青的聪明。如果周原当年把焦裕禄写成抓阶级斗争和刹“单干风”的典型，那么“大通讯”就失去了生命力，焦裕禄就失去了借尸还魂的价值。“大通讯”里如果去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部分，焦裕禄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典型，人道主义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社会制度下都是永恒的主题。那么，人道主义怎么就会成为悲剧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人道主义是虚构出来的，一切悲剧的源头来自以邪教的理论武装人，以片面的舆论引导人，以神话的精神塑造人，以献媚的作品鼓舞人。
四、焦裕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骆背稻草
在焦裕禄精神成为悲剧，成为神话，成为国际笑话的今天，习近平借尸还魂能否挽救危机中的中共？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1986年5月14日，习仲勋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另一条就是法治……”
习近平不听爹的话有他自己的理由，就是怕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搞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搞乱了，把国家搞散了，把党搞没了。对这个理由，笔者可以理解。但是笔者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树立一个“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而要去兰考借尸还魂，把40年前的典型作为救命稻草？笔者进行了换位思考，终于理解了皇帝的难处：在无官不贪的中国，在“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干部队伍中，已经找不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可以树立，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都进了监狱，在监狱外面的也都是“裸官式的焦裕禄”和“半洋鬼子式的焦裕禄”，他们兜里都有多本护照，可能你刚把他们树起来，他就带着二奶去“大氧吧国”躲雾霾去了。在中国只有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就是“中国第一信访办主任”骆家辉同志，但他已经“叛逃”美国。在这种困境下，习近平只能借尸还魂了。
借尸还魂不在于尸体的真假，而在于借尸是一种专制下的祭祀仪式，这种仪式可以换回人民的集体回忆，把一个政治符号刻在人民的脑子里，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民与现实的实质轻易地脱离，紧紧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哈维尔在他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描绘了这种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依据的坐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
借尸还魂不在于尸体的新旧，旧典型可以通过媒体、电影、电视剧等媒介赋予新时代精神，焦裕禄媒介形象逐渐从一个治理“三害”的英雄人物转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今后还可以成为一个廉政反腐的形象。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其背后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政治语境以及相应的集体记忆的变化。就连焦裕禄身边的人，既可以是大通讯里的“亲密战友”，也可以是电影《焦裕禄》里那个阴阳怪气说风凉话的“反面人物”。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要找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比找到一只华南虎还难。但在“邪路国家”里，遍地都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担任首尔市市长时将工资全部捐出，给环保工人和消防队员子女发放奖学金。当选总统后，将每月工资捐给贫困儿童、聋哑儿童、残缺家庭子女、独居老人等。刚刚卸任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更是“活焦裕禄”：拒绝了12年累计270万美元的市长薪酬，每年只收取象征性的1美元薪金；倒贴6.5亿美元，用于竞选经费、慈善捐助、解决社会问题等；为个人嗜好自掏腰包，担负市政厅两个大型水族鱼缸的全部费用；自费为员工提供每日早餐和简单的午餐；出城出国都做私人飞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烟草远离孩子，禁止纽约餐馆使用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用油和人造黄油，要求连锁餐饮店菜单列明卡路里含量，并把碳酸饮料赶出超市，被市民称之为“保姆市长”。为了纽约的蓝天碧水，他上任那天乘地铁而来，上下班还是坐地铁，离任的那天乘地铁而去，身后没有一个记者，连张新闻图片都没有留下。“邪路国家”里的资本家也是“活焦裕禄”，比尔・盖茨用长达七年的时间，投入超过300亿美元（占他资产的一半以上），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事业：比尔・盖茨与玛琳达基金会。在他的影响下，巴菲特也宣布将其85％的财产（370亿美元）投给盖茨的基金会。他退休时宣布把自己全部财产580亿美元捐给慈善基金会，用于资助全球的教育和医疗项目，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你再看看中国的“焦裕禄”，不仅家里的多套房子是别人送的，就连家里的擦嘴纸和擦屁股纸都是公家发的，把工资和赃款拿到“邪路国家”，对拉动内需没有任何贡献。
“邪路国家”的媒体没有“先进事迹”这种体裁，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没有党委、宣传部、工会、共青团、作协和妇联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也不搞“三讲”、“先进性”和“群众路线”等集中教育活动，不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但就是盛产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里根本原因在于，公民与官员的关系是公共权力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官员的政治生命掌握在公民手里。试想，如果你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如果你的乌纱帽是奥巴马赐予的，或卖给你的，你还能对议会负责吗?你还能视纽约市民是“主人”吗？你只能“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民主党给的，与纳税人没有任何关系，你把工资捐给慈善是因为你的脑袋进水了或是被门挤了，你“为人民服务”是因为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制度的差别，既可以把人人都变成“焦裕禄”，也可以把每个“焦裕禄”都变成魔鬼。