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通俗批判五书》（2）
2.1孔夫子欲借重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又叫公山弗扰，是鲁国执政大夫季孙氏的家臣，主管季氏的封邑费城。起初颇受季氏之信任，如《左传》有记：鲁定公五年（前505）季桓子东巡，至费邑，弗扰出城设宴表示对桓子尊重，因而桓子对他也回以尊敬。但是三年后，双方关系出现了僵局，弗扰勾结另一位季氏家臣阳虎（又叫阳货），想设局谋杀主人。桓子提前获得内幕消息，以计脱身，而后弗扰就公开叛变季氏。
据论语记载，公山弗扰发动叛乱后占据费城，打算召孔子去辅佐他。<阳货>篇记载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今译为：公山弗扰凭借费城发动针对季氏的叛乱，派人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质问老师说：“没地方去吗？就算了，何必到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这个召唤我的人，难道会他叫我白跑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鲁国复兴周朝的礼仪制度。”
孔夫子对借费→兴鲁→代周所作的逻辑判断，也就是后世特别如清代著名的论语诠释专家刘逢禄所说的“绌周王鲁，受命改制”逻辑。在这个逻辑下，鲁国作为周王室最近的一支就有可能取代周室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与领导力量，他孔夫子本人也就成了“当代周公旦”了。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及相关的背景：“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扭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用我，某为东周乎！’然卒不行。”
由于《左传》上并没记载公山弗扰召孔夫子辅佐的事情，清代的著名学者崔述与赵翼都怀疑此事的真实性；相反，刘宝楠则认为赵崔二人不该信《左传》而怀疑论语。也许这个事件确实在孔门再传弟子那里记载有误，或曰故意附会此说以暗示孔夫子“借费→兴鲁→代周”的合理性。
此后的一个事件印证了这一点，即孔夫子欲助佛肸（音“毕希”）事。鲁哀公五年（前490），晋国大夫范中行之家臣、中牟宰佛肸趁晋国正卿兵攻范中行之时，据中牟叛范氏，使人召孔夫子。夫子欲往，又遭子路阻拦。
论语<阳货>篇记载了这个故事：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今译为：佛肸召孔子到中牟去，孔子准备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老师您说过：‘君子是不到亲身做过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叛乱，老师要去辅佐他，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说：“是的，我说过那样的话。我不是也说过真正坚硬的东西磨不薄、真正白的东西染不黑吗？我难道成了挂在秧上的苦匏瓜了吗？只能看而无法吃。”
孔夫子欲借一方政治力量特别是新生政治力量来确立事业基础，是非常明确的打算。清人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对公山弗扰之召、佛肸之召，作了统一诠释，做了比较中肯的判断，他说（今译）：“孔圣人对待佛肸、弗扰这样的人，并不一定是意见一致，才相交接，而是想利用他们打好治理天下的基础。并且那个时代里，天下秩序混乱，诸侯背叛天子，大夫背叛诸侯，年少压年长、下级欺上级，已经成了风气，大家皆不以为是怪事了。若必欲放弃而不参与，整个天下就全是佛肸、弗扰这类的人了，不利用这些人，天下如何达到大治呢？所以孔夫子才说：天下政治清明，我孔丘是不会参与改革的！也就是说，借与弗扰及佛肸的关系说明他要出来改变这个无道世界的抱负。”
很显然，知权达变是一个欲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的必备条件，而不管他是位拯救者或是个野心家。况且，二者很难实质区别开来呢。
“天下有道，我孔丘是不会参与改革的！”一语原出<微子>篇，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时的具体情形是针对长沮、桀溺两位反对孔丘的隐士而言的。而在子路拦阻了老师两次想借助叛乱力量开创大业不果之后，孔夫子好好地教训了子路一番。
2.2以素王理想谋求“荤王”之位
孔夫子不仅仅要实现“借费→兴鲁→代周”的政治理想，甚至他认为自己就已经身负天命，能够成为一代杰出的统治者。换言之，他就是周公再世。<述而>篇记载了一次、<子罕>篇记载了两次这样的个人抱负（虽然说有一次出自子贡之口！），共3次的雄心表白中有两次是在危难之时。
孔夫子政治流亡的第一站是卫国，呆了10个月，由卫国往陈国，经过卫国匡城，遭到了匡城人的围攻，将师徒一行拘押了5天。这次事件是个误会，因为阳货当年率鲁国军队侵入过匡地，而孔夫子又与阳货身材、面容方面长得很相似，所以一听他们的鲁国口音就围将起来。当然，“口音”一说纯系推断，当时的场景却是由驾车的颜刻（后不著名）的大话引起来的，他用鞭子指着匡城的一处残缺城墙说：“当年我攻击匡城时，就是从这个豁口冲进去的。”这下激怒了匡城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下子将这群鲁国人围了起来。还好，匡人只是想困死他们，并没立刻动手杀他们。受困之时，孔夫子大伸其志以宽慰弟子，<子罕>篇记录道：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
