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作家和诗人廖亦武在14次出国努力失败之后，终于在2010年9月15日抵达德国柏林。最近15年，他14次要求出国的努力都被拒绝。这第15次的成功也伴随着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9月27日，廖亦武自柏林来巴黎拜访朋友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现年52岁的廖亦武八十年代曾是中国有名的先锋诗人。但1989年他因为发表诗作《大屠杀》，和筹划诗歌电影《安魂》而被捕。四年的牢狱的洗礼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昔日天马行空的诗人脱胎成中国社会底层现实的关注者、那些无言者的代言人。他在2002年完成的三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应该说是他最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但是，这本书迅速被中宣部列为禁书，出版商—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中国媒体中最为大胆敢言的《南方周末》也因为推荐该书而发生人事大地震。
廖亦武没有停止写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以其监狱生活为蓝本的《我的证词》、《最后的地主》、《地震疯人院》等等。在国内被阻断发表途径的廖亦武在国外拥有不少读者。作为中国社会现实的见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但是，他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每次都因为当局阻止他出国而落空。最近15年，他14次要求出国的努力都被拒绝。第15次的成功也伴随着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会以同样的坚持，争取回去”
法广：终于走出了多年被禁止接近的国界，您是否有被解放的感觉呢？
廖亦武：只能说满足了我一种越界的冲动。争取了这十几年。我的职业就是写作底层社会，我不可能在德国或法国采访底层社会，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满足了我的越界冲动而已。整个过程像做梦一样。我原来还认为不可能，现在真是成为可能了。梦做完了，我还得回去。
法广：那回去会不会也受到阻挠呢？
廖亦武：我认为，只要我在国外不发表什么政见（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政见），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回去。我也说过，如果出来这么艰难，我还是要出来，那我会用同样的方法，争取回去。如果每个人都用我这种方法的话，哪怕是最不可能的事也是可能的。只要你坚持，一直这么争取，肯定能够达到目的。
监狱把我从诗人塑造成时代的见证人
法广：89年和90年应该说是您生活中，无论是职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个转折。80年代，您曾是中国诗坛上有名的诗人。在这之后（90年被判刑4年），您开始转向社会话题的写作。这种转变只是表达形式的改变，还是对社会认识，和对自身认识的一种转变？
廖亦武：以前我们只是把1989年看成是一种政治分界线，其实，它也是历史、文化的分界线，包括个人经历的某种分界线。89年的时候，无论是搞政治的、搞文学的、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全民参与的运动，整个知识分子，无论左中右，都投入了这个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认为，89年之后，民主社会明天就会到来，包括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立场偏左、赞同中央政策的一批人，也参加了六四运动，认为六四是一趟末班车，历史的末班车，一定要搭上这趟车。
但是，六四最后是那样一种结局，这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个人虽然是受了不少苦，也坐过监狱，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笔财富了。如果不坐监狱的话，那我现在还是一个诗人，天马行空地想象，对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我不会去关注，那时候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监狱让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底层社会，这就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我也是底层当中的一员，曾经也是没有发言权利的人，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事隔多年看起来，从某种程度，我得感谢1989，感谢监狱，把我从一个诗人塑造成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完成了这个过渡。
苦难—无耻—苦难的恶性循环
法广：这以后的写作就一直追寻这个思路，要做一个社会的见证者，反映一个官方媒体不能反映出地社会，是么？
廖亦武：对。出了监狱之后，我曾经卖艺两年多，又在社会底层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网络上的公民社会人，他们是更加底层的人群。 我得以了解了他们的想法，了解了中国人生存的某种秘诀，了解了他们的苦难。我主要写了两大主题，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无耻。中国人在这样一种封建专制之下，忍受了非常多的苦难，要在这种苦难中生存下去，就要忍受侮辱，让自己变得更加无耻。这种无耻恶性循环，又加重了苦难，中国人就这样在苦难—无耻—苦难的循环当中，以至到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性的环境，都在不可逆转的毁坏。
法广：你觉得这种趋势还会长久地这样走下去吗？社会是否可以持续这样运作？
廖亦武：“现在看他还是在发展。我是充当了一个见证人、记录者的角色，我的最大目的就是让中国人记住历史。如果有这段历史的话，那我们的后代还能回顾（那时候，我们就是祖先了），为他们的祖先而蒙羞，有羞耻感。要让中国人有这种羞耻感，而不是荣誉感，因为他们的祖先居然受了这么多苦，但没有反抗。忍受了这么多苦难，没有变好，反而变得特别的无耻，认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认可的原则，比如，贪污、腐败、伪劣的工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还能够忍受这些，认为这是自然的法则。”