专制下的“焦裕禄”绝对是党的好干部，但绝对不会成为人民的公仆。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和常识，当这个道理和常识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发挥启蒙作用时，那种招魂的祭祀仪式还能招来几个魔鬼？具有公民意识的国人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梦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再也不愿意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此时再玩焦裕禄精神这张牌，无疑是给社会带来绝望，而绝望产生起义。“焦裕禄精神”已经不是中共的“救命稻草”，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教育人民”，这是中共的“老路”。习近平登基时宣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他还是回到了老路上，在用权力打“大老虎”的同时，又到兰考县拉上焦裕禄这个“先进典型”进行招魂。对一个40年前塑造的先进典型，无论赋予他怎样的新时代精神，都是“封闭僵化”的体现，都已经失去招魂的价值。
一、焦裕禄的接班人一提焦裕禄就烦
焦裕禄还有多少招魂价值？焦裕禄的接班人早已经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1999年9月3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小兵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到兰考采制为“三讲”教育活动提供正能量的特别节目《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他顺利地采访了焦裕禄的女儿和同事及普通群众后，却在县委书记宗家邦那里碰壁，他推说“工作忙”，不愿意接受采访。第二天，开封市委和政府领导来兰考县开展“三讲”教育现场示范活动，到焦裕禄墓地献花圈，王小兵在墓地找到了陪同市领导的宗家邦，再次请求他接受采访，他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但要在中午吃完饭以后。午后1时30分左右，记者在一家宾馆里找到宗家邦，对这位揉着睡眼、打着酒嗝的县委书记开始采访。记者请他谈一谈焦裕禄精神对于兰考发展的作用以及新时期如何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他大谈自己的政绩 ，却只字不提焦裕禄。着急的记者只得再次把话题往焦裕禄身上引，宗家邦突然一把推开话筒，喝道：“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我一听说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当记者再次向他说明这是特别任务请配合时，他嚷道“那是你们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随后竟用不堪入耳的语言把记者赶出门去。这件事被曝光后，宗家邦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
焦裕禄的接班人为什么“一听说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为什么竟敢对中央媒体记者说出心里话。因为焦裕禄本身就是一个“高大全”的先进典型，宗家邦绝对不是烦焦裕禄精神的第一个县委书记。当年见证这个典型塑造过程的多名知情人写上访信、写文章、写书揭露了真相。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任彦芳的《谎言的悲剧》。焦裕禄仅上任一年多就于1964年5月14日病逝，一年半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带领河南分社记者周原等人到兰考深挖焦裕禄精神，通过采访县长张钦礼，由周原执笔写出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在穆青没有到兰考之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任彦芳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并挂职兰考“四清运动”工作队分队副队长。在张钦礼的介绍和支持下，他想写一个反映焦裕禄事迹的剧本。任彦芳从县委的档案中按照时间顺序看了焦裕禄亲自起草的、批阅的全部文件，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事的回忆，编了一个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到兰考报到至告别兰考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从而得出结论：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确实是累死的，但不是治理“三害”累死的，而是被“纲举目张”的大小会议累死的，他不愧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和党的好干部。
但让任彦芳想不到的是，新华社的“大通讯”回避了历史真实，除去有时间的错误、情节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做过的事情丢掉没写，而写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把县长张钦礼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事迹安装到焦裕禄身上，又加上了关心群众疾苦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虚构故事。
为什么不写焦裕禄做过的事？兰考县的“三害”并不只是“风沙、内涝、盐碱地”，更大的“三害”是“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也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健在回忆大通讯创作过程时说，穆青一行人在兰考了解到，“兰考曾经种植了从许河村到红庙50华里的10道防风林，但为了大炼钢铁把树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了新的沙丘。兰考的沙土地适宜种植花生、芝麻、西瓜等经济作物，占全年收入的1/3，但为了推行“以粮为纲”，强制种植小麦，每亩只能产100多斤，7000多头牲畜饿死病死6000多头。“大跃进”前，兰考粮食年产近2亿斤，到焦裕禄来之前，下降到7000万斤，人口出现负增长，一些村庄都没有孩子出生。”（《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穆青知道，焦裕禄病逝后，兰考人并没有丢掉讨饭棍子。经过“三面红旗”的折腾，全国的基层干部不堪重负，老百姓仍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人们吸取了彭德怀的教训，没有人敢说真话了，都憋着怨气。当时的毛泽东把“饿死三千万人”的责任推给了“民主集中制”，指责基层党委书记“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的意见”，大搞“分散主义”，在中央下达的指标上层层加码。接着，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刹单干风。对此，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反感，已经绝望。