今译为：孔子被拘禁在匡地，说：“周文王死了，文化遗产不是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那么，我也不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孔夫子在这里说得已经很直白了，他就是周文王的文化化身即现世代表。这个身份不比一个国君如鲁定公、卫灵公之流更有份量吗？甚至超过当时在位的周天子！
关于这个事件，《史记·孔子世家》有记载，而《史记》所记的另一个事件即“子畏于匡”事件后的“困于卫国蒲城”，论语却没记载。按今人钱穆的推断是：两件事本为一事，被司马迁误记了。倘使二事为一，那么论语中所缺证的孔夫子一行两次脱离包围，则有了可释之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夫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打散了蒲人的包围而使孔夫子脱险，也就是说，匡围之解乃在于武力解围。
<述而>篇又有云：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今译为：“上天赋予我好的品德，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
此话的背景仍是孔夫子周游列国中的遭遇。他到了宋国，在大树下给弟子讲习礼仪。宋国的大司马即最高军事长官桓魋憎恨孔子，派人前去砍树以便威胁孔子。弟子们一片惊恐，纷纷劝老师赶快逃跑，孔夫子声称自己德性天赋，桓魋是杀不了自己的。而后，“微服”即化妆逃离宋国。根据儒学经典《礼记·檀弓》上篇的记载，是因为孔子对桓魋的厚葬企图进行批证所致。桓魋是宋国宗室成员，又掌兵权，故而骄傲且奢侈，活着时就派人给自己做石头的棺材外套－－称为“石椁”的东西。这项工程一直干了3年还没完成，孔夫子略带讥讽地说（今译）：“如此浪费，人死了后还是快快烂掉为好！”
至于孔夫子过宋的年份，《史记》本身就有三种说法：一为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如<陈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二为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如<孔子世家>；三为鲁哀公三年（前492），如<宋世家>。比较以上资料，采用前496年为宜，因为第一种说法与《史记》两个单篇资料记载相一致。
孔夫子有了在卫国两次脱险的经历，更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在”了。这种“天命所在”的外向反应，又是由弟子说出来的。论语记载了一位姓名与国别不详的太宰高官与子贡的对话（今译）：
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一位圣人吧？为什么那么多才多艺呢？”
子贡回答说：“这本来是上天之意！让我老师成为圣人，又多才多艺。”
孔夫子听了未名太宰带有疑问的赞誉后，很策略地表了态，一方面认同太宰与子贡给他的“天纵之将圣”的定性，另一方又谦虚起来：“太宰了解我呀！不过，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很多小技艺。君子会有那么多技艺吗？不会的呀！”
是他孔夫子因贫贱出身而尚未达到君子的地位呢？还是君子远没他孔夫子的修养全面呢？
这，就看听话者的理解力了！
楚国的令尹子西就是按后一项理解的。
公元前491年或是公元前489年，楚昭王准备给孔夫子方圆七百里的封地作报酬，让他为楚国效力。楚地称数千里，若按五千里计算，则表明楚昭王拿出14％的土地来与孔夫子作一笔政治交易。这对于孔夫子及其门生，当然是天大的好事！然而，楚国高级贵族、令尹子西提出了一套反对意见，使楚昭王放弃了启用孔夫子的计划。子西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孔夫子有周文王、周武王之志，必然对楚不利，他说（今译）：“当年周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由百里之君的微势竟然得到了天下。今天孔丘若得七百里土地，更加上个个贤才的弟子来辅佐他，恐怕楚国灭亡的时候就要到了！”
令尹子西对孔夫子“效文武而有天下”的政治抱负的准确判断依靠什么样的资料，后世已不可考。除了两次自称天命在身之外，可以估计的重要原因是孔夫子依照尧舜禹三位上古圣贤的模式编造了“泰伯神话”，使令尹子西看透了孔夫子要做“新文王”的政治野心。
<泰伯>篇有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今译为：孔子说：“泰伯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尚了，三次将天下之位让给季历，人民不知道该怎么来赞美他才好！”这句话是说给在位者和准备接位者听的，与“人民”没多大关系，因为也就是在<泰伯>篇，孔夫子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名论。国事变迁又与底层有什么关系呢？
且不论这一个矛盾本身，只看泰伯让位的事实与他近乎编造的“现代版”之差别，就可以想见：孔夫子的素王理想，无非是登上俗世的王位。