“让人们记住这些，那我仅有的那么一点作用就达到了。”
边缘人
廖亦武自己也可以说也始终走在一个不断受到排斥的边缘人的道路上：童年的时候，他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一度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他4次参加高考，都未能被录取；后来虽然进入武大作家班，但不久又被开除；80年代在诗坛暂露头角后，1990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为了谋生，他曾卖艺、开车，从事各种职业；开始写作后，作品始终被官方出版渠道禁止发行。
法广：这种受排斥的边缘人生活是否也是一种自由？您是否也为此而感到压抑和苦闷呢？
廖亦武：我没有经历过正规的教育。三年大饥荒差点饿死；文革的时候，父母又被关押，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但是，也幸好我那时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之外。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主流就是背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学习鲁迅的著作，学习阶级斗争。但是，我因为没有进入这个主流，我在流浪，所以，没有像很多中国人那样被洗脑。老一代人至今还有一种敌我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在这点上，我比他们要好得多。
我有我的审美，我甚至觉得政治问题都是审美问题。我觉得美的，他们不认可。我觉得丑的，他们反而觉得美滋滋的。比如说，文革中，他们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些歌，我觉得太丑陋，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听得那么顺耳。还有新闻联播那种形式，几十年，毫无美感，一个人在那里拔着个脸，是我，我都不好意思上去……但是，一大部分当官的可能觉得挺美的。所以，这种审美的差异一直把我推到今天。
法广：也就是说，这种边缘，也是一种独立？
廖亦武：这也是被迫的。坐牢不是我愿意去的，流浪也不是我愿意去流浪、卖艺……谁都希望被人尊敬。这也是命运使然，把我推到那个地步。
法广：但是，如果您调整您的写作方向呢？
廖亦武：估计是调整不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善撒谎，这在我们这个群体里、在知识分子群体里，都是挺有名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独立的。我要评述一件事情，肯定是发自内心，才会去评述。
法广：那么，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廖亦武：在西方多观察，多体验，多满足满足我的自由的冲动、自由地越界的冲动。这个梦做完之后，我就回到我的那个地方。因为，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故事特别多，许多许多的故事。很多知识分子在公共平台，对一些公共事件、非常大的事件发言、评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必要。但是，我的长处就是写故事，把一些听不见的人的血和泪，包括他们的笑、包括他们的无耻、为什么无耻的历史还能够延续、特别是中国人的人性……这些或许现在没有公共人物和事件的影响那么大，但是会产生一种非常长远、非常深远的影响。见证这些，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廖亦武没有停止写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以其监狱生活为蓝本的《我的证词》、《最后的地主》、《地震疯人院》等等。在国内被阻断发表途径的廖亦武在国外拥有不少读者。作为中国社会现实的见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但是，他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每次都因为当局阻止他出国而落空。最近15年，他14次要求出国的努力都被拒绝。第15次的成功也伴随着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会以同样的坚持，争取回去”
法广：终于走出了多年被禁止接近的国界，您是否有被解放的感觉呢？
廖亦武：只能说满足了我一种越界的冲动。争取了这十几年。我的职业就是写作底层社会，我不可能在德国或法国采访底层社会，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满足了我的越界冲动而已。整个过程像做梦一样。我原来还认为不可能，现在真是成为可能了。梦做完了，我还得回去。
法广：那回去会不会也受到阻挠呢？
廖亦武：我认为，只要我在国外不发表什么政见（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政见），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回去。我也说过，如果出来这么艰难，我还是要出来，那我会用同样的方法，争取回去。如果每个人都用我这种方法的话，哪怕是最不可能的事也是可能的。只要你坚持，一直这么争取，肯定能够达到目的。
监狱把我从诗人塑造成时代的见证人
法广：89年和90年应该说是您生活中，无论是职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个转折。80年代，您曾是中国诗坛上有名的诗人。在这之后（90年被判刑4年），您开始转向社会话题的写作。这种转变只是表达形式的改变，还是对社会认识，和对自身认识的一种转变？
廖亦武：以前我们只是把1989年看成是一种政治分界线，其实，它也是历史、文化的分界线，包括个人经历的某种分界线。89年的时候，无论是搞政治的、搞文学的、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全民参与的运动，整个知识分子，无论左中右，都投入了这个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认为，89年之后，民主社会明天就会到来，包括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立场偏左、赞同中央政策的一批人，也参加了六四运动，认为六四是一趟末班车，历史的末班车，一定要搭上这趟车。
