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每一种基于道德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改革意识形态，都有一种掩盖事实真相的功能，例如说阶级对立，例如说贫富分化，改革时代当然提供一种理想，试图引导往好的方向转，可是一厢情愿惯了，就不管真实情形，是否可以引导，还以为启蒙下去，欺骗下去。
图为陈永苗道德启蒙，能够改变社会，其首先前提是社会矛盾尚未严重对立，人们之间还是一家人，是有一些差异，但还是友爱的共同体，可以互相帮助，尤其是掌握资源和主导权的人，会帮助弱者。可是当权贵与人民之间，已经水火不容，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再诉诸于空洞的道德诉求，例如富人穷人都是人，权贵要讲责任，就是瞎子指路。自己还摸不清东西南北，还要当导师。
改革的道德理想，不过就是道德瞎子的鸦片。每一个空洞的道德诉求，都在改革时代中给人民带来苦难，和虚假的远期空白支票。
严重的社会对立，才是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这等于社会契约双方破裂，没有一方愿意遵守契约。即使搬出条款，也是为限制对方，损害对方。改革的道德理想依赖于权贵放弃掠夺，民众放弃敌意，可是现有政治体制，即使一些权贵有心，也由不得自己，想不掠夺都很难，而民众放弃敌意，也很难，因为永无休止地剥夺。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那就是阶级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至少用一个老好人来调和是妄想。
当改革诉诸于意识形态的"人心深处闹革命"，这时候，这就是碎片，孤零零悬挂在社会契约双方之间，心底谁都对其吐口水，权贵尤其吐得多，因为维持社会契约，对他不利。
改革的道德理想，本来空洞，如今在政治对立的总体性，进一步绞碎，变成一小撮原子化的改革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无法进入实质性的政治场域。
当遭受严重挫折，就会滋生一种非政治的文化领域，那就是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简化为伦理问题，简化为心理问题，简化为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人心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区分成眼中的道德立场，成了你要站在那一边，而不是如何解决的问题。你们会问你，你是自由派么，那你怎么会站在民众一边。
挫折和失败，使他们进一步强化，只要人心解决了，道德高尚了，就好了。挫折越大，强化越强，其情绪就以文化政治或者哲学政治的面目出现。最后就转为一种道德政治，并且冠以伟大政治的冠冕，法西斯主义的面目狰狞出现。
坚持改革不动摇的黑暗处，就是暗中滋生养大法西斯。法西斯确实是改革的私生子，过去三十年就在，体现为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倾向，如今即将浮出水面，被改革派，尤其是经济改革派的认领。经济改革派将大规模转向文化保守主义。
有一种声音在皇帝宗祠的厕所里面臭烘烘地高喊：千万不要生病，千万不要生病，千万不要生病。这就改革派。可是当生了病，咋办？改革派一转身，就把皇帝宗祠抬了出来，成了文化政治论者，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说听皇帝的准没错。别人问他们如此眼中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他们说，我们要听皇帝的，听皇帝的准没错。如果人们再问，就大声指责，再把枪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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