泰伯是周王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按部族的传位之法，他是要作周的最高领导人的。不幸的是，他与父亲取殷商天下的打算不合，《左传》记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也就是由于与老父政见不合，遭到废黜。不过古公亶父很高明，并没在儿子中再选接班人，而是到孙辈中去找。他看好了老二季历的儿子姬昌（即以后的周文王），对外散布舆论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连姬昌的父亲季历也成了明显的“过渡领袖”，他季历接父亲的班，只是在尽给儿子看家的义务。为了使二弟心里踏实，泰伯决定流亡，流亡时还带上了三弟虞仲（又叫仲雍）。大体上是从今天陕西的西安跑到了江苏的无锡。由此，泰伯成了吴国的创始人。为了和周文化断绝关系，泰伯还按吴地习俗“断发文身”——剪了发，纹了身。
泰伯给后人特别是孔夫子时代的人留下了巨大的道德思考空间。不过，用今人的眼光看，这个事件并不神秘，想一想朱元璋把位子直传其孙的故事，也就明白古公亶父的用意。当然，有人或许说后者是个反证，因为朱元璋传位是给嫡孙的，并且他的长子也死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有权威的在位领导人想立谁的问题。古公亶父与朱元璋都拥有不可逆的决策权，儿孙都得服从，至于朱明王朝的朱棣造侄子建文帝的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倘使造不成，历史必将他列为大大的反贼。
按着东汉大哲学者王充也有了新的说法（或考证？）：古王亶父死时，泰伯回到故国赴丧；季历不踏实，要归还王位，泰伯坚决不受。更让后世感动的是，这泰伯虽为吴国始祖，但不掠人之美——他没儿子，却不从弟弟虞仲那里过继个儿子，而是把王位传给了弟弟。兄终弟及之后，就永远由弟弟那一支传下去，远没赵宋家后来拙劣的兄终弟及模式那么多麻烦。
当然，孔夫子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1400年赵宋也搞兄终弟及，但是孔夫子所企盼的承认他是“现世文王”的“现世泰伯”却一直没出现。他的“天生德于予”与子贡的“无将纵之圣”，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证明了是政治幻觉。所以，孔夫子这位中国的老先知也把自己降等了，从“圣人”降到“哲人”层次上，临死时他唱了三句悲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夫子的人生之悲也深予同情，记道：“（孔子）因以涕下。”
一腔成圣的热情，换来了一把混浊的眼泪。公元前479年，孔老夫子的大脑停止了思维。
他写《春秋》劝诫乱臣贼子，而他（所说）的论语恰恰成了乱臣贼子的篡弑秘诀！
2.3后世篡弑 效仿有加
在孔夫子辞世的424年后，西汉后期的公元前45年，在王氏外戚家族出生了一位注定日后必将改写历史的婴儿。他叫王莽。
王莽的少年时代受着严格的儒家教育，在时代名儒陈参门下学习，以进修《礼经》为主。当时，王氏外戚已经权势熏天，大有“刘家名皇帝，王氏实天下”的趋势。但是，在王氏强大的外戚体系中，王莽这一个小分支即门户不那么光鲜，因为他父亲死得早，也就没得到叔父们的那些荣耀。也多亏姑妈、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可怜他，才使他不致彻底在王氏外戚中彻底边缘化。
他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时称“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与那些“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的叔伯兄弟们全然不是一个做派。说“贫”，并不是如一般平民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庭还算小康，只不过玩不起舆马、声色和佚游而已。也正是这个反差使他有了成为孔夫子与周文王复合体的原动力即自我心理暗示：孔夫子“少也残”，周文王更是谦恭待人，我王莽兼有之。
作为一个学有所成的贵族学者，他按贵族秩序参与国务活动，到30岁那年，有了比较可靠的地位，封为新都侯，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之职。在他取得显要的地位之后，他就越加谦虚，把得到的皇家赏赐全分给自己所管的部门与门客，同时，也特别注意对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学者给予资助。此后，他借助对三朝元老、著名儒学者孔光的推崇，构建起了自己的夺权班子。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孔光的女婿甄邯任命为侍中（皇帝的顾问），实际上监视少年皇帝；其他人如王舜、王邑在权力中枢为王莽“当托儿”，甄丰（在哥哥甄邯的支持下）主管司法，平晏负责朝廷机要事务处理，刘歆负责发布文告诏书，孙建掌握军队。
简言之，以王莽为首组成了“八人帮”。
在“八人帮”政治平稳运行到第4个年头上，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塞给了孝平帝，他成了皇帝的老丈人。这样的资格更有利于他对汉刘政治的控制了。在“八人帮”政治运行到第5个年头，有一位叫陈崇的高官上书，要求给王莽以周公一样的地位。