在怨声载道的背景下，党急需修补干群关系，急需出现一个能带领群众战胜绝望的英雄人物。于是，穆青放弃了焦裕禄做过的事，通过无中生有把悲剧写成了喜剧，丧事当成喜事办。笔者这样说，因有周原的原话为证：“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时代报告》2013年第10期《从未披露的焦裕禄报道始末》）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稿子改到第5遍，穆青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看了稿子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这个昂扬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人民都被感动哭了，却在开封地区和兰考的干部中引发了抵触情绪。当年的兰考县委宣传部干事刘俊生向《三联周刊》记者回忆，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才汇报了一句话，宣传部长就面带怒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
二、谎言导致的的悲剧仍然没有落幕
《谎言的悲剧》例举了“大通讯”里的11处明显造假痕迹，笔者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2003年底，《谎言的悲剧》第一稿完成后，任彦芳首先征求焦裕禄生前好友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回信，一致高度评价。下面笔者摘抄了几段：
焦裕禄的老领导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事都是真实的。在那种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中我也是谎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当悲剧初现时，曾因直言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目前，某些当权者制造的谎言还少吗？悲剧也常见报端。悲剧来自谎言，谎言导出悲剧。谎言出悲剧的教训是深刻的。迅速出版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重锤敲警钟，勇于面对历史，敢干宣传真知，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可重复。”
焦裕禄的老领导原开封政府专员孙玉尊：“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我希望该书能很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才好。”
焦裕禄的第一任接班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作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向有关同志直接采访，询问，了解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经过，同时又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去核对与证实每件事情的真情原委，用大量的生动事实来揭穿和批驳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及其产生的恶果，使人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看后深受启发。”
焦裕禄的部下原兰考县任副书记刘呈明：“我看了原稿，觉得很好。首先是书的名字，谎言一定要产生悲剧，这是从古至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谎言不是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党的正确路线。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剧。”
“焦裕禄精神”这个谎言是如何演变成悲剧的？自从穆青长篇通讯发表后，兰考就形成了“倒焦派”和“保焦派”的长期对立。“倒焦派”倒的不是焦裕禄，而是记者笔下的假焦裕禄，主张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还原焦裕禄的本来面目；“保焦派”主张保住焦裕禄就是保住党的形象，保住兰考的荣誉和骄傲。两派的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先是“倒焦派”取得胜利，“保焦派”头子、当年向穆青介绍焦裕禄事迹并被穆青写成“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县长张钦礼，被解放军“支左代表”抓进了监狱，在北京的穆青被批斗，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周原也被红卫兵批斗，因“大通讯”里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并有焦裕禄病床枕头底下压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情节，被批成“污蔑毛泽东好学生焦裕禄的大毒草”。后来“保焦派”又胜利了，张钦礼被中央文革小组放出来了，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对“倒焦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锥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人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1971年，“倒焦派”向省委举报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被时任河南省委二把手的王新派人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这次又是周总理闻讯解救了他，命令地方即刻把他送到北京。他在北京被周恩来邀请参加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开始前一晚，李先念副总理先跟大家座谈，他对王新说：“总理叫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会开到最后，中央政治局接见与会者，周恩来当着张钦礼的面质问王新：“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叶剑英在旁边也说：‘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掉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人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会后，王新很快被捕，而张钦礼被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从此，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张钦礼，当时兰考的“真理”是：“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1977年，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及兰考县委副书记陈承兴等人代表兰考广大干部群众专程去北京向穆青提出必须纠正的失真问题，这使穆青感到为难和郁闷。成也焦裕禄，败也焦裕禄”，1978年11月，张钦礼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张钦礼提出上诉，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撤销反革命罪，按煽动打砸抡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就在“倒焦派”庆祝胜利时，新华社重新出版“大通讯”，“张钦礼”的名字及“亲密战友”消失，但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修改。
