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3日
今天是"9·13事件"37周年。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自行乘坐专机飞往蒙古方向，在中国境外坠机身亡。
"9·13事件"第一次昭示了接班人指定制的失败。
图为文革中的林彪与毛泽东（右）
林彪从来没有从事过党务工作，也从来没有从事过政府工作，毛泽东准备让这样一个人"治党治国"，是完全荒谬的不负责任的安排。
1959年夏季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改变了前任彭德怀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治军方向，把"突出政治"摆在军队工作的首位，大搞"四个第一" 、"四好连队" 、"五好战士"。同时，林彪也改变了彭德怀作为中国军队日常领导者同毛泽东保持相对独立的原则性，对毛泽东阿谀逢迎、投其所好，将中国军队变成了毛泽东的"御林军"。林彪最大的错误，是以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地位，支持毛泽东违规发动和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没有林彪的推波助澜，"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害。
林彪还是典型的"病夫"。他1938年被友军枪击误伤后，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他的身体差到无法正常工作，大部分时间处于养病和休息。即使是"文革"期间成为"接班人"，他由于健康不良也不能参与中共领导层的日常运作。一个基本上不能工作的"老病号"接什么班？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继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指定接班人的传统剧本。
1989年"6·4事件"期间，邓小平指定率先"旗帜鲜明"地在上海查封开明的《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为"接班人"。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又跨代指定"立场坚定"地头戴军用钢盔指挥镇压藏民抗议的胡锦涛做江泽民的"接班人"。这两代"接班人"铸成了政治不改革、腐败不改变、人权不改善、治理不改进的"时代特色"。这就再二、再三地昭示了接班人指定制的失败。
中共内部既没有党员直接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的机制，也没有全国党代表大会竞争性选举党中央领导人的机制，政治权力、特别是人事权过度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里，从而形成了最高领导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的家长式做法。
接班人指定制的最大弊端，是用保守政治的继承性取代政治变革，用僵化政策的连续性取代政策创新。因为"被指定者"需要继续效忠"指定者"，需要继续遵循"指定者"的路线，需要继续维护"指定者"和"被指定者"的共同利益。
在共产党大国的历史上，被指定的领导人往往是守旧者，没有被指定的领导人却可能是革新者。
斯大林1952年指定保守无能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身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两项党政最高职务。但是，几个月后，具有改革意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赫鲁晓夫就取代了马林科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时代的严重错误，并开创了共产党国家最初的改革。又过了一年，马林科夫联合残留在苏共领导层内的所有保守分子，试图一举废黜赫鲁晓夫。在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倾力帮助下，赫鲁晓夫击退了马林科夫们的政治反攻。
1985年，掌权一年多的僵化的契尔年科匆匆去世时，没有来得及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层内的一些保守分子试图争夺总书记的职位。这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提议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支持葛罗米柯的提议。在苏共的体制里，从来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所以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高。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的主张得到了苏共领导层多数成员的赞同。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立即重启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任最高领导人中断了21年之久的改革。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主题曲的戈尔巴乔夫的全面革新，比赫鲁晓夫的"反对个人崇拜"和"全民党、全民国家"要深刻得多。
胡锦涛也曾试图指定"接班人"。当他1992年被邓小平选中后，即开始培植自己的"接班人"－李克强。经过15年之久的精心安排，到2007年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预测李克强将在该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下一代的"首领"。
然而，我确信：经过共同努力，胡锦涛试图指定接班人的计划一定能够击破。
2007年3月，我写了题为《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的文章，发表在2007年4月号香港《动向》杂志，第一个公开反对胡锦涛试图单独从自己的帮派里选定"接班人"，并且第一个明确提出实现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平衡的其他人选。
6个月后，在"十七大"前夕和"十七大"，胡锦涛试图指定接班人的计划被中共领导层的多数成员否决。
这就又一次昭示了接班人指定制的失败。
今天还是中秋节。我愿意把1年半前的那篇文稿作为特殊的"月饼"，慰藉失去了"接班人"前景的那个政治帮派。
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
方觉
2007年3月25日
今年秋天将要召开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重点是调整中共领导层的人员。
几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正省级和正部级官员，将在十七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一部分十六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由于政治原因、年龄原因、健康原因，将会退出中共领导层。
十七大在人事调整上的最大问题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是否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中共的领导结构里，主要决策权和日常工作领导权由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执掌。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能否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着年轻一代领导者能否开始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产生重要影响。