陈崇当时任“司徒司直”之职。司徒，就是丞相；司直，是丞相手下的最有权力的官员，主管监察工作。在科举制度形成以前，监察工作还负有官员选拔的人事职能。这样的官员建议，份量是很重的。时任太保的王舜也继续推动这场新的“借费→绌周→王鲁”运动，不过，“费”之为物是他们“八人帮”而已。王舜在陈崇之后，给皇帝写信说：“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威咸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请采伊尹、周公称号，加上宰衡，位在上公。”于是，王莽的地位就仅次于皇帝而在丞相、太保等人以上了。
那么，陈崇在给皇帝的奏书中究竟说了什么呢，以致在民间有八千人呼应，更给“八人帮”的王舜提供了诠释机会呢？显然，是论语的条文引用起了大作用。当然，其他也有《诗经》及《尚书》、《春秋》的引用，但总不是论语来得厉害，或干脆说《诗经》等书的引用就是为论语引用作铺垫的。在陈崇长长的奏章中，引论语4处，其中有两处是用《诗经》作陪衬的。举凡如下：
（一）“安汉公（即王莽）……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
此处（开篇时）所引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句，出自<学而>篇，意在表扬王莽富贵以后处理人际关系的恭谦态度。
（二）“赖公立入……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主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
此处是表扬王莽除去权贵董贤的作为，所引论语“敏则有功”句出自<阳货>篇。
（三）“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极，晏仲平不受辅齐之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
此处引论语“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句，盛赞王莽不受增加二县封地的国家奖励，出自论语<里仁>篇。
（四）“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欲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此处引论语“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句，盛赞王莽的节俭生活，论语所引出自<述而>篇。
只是等到王莽彻底失败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才恍然大悟，认为王莽是在利用儒家理论，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黄虞复出”。用现代语来说，王莽认为自己就是黄帝与虞舜的再现。这和孔夫子自比为周文王，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为了维护儒家的形像，班固在《汉书》中只好痛骂王莽，指斥他是乱臣贼子中的顶峰人物，称曰：“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然而，没有儒家理论为王莽提供文化合法性，他断然做不成“篡弑事业！”
王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就是黄帝与虞舜的化身，史已有证，更贴近儒家理想的是“八人帮”的核心分子王舜即那个综合民意的汉刘重臣，是一定要把王莽打造成“现代周文王”的。更准确地说，把孔夫子自称的周文王的文化化身转成实在的政治化身。
从此以后，儒家体系中的“道德上的正确”就彻底地转化为 “政治上的正确” 了。
王莽为了自己代汉的政治目的，即“绌周→王鲁”改版为“绌汉→王新”，他也不再谦虚。最细节的变化是：他认为“宰衡”之称虽尊但无大印，言曰“无印信，名不符实”，就退回太傅与大司马两印，改要新印即要求“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
哪里还有什么“温温恭人”可称？更何谈“食无求饱”？他的政治胃口已经没法满足！
王舜以蜀郡男子路建受到王莽德化的感动而良心发现、放弃诉讼为例，说明王莽已经达到了周文王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后者，有奏说：“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文王却虞芮的故事说的是：大约在今天黄河东岸、山西境内有两个小国，一叫虞国，一叫芮国；两国国君为争田地，关系僵持了好长时间；二人听说周文王道德高尚，就西行到周国，请文王裁判；二人进入周国境内见到耕田者互让地垄，行者互相让路，大为感动。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个小人呀，有什么资格走上君子之庭呢？”于是和解。
制造王莽神话的不只是王舜或者“八人帮”，也不只是王舜收集到的八千人上书，整个国家的儒学学者几乎全参与了。据后世史学家如司马光统计，上书歌颂王莽的人超过了40万人。
在王莽失败之后，隔了196年后，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学者曹操，几乎在细节上重复了王莽政治的一切：他也把女儿硬塞给了皇帝，但比王莽多了两个，是三个；他也退回了国家奖给的封地，不过不是王莽那样两个县而是三个县；他也自称是周文王的政治化身。
不同的是，他比王莽计高一筹，自己牢牢地掌控了兵权。也就是说，王莽对既存体制的颠覆手段是“贵族文化民主”——有文人为他夺权制造声势，曹操对既存秩序的颠覆手段是“贵族军事民主”——有军人为他夺权提供实力保障。