对于新华社的做法，“倒焦派”仍然不满意。1980年9月5日，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原县委办公室主任联名致信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信中恳切希望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主管新闻的领导，带头作实事求是的模范，带头作有错必纠的榜样，带头作言行一致的表率。1980年9月9日，兰考县委宣传部发出兰宣（1980）9号红头文件《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报告有一万多字，呈地委及省委宣传部。之后，又有开封地委、兰考县委的知情人，当事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及中纪委、中宣部，反映与县委宣传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样问题。在22人的签名里，有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
三、造神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悲剧性的角色
一个更大的讽刺是，穆青给重新出版的“大通讯”加了前言，其中写道：“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郎新闻报导的原则。人物通讯绝不可能有任何虚构。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眯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这将是一种可怕的信任危机。”有人说这是穆青在强调“大通讯”的真实性，有人说这是穆青在总结“大通讯”的教训，为谎言写下墓志铭。如果是后者，穆青的晚年一定是活在痛苦的忏悔中。周原曾建议，三个署名作者都不要把这篇焦裕禄通讯收入自己的文集，三个人都答应了。但粉碎“四人帮”后，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这一承诺。他干了一辈子新闻，直到退休时也没有混上一官半职，不知与“倒焦派”始终盯着他这个执笔者是否有关系。他有一首“歪诗”：“少年凌云志，老大成空谈。枉顾百年事，天地两茫然。”他的妻子陈健却不是这样“消极”，一直为张钦礼做平反申诉，可谓“上访人生”。
谁是谎言的最大受害者？杜君立先生在《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以为中写道：“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看看兰考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在每个“焦裕禄”死了的时候都要流眼泪，都说他是“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死时兰考县城十万人为他送葬，哭声震天，万人空巷。这次习近平到兰考，他们又哭了，都说“见到活着的焦裕禄了”，一些基层干部“忘记了要跟总书记说的话，事后非常后悔”。
焦裕禄精神对兰考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精神变成多少物质？笔者只知道，兰考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丢掉讨饭根子，至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2003年一场大雨，黄河大堤安然无恙，县城受灾人口近两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4个亿。焦裕禄的外孙余音和母亲一起去过灾区，他说灾区生活的艰苦是外界难以想象的，有的人家里连被子都没有。2013年1月4日，兰考一个收养弃婴和孤儿的家庭发生火灾，7名孤儿被烧死，这时全国人民才知道，“翻身解放”64年了，焦裕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40年，兰考县竟然没有一家收养弃婴和孤儿的福利院。今天，让我们再看看习近平访问的农民家里，如果没有那台18英寸的电视机，你一定会认为习近平走进了“万恶的旧社会”。这就是无穷的典型的力量？这就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这就是无穷的正能量？
悲剧并没有落幕，兰考的两派之争已经演变为全国的左右之争，“毛左”们在网上为张钦礼建立了纪念馆，“乌有之乡”的人在奋力地对《谎言的悲剧》鸡蛋里挑骨头，无良的“焦学家”们从焦裕禄身上刻苦寻找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喉舌媒体从焦裕禄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正能量”。焦裕禄已经故去40年，仍然是一个真假虚实难辨的焦裕禄，仍然是一个“舌尖上的焦裕禄”。与焦裕禄同样命运的还有雷锋和薄熙来，雷锋和焦裕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薄熙来早在大连时就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尽管确实有“活雷锋”在眼前摆着，但左右两派仍然在争论那些照片和日记的真假；尽管薄熙来已经被定罪判刑，但左右两派仍然争论薄熙来是不是中国最廉洁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的好书记。面对这样的景象，人们不得不问：中国的真相去哪儿了？中国的是非去哪儿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文革悲剧会不会重演？
回头再读“大通讯”，笔者非常佩服周原和穆青的聪明。如果周原当年把焦裕禄写成抓阶级斗争和刹“单干风”的典型，那么“大通讯”就失去了生命力，焦裕禄就失去了借尸还魂的价值。“大通讯”里如果去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部分，焦裕禄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典型，人道主义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社会制度下都是永恒的主题。那么，人道主义怎么就会成为悲剧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人道主义是虚构出来的，一切悲剧的源头来自以邪教的理论武装人，以片面的舆论引导人，以神话的精神塑造人，以献媚的作品鼓舞人。
四、焦裕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骆背稻草
在焦裕禄精神成为悲剧，成为神话，成为国际笑话的今天，习近平借尸还魂能否挽救危机中的中共？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1986年5月14日，习仲勋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另一条就是法治……”
