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大地震，牵动了全世界的心。地震造成的惨状透过电视画面、图片和互联网传向全球。凡是看到汶川人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是看到几百具、几千具幼小的身体，无声无息的躺在白色塑料布下，人们心中无不痛楚万分。与此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大的地震，地震部门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难道这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都归咎于大自然吗？
这样的疑问，在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也被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反反复复地问过。如果有人读过张庆洲写的历史文献《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就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临晨3时42分，震级达7.8级。这场地震在天摇地动的一霎那，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十六万人受伤，和无数的孤儿和残废人。32年后，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震级也是7.8级。截止到今天，这场地震已经夺去两万余人的生命，造成十五万余人的伤残，而死亡总数有可能超过五万人。
对这样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难道地震部门事先没有发现一点征兆吗？唐山大地震过后，有人为此诘问国家地震局时，地震局的负责人梅世蓉说，唐山地震发生以前，没有任何宏观微观征兆，因此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而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梅世蓉说的不是事实！
事实是，从1967年10月地质学家李四光第一次提出要警惕大地震在唐山地区发生起，一直到1976年7月28日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一些地震工作者和地震专家，曾经十多次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大地震将会在唐山地区发生。而地震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动物大逃亡，水温异常，地光地声，更是自然界在微观也在宏观方面，给了唐山最后的警告。
32年后，当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国家地震局也面临着社会同样的疑问，而他们的回答几乎与梅世蓉一样。他们说，预测汶川大地震是不可能的，预报地震是世界难题，自然界的预兆是没有根据的，等等。
预报地震的确是世界难题。但是中国曾应用李四光的地应力理论、耿庆国的旱震关系和地震监测网，成功地预报了几次大的地震，像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1976年8月的松潘地震，1989年10月的大同地震。至于这次汶川地震，曾成功预测到唐山大地震的耿庆国，于今年四月召开的地球物理会上，明确指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中国的地震预报，曾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是在唐山和汶川地震中，中国官僚对预报的反应，却是超乎寻常的冷淡。冷淡的原因，既有官僚自己看不准的技术上的问题，更有政治上的考虑。唐山大地震前夕，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当时的国家地震局核心小组组长胡克实，科学院院长胡耀邦正在被批斗，而关注京津塘震区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于1976年4月被迫害致死。在那样的环境下，官员唯恐发布临震预报，会被扣上干扰批邓大方向的帽子。今天汶川大地震爆发时，正处在北京奥运倒数第88天。有关方面的官员何尝不担心，如果发出地震预告，而地震没发生，会被扣上干扰北京奥运的罪名。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来看，地震预报在全世界都没有过关。但是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并非完全不可预测、不可预报。已经被中国的地震专家预测预报出来的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却被官僚漏报，被政治干扰，致使人民付出极为惨重的生命代价。
张庆洲在书中反反复复地问，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会重演吗？非常不幸，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在汶川重演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中国政府非常有必要对造成这场大悲剧的技术、体制和政治上的原因，作全面的检讨和反思。 （RF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