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能否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还有更大更长远的政治意义：年轻一代领导者能否在五年后的十八大接替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
按照1997年中共形成的政治规则，年满七十岁者不再当选中共领导层成员。只有一个人违反过这个政治规则：1997年十五大时七十一岁的江泽民坚持留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2年十六大时七十六岁的江泽民坚持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不应该重复江泽民的违规行为。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准备在十七大连任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几位领导人，到2012年十八大时，都将达到或超过七十岁。他们能不能在十八大遵守政治规则退出中共领导层？
只有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才可能比较顺利地在十八大实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适时退休。
在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中，存在着可以在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合适人物。
1955年出生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那个时期的改革开放。1993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取得了主持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政治经验。1998年担任河南省省长，2002年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积累了农业大省和工业大省的领导经验。
1982年李克强置身其中的那一届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团中央书记处，是在主张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下组建和工作的。
1953年出生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自1982年起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地委书记、省会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几乎经历了地方领导职务的所有层级，在内地（河北）和沿海（福建、浙江、上海）工作了二十五年，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拥有基层和高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领导能力。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之前，习近平在中央机关从事过重要工作，熟悉中央党、政、军领导体系的运转。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59年至196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后遭受了将近十六年的严重的不公正对待。1978年至1980年主持广东省工作期间，倡议和实施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最初的示范。1981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后，参与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习仲勋对习近平坚持改革开放有着正面的影响。
十七大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需要体现政治平衡。不仅应该有来自团系统的新人选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且应该有来自其它重要系统的新人选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别是中共内部最主要的两个系统的最年轻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李克强和习近平早在十年前的十五大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应该代表年轻一代领导者在十六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主要由于江泽民力图延续自己对中央领导层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安排了自己的支持者进入十六大的政治局，耽搁了中共领导层的年轻化。
目前李克强和习近平是十六大的中央委员。在中共最近的历史上，有过由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的不止一个先例：在1992年的十四大，中央委员胡锦涛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候补中央委员朱镕基直接晋升政治局常委。十七大可以参照这种先例。
胡锦涛五十岁时成为政治局常委。如果李克强五十二岁、习近平五十四岁时成为政治局常委，不应该被认为过于年轻。
还有若干政治素质较高工作业绩较好的五十年代出生的正省级和正部级官员，可以进入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四十年代末出生的正省级和正部级官员，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和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者，也可以进入政治局或书记处。
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新人选，同样需要体现政治平衡。这些人应该来自中共内部尽可能广泛的不同系统，恰当反映不同系统的要求。政治平衡并不是政治折中：安排一些能被各个系统接受的平庸者进入中央领导层，或者安排各个系统中的无能者进入中央领导层。
领导人的年轻化是当代的世界性趋势。主要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开始执政时，大多是五十多岁，有些是四十多岁。如果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十八大退休，那时李克强和习近平都不到六十岁，这有助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年轻化。
如果十七大仅仅安排五十年代出生的官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这将使年轻一代领导者能不能在十八大接替第四代领导人出现疑问。
中央政治局通常有二十多个成员，一年往往只举行几次会议，原则性地讨论或通过一些重要决定，不是经常性的工作机构。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党务和政治事务，不是主要的决策机构。因此，一个十七大的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难于在十八大直接晋升中共最高领导人。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能不能在中共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五年后能否真正退休的敏感测验，将对未来中共领导层的政治方针和政策导向产生重要作用。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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