习近平不听爹的话有他自己的理由，就是怕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搞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搞乱了，把国家搞散了，把党搞没了。对这个理由，笔者可以理解。但是笔者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树立一个“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而要去兰考借尸还魂，把40年前的典型作为救命稻草？笔者进行了换位思考，终于理解了皇帝的难处：在无官不贪的中国，在“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干部队伍中，已经找不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可以树立，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都进了监狱，在监狱外面的也都是“裸官式的焦裕禄”和“半洋鬼子式的焦裕禄”，他们兜里都有多本护照，可能你刚把他们树起来，他就带着二奶去“大氧吧国”躲雾霾去了。在中国只有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就是“中国第一信访办主任”骆家辉同志，但他已经“叛逃”美国。在这种困境下，习近平只能借尸还魂了。
借尸还魂不在于尸体的真假，而在于借尸是一种专制下的祭祀仪式，这种仪式可以换回人民的集体回忆，把一个政治符号刻在人民的脑子里，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民与现实的实质轻易地脱离，紧紧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哈维尔在他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描绘了这种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依据的坐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
借尸还魂不在于尸体的新旧，旧典型可以通过媒体、电影、电视剧等媒介赋予新时代精神，焦裕禄媒介形象逐渐从一个治理“三害”的英雄人物转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今后还可以成为一个廉政反腐的形象。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其背后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政治语境以及相应的集体记忆的变化。就连焦裕禄身边的人，既可以是大通讯里的“亲密战友”，也可以是电影《焦裕禄》里那个阴阳怪气说风凉话的“反面人物”。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要找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比找到一只华南虎还难。但在“邪路国家”里，遍地都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担任首尔市市长时将工资全部捐出，给环保工人和消防队员子女发放奖学金。当选总统后，将每月工资捐给贫困儿童、聋哑儿童、残缺家庭子女、独居老人等。刚刚卸任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更是“活焦裕禄”：拒绝了12年累计270万美元的市长薪酬，每年只收取象征性的1美元薪金；倒贴6.5亿美元，用于竞选经费、慈善捐助、解决社会问题等；为个人嗜好自掏腰包，担负市政厅两个大型水族鱼缸的全部费用；自费为员工提供每日早餐和简单的午餐；出城出国都做私人飞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烟草远离孩子，禁止纽约餐馆使用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用油和人造黄油，要求连锁餐饮店菜单列明卡路里含量，并把碳酸饮料赶出超市，被市民称之为“保姆市长”。为了纽约的蓝天碧水，他上任那天乘地铁而来，上下班还是坐地铁，离任的那天乘地铁而去，身后没有一个记者，连张新闻图片都没有留下。“邪路国家”里的资本家也是“活焦裕禄”，比尔・盖茨用长达七年的时间，投入超过300亿美元（占他资产的一半以上），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事业：比尔・盖茨与玛琳达基金会。在他的影响下，巴菲特也宣布将其85％的财产（370亿美元）投给盖茨的基金会。他退休时宣布把自己全部财产580亿美元捐给慈善基金会，用于资助全球的教育和医疗项目，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你再看看中国的“焦裕禄”，不仅家里的多套房子是别人送的，就连家里的擦嘴纸和擦屁股纸都是公家发的，把工资和赃款拿到“邪路国家”，对拉动内需没有任何贡献。
“邪路国家”的媒体没有“先进事迹”这种体裁，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没有党委、宣传部、工会、共青团、作协和妇联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也不搞“三讲”、“先进性”和“群众路线”等集中教育活动，不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但就是盛产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里根本原因在于，公民与官员的关系是公共权力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官员的政治生命掌握在公民手里。试想，如果你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如果你的乌纱帽是奥巴马赐予的，或卖给你的，你还能对议会负责吗?你还能视纽约市民是“主人”吗？你只能“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民主党给的，与纳税人没有任何关系，你把工资捐给慈善是因为你的脑袋进水了或是被门挤了，你“为人民服务”是因为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制度的差别，既可以把人人都变成“焦裕禄”，也可以把每个“焦裕禄”都变成魔鬼。专制下的“焦裕禄”绝对是党的好干部，但绝对不会成为人民的公仆。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和常识，当这个道理和常识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发挥启蒙作用时，那种招魂的祭祀仪式还能招来几个魔鬼？具有公民意识的国人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梦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再也不愿意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此时再玩焦裕禄精神这张牌，无疑是给社会带来绝望，而绝望产生起义。“焦裕禄精神”已经不是中共的“救命稻草”，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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