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公民的第一人。中国政府的反应，却让世人看得瞠目结舌，见识今日中国实况。
十月上旬，诺贝尔奖逐项揭晓之际，中国社会还在感叹其国人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何其寂寥，探究何时出现第一人。然而，八日刘晓波得奖消息一经宣布，一切却戛然中止�官方指称刘晓波获奖是亵渎和平奖的下流行为，立即阻挠包括新闻界的探访，非法软禁刘太太，逮捕维权人士，政府全面控制的媒体对此天大新闻只字不提，主要网站也只呈现官方回应。中文成语「叶公好龙」，最可描绘中国对诺贝尔奖的迎拒矛盾。同时，世人所极度尊崇人权斗士，却被打成「正在服刑的罪犯」，与其他五人同囚一室，凸显这个国度不但深具「中国特色」，也与普世迥异。
中国既与普世如此不同，经由诺贝尔和平奖的聚焦，自可对它产生变革的压力，要求执政者落实承诺，把基本人权还给中国人民。有如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强调，尽管宪法明载，中国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至今遭到剥夺，有鉴于人权与和平的密切关联，刘晓波为他全球人口最多的祖国基本人权长年奋斗，以致锒铛入狱，得奖自属实至名归。
争基本人权盼刘得奖扮催化剂
刘晓波得奖，举世叫好，唯独中国恼火抓狂，台湾至少也有连战、马英九者因�龟而怅然。根据报导，这两名前后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因为向中国卑躬，换取台海情势和缓表象，当事人且以产制「和平红利」自诩，有人乃荐之于诺贝尔委员会。不过，虽然今年和平奖角逐者众，达空前的二百三十七人，但依委员会规矩，名单要五十年后才公布，两人是否正式入列，尚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据历来准确掌握诺贝尔奖最后名单的瑞典ＮＲＫ电视网，和平奖先缩短名单至二十五至三十五人，再筛选至五、六人，其中除了刘晓波，还有阿富汗女权斗士萨玛尔（Sima Samar）、前德国总理柯尔，以及被马英九政府列为不欢迎人物的维吾尔领袖热比娅。
在委员会公布纪录前，外界无从知悉考量细节。历史上，恶名昭彰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都曾获和平奖提名，这是由于提名者包括大学教授及瑞典、挪威国会议员，只要有人提名，即可入列；当年提名希特勒的瑞典国会议员承认，只是为了抗议对纳粹姑息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列入名单，数日之内旋即撤销。获得提名，从而不等同于得到委员会认同。
同样从过去的纪录看，现今台海两岸和缓的表象，自不足以获委员会青睐。世人记忆犹新，一九七三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与北越黎德寿因达成巴黎和约同获和平奖，引发历来最大争议，不但黎德寿拒绝接受，和平奖五位委员有两位愤而辞职，最讽刺的，南越于一九七五年惨遭北越并吞。有了这一「和平奖导致南越灭亡」的惨痛经验，马英九式的「摇尾可以乞怜」一厢情愿，中国对台湾「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并吞策略不改，国际间容或只看到台海和缓的表象，当事人也在自我感觉良好中做和平奖大梦，委员会自不可能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再就现实看，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湾人权自由不进反退，且见诸自由之家、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人权机构评比，纪录如此不堪，「这个人」演得再好，诺贝尔奖毕竟不是奥斯卡。
刘晓波把和平奖献给六四事件亡灵。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至今仍待平反的课题，而且中国不但人民基本人权横遭剥夺，基层仍无民主选举，一党专政依旧，经济蓬勃发展既导致贫富悬殊，也带来人民看不下去的贪污腐化。所有这些，凸显中国不仅与令人尊重的大国颇有差距，也彷�尚未进入二十一世纪。刘晓波得奖，因此必然随之而至的问题是，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有多少助益？
从纪录看，和平奖诚然有利促进自由民主，但有如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泰（Geir Lundestad）所说，和平奖旨在促进世界和平，惟力不足以创造和平。同理，和平奖有助促进民主人权，但绝非一帖即能生效的万灵丹。证诸各国经验，威权国家蜕变为民主，大致需要三种力量�人民内部的努力、领导阶层的改革决心、外来压力及助力。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即三者兼具�既有人民追求民主的牺牲奋斗，晚年的蒋经国及民主先生李登辉坚持改革，加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及助力，终于打造了台湾民主。
迈向民主路中国人民仍须努力
中国要走向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有更多人民为自己基本自由与公民权利挺身而出。去年中国发生二十三万起群体性事件，足以反映思变的人心；而最近北京知识界、老干部联名，指出版自由比不上殖民地香港，强烈要求开放报禁，更凸显刘晓波之道不孤。不过，一党专政当局必然全力抗拒这一趋势，有如世人所见识的，「中国之光」刘晓波只因提出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即以言获罪，关进黑牢。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外数度放言，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台湾「被统派」媒体立即为之吹捧，且与刘晓波相提并论，至为不伦。关押刘晓波的温家宝果真有心，理应按宪法落实人权，执行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而非言行不一，徒招「温影帝」之讥。
从历史看，和平奖颁给翁山苏姬（一九九一年），未能撼动缅甸的军事专政；颁奖沙卡诺夫（一九七五年），加上前此（一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赠与索忍尼辛，对苏联的民主改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出现从上而下的改革者，苏联变革方得最终成就，戈巴契夫得和平奖（一九九○年），因而最是恰当。同样地，在南非从少数统治迈向民主的奋斗中，先后有卢稣里（Albert Lutuli，一九六○年）、屠图大主教（一九八四年）获和平奖，再加上曼德拉及戴克拉克总统的努力，世人所诟病的种族隔离方得终止，两人且同得和平奖（一九九三年）。
刘晓波得奖，因此既凸显国际社会对人权斗士的礼赞，也代表世人对中国民主的期盼及压力；有了外在的助力及关注，中国人民能否争得一般正常国家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仍然必须靠自己努力。诚然，如果有人效法戈巴契夫或戴克拉克，这一天或可提早到来。
（作者卢世祥是资深新闻工作者）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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