但是，六四最后是那样一种结局，这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个人虽然是受了不少苦，也坐过监狱，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笔财富了。如果不坐监狱的话，那我现在还是一个诗人，天马行空地想象，对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我不会去关注，那时候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监狱让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底层社会，这就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我也是底层当中的一员，曾经也是没有发言权利的人，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事隔多年看起来，从某种程度，我得感谢1989，感谢监狱，把我从一个诗人塑造成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完成了这个过渡。
苦难—无耻—苦难的恶性循环
法广：这以后的写作就一直追寻这个思路，要做一个社会的见证者，反映一个官方媒体不能反映出地社会，是么？
廖亦武：对。出了监狱之后，我曾经卖艺两年多，又在社会底层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网络上的公民社会人，他们是更加底层的人群。 我得以了解了他们的想法，了解了中国人生存的某种秘诀，了解了他们的苦难。我主要写了两大主题，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无耻。中国人在这样一种封建专制之下，忍受了非常多的苦难，要在这种苦难中生存下去，就要忍受侮辱，让自己变得更加无耻。这种无耻恶性循环，又加重了苦难，中国人就这样在苦难—无耻—苦难的循环当中，以至到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性的环境，都在不可逆转的毁坏。
法广：你觉得这种趋势还会长久地这样走下去吗？社会是否可以持续这样运作？
廖亦武：“现在看他还是在发展。我是充当了一个见证人、记录者的角色，我的最大目的就是让中国人记住历史。如果有这段历史的话，那我们的后代还能回顾（那时候，我们就是祖先了），为他们的祖先而蒙羞，有羞耻感。要让中国人有这种羞耻感，而不是荣誉感，因为他们的祖先居然受了这么多苦，但没有反抗。忍受了这么多苦难，没有变好，反而变得特别的无耻，认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认可的原则，比如，贪污、腐败、伪劣的工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还能够忍受这些，认为这是自然的法则。”
“让人们记住这些，那我仅有的那么一点作用就达到了。”
边缘人
廖亦武自己也可以说也始终走在一个不断受到排斥的边缘人的道路上：童年的时候，他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一度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他4次参加高考，都未能被录取；后来虽然进入武大作家班，但不久又被开除；80年代在诗坛暂露头角后，1990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为了谋生，他曾卖艺、开车，从事各种职业；开始写作后，作品始终被官方出版渠道禁止发行。
法广：这种受排斥的边缘人生活是否也是一种自由？您是否也为此而感到压抑和苦闷呢？
廖亦武：我没有经历过正规的教育。三年大饥荒差点饿死；文革的时候，父母又被关押，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但是，也幸好我那时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之外。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主流就是背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学习鲁迅的著作，学习阶级斗争。但是，我因为没有进入这个主流，我在流浪，所以，没有像很多中国人那样被洗脑。老一代人至今还有一种敌我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在这点上，我比他们要好得多。
我有我的审美，我甚至觉得政治问题都是审美问题。我觉得美的，他们不认可。我觉得丑的，他们反而觉得美滋滋的。比如说，文革中，他们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些歌，我觉得太丑陋，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听得那么顺耳。还有新闻联播那种形式，几十年，毫无美感，一个人在那里拔着个脸，是我，我都不好意思上去……但是，一大部分当官的可能觉得挺美的。所以，这种审美的差异一直把我推到今天。
法广：也就是说，这种边缘，也是一种独立？
廖亦武：这也是被迫的。坐牢不是我愿意去的，流浪也不是我愿意去流浪、卖艺……谁都希望被人尊敬。这也是命运使然，把我推到那个地步。
法广：但是，如果您调整您的写作方向呢？
廖亦武：估计是调整不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善撒谎，这在我们这个群体里、在知识分子群体里，都是挺有名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独立的。我要评述一件事情，肯定是发自内心，才会去评述。
法广：那么，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廖亦武：在西方多观察，多体验，多满足满足我的自由的冲动、自由地越界的冲动。这个梦做完之后，我就回到我的那个地方。因为，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故事特别多，许多许多的故事。很多知识分子在公共平台，对一些公共事件、非常大的事件发言、评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必要。但是，我的长处就是写故事，把一些听不见的人的血和泪，包括他们的笑、包括他们的无耻、为什么无耻的历史还能够延续、特别是中国人的人性……这些或许现在没有公共人物和事件的影响那么大，但是会产生一种非常长远、非常深远的影响。见证这些，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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