曹操比王莽更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想当“现世文王”而是为曹家的“武王”开启夺权之路。后来，他被追谥为“武帝”而儿子曹丕成了“文帝”。（图15）
在他头死的一年，对于别人建议他代汉的言论，他回应说：“如果天命在我身，我就当周文王吧！”
曹操是中国儒学最鼎盛时期培养出来的学者，在他政治上最不得势的期间，他都没放弃对儒学经典的钻研，声称在乡下过休息生活时，“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此中的“书传”，一为《尚书》，一为《春秋》之传。
曹操也是一位论语研习专家，在他的公文中对论语也多有引述。比如那篇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引用了论语<泰伯>篇的章节，说道：“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也就在引用论语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从“现世周公”到“现世文王”的身份转换。从他以诗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自我定位到“就当文王”，这样一心理转变，走完了完整的篡弑之路。只不过，在具体细节上由他的继承人（魏王兼丞相）曹丕来完成罢了。然而，曹操对待篡权秘诀——论语的态度远没王莽那么虔敬了，他有了批判精神。因为之于他的政治运行，再按论语上盛赞的伯夷、叔齐与当权者不合作者的方法来鼓励世人，显然是一种“反动”。所以在一份叫《决议田畴让官教》的文件中，他说：“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闇，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
伯夷与叔齐是论语树立起来的政治道德形象：在<公治长>篇中孔夫子称二人“不念旧恶，怨是希用”；在<述而>篇中称二人“古之贤人”且“求仁而得仁”；在<季氏>称二人“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在<微子>篇中称二人“不降其身，不辱其志”。
此二人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叔齐被父亲立为继承人，父死，他坚决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也不接受，二人就一起投奔了周国。但是，二人过于坚持道德上正确的原则，拒不选择“政治上正确”，反对武王伐商纣。武王灭商后，二人仍不认可武王政治，逃到首阳山中，饿死了。
孔夫子赞扬二人，是希望有人能效法此二人，把王位让出来。干脆说来，此二人就是泰伯与虞仲的化身。
曹操一反孔夫子对二人的评价，认为隐居不合适，让位更不合适。何以如此而论？原因就在于曹操一方面没有孔夫子的文化资本，即以博学多才而成为周文王的“文化化身”；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王莽那样的累世外戚的政治资本，即他需要各类才而不只是文人来投靠他。在他退回三个县的封地的那年，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的春天，他发布了一道命令，说道（今译）：
“自古以来，身担天命的人物及中兴国家的君主，没有一个不希望得到贤人、君子与自己共治天下的。等到他们真地得贤才之士，竟发现这些人身在穷巷。这种处境的人怎么与身在高位的人轻易相遇呢？在上的人也就不从此类人士中求贤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急需贤才之时。如果必然是清廉之士才得进用，还怎么成就齐桓公那样的霸业呢！难道今天真的没才如姜子牙而还在渭水边垂钓的人吗？难道真的就没有虽有与嫂子通奸行为以及贪求贿赂而又怀才不遇的人吗？我的主要部属们，你们应当明白我的意思，我用人的唯一标准就是才干。你举荐了有才干的人，我就一定任用。”
这个被后世称道的“唯才是举令”彻底地表明了曹操的决心：用政治上的正确取代道德上的正确。
在这个来自于论语的文化合法支持下，从曹操以后，体制内的篡弑人物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贵族军事民主”的方式。看一下如下的清单就知道了：
（一）司马氏之“如汉魏故事”取代曹魏，靠军事力量为后盾；
（二）刘裕废东晋以自立，靠的是军事力量，而后身为中国文化明南移的南朝政治大系齐、梁、陈三朝，又无不以“贵族军事民主”而立；
（三）杨坚以北周重臣兼外戚身份，统兵行威，得以篡立。
（四）唐之反隋，无太原为军事基础，则无异于以石击卵，而后，终以家族武力消灭了隋朝；
（五）唐末军阀割据，名为“小天子”，藩镇割据成了五代十国从唐末继承来的最大遗产；
（六）赵宋之建立，没有陈桥兵变，亦不可能，而之所以能兵变，完全系乎赵氏兄弟二人各掌重兵；
（七）至于元之灭宋、清之灭明，系外族入侵之故，而朱明之建无非也是一个“反贼”依靠体制外的军事力量而行；至于李自成，不过是朱明始祖重八和尚的“现代版本”而已；
（八）中华民国以武力驱满清，由袁世凯掌兵柄居间操作而成，结果导致的“洪宪帝政”。袁世凯若不如王莽一样会表演、若不如曹操一样霸道，他能迫使孙中山甘让大总统吗？
孔夫子的素王理想，终于流变成乱臣贼子们畅酣权欲的心灵鸡汤。悲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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