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是一个改革时代的社会神话。既然是社会神话，就是黑暗之中，不假思索就认为是正确的，作为整个改革意识形态的脊梁骨和信心依靠。它是非理性的，迷信的，没有任何学说或学理，可以给它提供支撑。并不是正确的，而是改革时代需要的。无法证明不是正确，或者不愿意证明是不正确的。
高超群说，一个主义内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隔阂，比一个主义与另外一个主义之间的距离更远。对政改，老一辈全然希望，并且不敢正视自己心中的焦虑和绝望；中间一辈一阵子希望一阵子绝望，但是正视自己心中的焦虑和绝望；年轻一辈全然绝望，并且把心中的焦虑和绝望，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老一辈告诉你说，没有改革，中国会如何如何。可这是用一个错误，掩盖一个错误。老一辈对1949是有原罪的，他们是从犯或者胁从犯。没有改革的，或者改革之前的悲惨，是老一辈造成，是他们自己的错误。改革之前的错误，并不能证明改革的美好，正如你不能从生病中恢复过来，就大声赞美从生病到复原，是美好的。
政治立场选择，对新旧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是根本决定性的。所以首先要考虑政治性。例如对于改革，老一辈的生命和历史价值，无不捆绑在这部战车之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永远希望中，希望死了一个又来一个。而新一辈的，很容易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已经绝望，你们爱搞不搞，我们做我们的，也不妨碍你们心血来潮要搞，或者假惺惺要搞，随便。
对于上一辈的根本价值，下一辈是继承和捍卫的。不同的是实现方式，以及对社会经济条件的认知。所以下一辈否定上一辈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
年轻一辈自由主义者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其政治立场，绝对不能建立在虚无飘渺的空白支票上，不应建立在心中渴望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之上，建立在现实与渴望之间的不可跨越的鸿沟之上。
对希望的描述，对改革美好图景的描述，并不能让我们对政治现实乐观起来。相反更加绝望。如果会乐观，肯定是老人，或者未老已衰。这里只能说，老一辈的殷切希望，要的太少，所以像蚂蚁和乌龟爬行了一小步，陶醉中自我表扬中就觉得远方的灯塔马上就到了。
三十年的改革，形成脚下的政治现实，才是我们新一辈政治立场的起点，而不是三十年前的历史现实和希望。脚下的政治现实，已经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让三十年前的现实和希望成为一种哈哈镜，对于今天来说，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一切都很恍惚。
年轻一辈评价的标准，不再是蚂蚁和乌龟的，而是人的自然脚步。当然正是因为老一辈，而我们年轻一辈可以是站立直立行走的。但老一辈的眼睛，并不是我们年轻一辈的眼睛。老一辈是历史记忆中的"莫须有"子弹林中，诚惶诚恐匍匐爬行的，不堪的历史记忆，衰老身躯同时变为狼伉。
一开始摸石头过河，河对岸作为一种确定性目标，最初乱摸还有一些感觉，后来被漩涡一卷，已经乱了方向，不知道河岸在何处，随波逐流了。河也被乱摸从中揩油的人，污染成臭水沟。
在1978年的中国，打开国门，一比较就知道自己的失败，河对岸在哪里。到了后来，自由主义取得终局胜利，历史终结的说法被否定。河对岸在哪里，就不好说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三条路）又抬头，体现为中国道路。臭水沟的又臭又浅：这里就是罗斯，就在这里翩跹起舞了。
很显然，北京当局从加入全球化，师夷长技一制夷，到今天领袖欲的光屁股表达，有一个权力意志是强大的，那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什么道路对它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政治领导权。权力在手，咋搞都行。
市场经济和立宪政治，都是超改革的事业。也就是有改革，也有这二者，没有改革，也有这二者。即使发生暴力革命，也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即使将来革命，也是改革目标的延续，以特殊方式进行的超改革。
改革都已成为对市场经济和立宪政治的迫害，坐在其怀里干什么？如果为中国问题，开具政治解决方案，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改革已经无法拯救改革目标，不能把自己的屁股坐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凳子上。
即使要坚持改革，作诗的功夫在诗外，就像买菜讨价还价，应该到了扭身就走，让店主以为你不买了，马上叫住你，给你合适的价格。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这时候还老实巴交得讲理，肯定上当，最后物财两空。
取法于上，得法于中；取法于中，得法于下。所谓"进两步退一步"，只有推进到后改革或者维权时代，那么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的目标，而且改革时代退回文革的恐惧和可能性，就消失了。
在后改革时代中，像恐惧文革时代那样，警惕极左派那样，恐惧退回到改革时代，警惕老一辈极右派。以人民鸦片的欺骗形式，成为时代绊脚石的，并不是极左派，而是老一辈极右派。就对现实的政治效果，极左派将起正面的作用，虽然有副作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