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老一辈改革派只合适写内参

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老一辈改革派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男长女像年纪大了，爷爷就变成老太婆，哆嗦而且�嗦。以自己的理想是普世真理，就以为自己的政治方案为真理，用普世真理为一时的政治方案背书，背书成永垂不朽的，千秋万载都要施行的道路。当人们指出其政治方案的时代局限性时，他们就退回到普世真理，李代桃僵，用普世真理的永久性，来支撑政治方案在当下和未来还要继续实施。

他们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是以权威的方式，来论证其政治方案。也就是他们相信这些，并且要迫使年轻人相信，动用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崇拜和敬畏。

老一辈就像从沙漠的死亡边缘爬出来，每进一步都多脱离了死亡一步，每一步都是一首赞美诗歌。这是基于死亡焦虑和恐惧的。当基本脱离死亡的时候，老一辈就大声赞美，相当自由了。

   年轻一辈要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应该什么。那么老一辈所经历的历史，足以让其把他们嘴上的宣传的东西，深入骨肉，而年轻一辈则不然，他们的骨肉与老一辈不一样，没有受到污染。所以要想年轻一辈的相信老一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年轻一辈为什么要相信。如果无法提供一种理性而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政改，那么老一辈自己自娱自乐去。

老一辈的政治方案，或许是当时最不坏的选择，现实的选择。最不坏的，并不是唯一的。二者并须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其他选择，就有可能作为替补，在最不坏的选择已经成最坏的，或者很坏的时候，或者相当坏不能容忍的时候，就可以替补。

当把最不坏的，谱写成赞美诗歌，成为唯一美好的，非此不可的，那么当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更时，当时最不坏的，就因为惯性，就成为负面的。政治方案，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了重大变更，那么这个最不坏的，有可能最坏的。

到了如今，改革原初方案作为公案，必须重新开庭审理裁断。到了用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来，从根本处、源头处，重新审视改革原初目标和原初设计的不可行性。

很显然，老一辈的改/革政/治方案，对于民间底层来说，已经不可接受。处于严重的利益对立和政治对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现在底层左派说了什么，如何说，借用了什么左派思想资源，而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底层左派不管是用口水，用拳头，还是用毛主义，甚至嚷嚷要专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为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民粹主义情绪，也就消失了。不重视真问题，而纠缠于假主义，并且动用话语优势和道德拳棒打人，只会加剧矛盾，而不是社会治理的出路。我们必须真诚的理解民众，同情体贴移情地理解，换位思考。

所以不是给民间的焦虑怨气，打成民粹主义就能解决问题，而必须把他们纳入一种理性的政治表达之中，扭转民间的话语劣势。不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好。这样的政治诉求，必须让老一辈的政治方案严重缩水，让其话语市场份额缩小，只是针对上层，而不要针对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说话。让老一辈写内参去，别在报纸和公开场合发言，一张嘴就知道要说什么，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对这些人说了有啥用？

大部分人受害,一小撮受益，延续了一二十年，而且还看不出来有大规模改善的局面。这时候，让民众有吃饱饭，并不足以论证改革的正当性。当讨论民众是否收益，是否满意，至少要按照改革意识形态当初所宣布的标准。都三十年了，仅仅比穷困时代好一些，这是什么天方夜谭？况且民众吃饱饭，还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一通货膨胀就歇。暂时不稳定还先不说，请问一下，是用民众多大代价换来：妻女卖淫，儿子包身工。

民众期待的是要大大好于文革，好于过去。改革的收益或者受害，其标准并不是过去的贫困底线，而是在改革契约中预设的，也就是改革时代的信赖利益，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