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作为新时代自由主义统领，也许可以说，是得道多助。很多人齐集他的麾下，支持他的看法，应合他的号召——这个最大的支持，就是帮助他推出《风雨苍黄五十年》，呼号中共政治改革，影响颇剧，所道为深。然而，我们认为，李公出发点高启，落脚点低落，确是指向那个寡头邓，于是，成为一种策略式空想。于是，坊间在他去后百多篇纪念他的文章里，几乎不便于提出这一点；且有人认为，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改变了李公改革思维的主旨，使之汇入"救党"论的漩涡，不能自己。这个争论，也许可以善意地继续下去。
我们只是在适逢李师驾鹤五年之际，问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实在太简单，太明了，太实际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改革，为什么不直接施行民主，宣布普选，立宪定法，而要偏偏来一个什么"改革"，且阵痛不结？且不说这个改革是如何地旷日持久，只说这个改革的实际内涵，就可以看出，党领导的改革，不过是延续其49年"解放"和"革命"欺誷的另一种战术。天下国家甚多，很多国家在变革时期甚至政变以后，都是直接宣布民主。我们看到，就连穆沙拉夫和缅甸军人也都懂得，不是要在他们国家施行若干改革，且一改几十年，而是直接宣布施行选举，施行民主（虽然，他的政变合法性，并未因为普选而被否定）。
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像巴基斯坦和缅甸人 士那样，直接宣布普选日期，并且号称遵守这样的诺言呢？
中国人一百年来，实行过很多间接手段，以期实行民主，实际上 ，却是以此为借口，不断延宕这个改革，以至于使之有名无实，似是而非，最后，几几胎死腹中——只是由于美国的弃台投共政策，才使得国民党人毅然改变了改革只说不做的思想，毅然迈出蓝天绿地的一步。但是，这个时间上的延宕，已经拖了百年——相比日本明智维新的政治西化和幕府王化，已经落后百年。
问题的提法一直不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民主是要设置条件的 。中共说法虽然和他们再早的说法相背，但是，谎言的无限重复，已经网络了大批国人；加上他们放出民主等于动乱之谬论，遂使国人谈民主，遂色变，以为民主等于毁灭。于是，人们开始讨论民主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其实，这个讨论的前提极为虚假。民主，不是什么近现代的政治遗产或者统治方略，而是缘起于希腊继之罗马的、一种几乎与古代文化并而生成的人类文化和政治机制。古代希腊的民主前提，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而是和其专制独裁，僭主寡头之政治，轮换代替的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萌芽，甚至比耶稣的平等和自由价值说，还要早。于是，除去区分民主自由之古代和现代概念以外，并无民主只是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属的真理存在。于是，除去借鉴民主之西化政治学之外，民主并未完全限制于西方，其楷模和成功，即为日本，即为印度，即为土耳其等所示。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希腊民主，几几乎是和人类之文明与生俱来，一方面说，起码近代以来，民主是可以超越东西方的政治文明——且民主可以容纳东方之宗教于其身。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要民主，要改革，时间拖延了一百年。那么 ，你要怎样改革呢？改革，难道不能在宣布民主以后亦可以展开乎？难道民主本身，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乎？不民主的改革，果然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以至于要讨论又一个百年乎？这在法理上、原理上都是荒诞说的各种翻版。我们说，民主就是民主。民主之实行可以一通百通，且解决不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和弊端。
我们说过，民智不开，民主开之——日本，就是民主、宪政 、法治开之，教育、文化和宗教开之（没有民主，教育，就是愚育）。日本人的民主，就是容纳传统，容纳王化于"投降"的幕府；就是结合儒学的开明和精髓（他们尚学于朱熹，二程及阳明）；宽容于佛教和基督教；并且在政党历史和宪政历史之开创时期，做到彻底的西化和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不是包容最后否弃兼容和宽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包容了他们的神道和现代化，含王政一统，传统西化。而中国的人们，非要革命开之，毛开之不可，结果就是，民智大不开，民智大愚昧，民智大完蛋。随着这个反对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化，文化覆灭，人伦尽丧，数典忘祖。现在的全民腐败逢官必贪，只是说明国人在文化继承和开拓议题上，百年迷茫，不得要领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种子，就是国人走了一条完全和明智维新不同的胡乱之路。
我们看到，远说法国和英国，他们的民主之路，虽然也是筚路蓝缕 ，困顿坎坷，但是，他们的官方和知识分子，在其国主流文化上，依据了主导性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向。很多知识分子加入了治国行列，且成为可以和拿破仑比肩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克列孟梭，夏多布里昂等人，既可以加入和参与政治，也可以著书立说，影响人众，开辟学业；日本人中的大政治家，也是学者型的人物，如，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就不要说福泽谕吉了。这样，西、日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之路径，成为他们国家的主流思想，而非流民和民疯的所在。中国人一百年来，却是大向廷径，本末倒置——我们前此梳理这些流派，国人知识分子恰恰是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之滥误和糟粕，却一直不归正道。比如，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协会里的人物，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轨迹：他们是不见树木，只见枯桠；他们先是继承安纳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继之是社会主义，继之是新村主义（即乌托邦），再继之则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中几乎无人践之希腊民主，研讨三权分立和欧美法制及宪政——他们对于卢梭的民主和民疯即总意志之独裁说，也不甚了了——他们在五十年代，更是抛弃了张君劢和国民党的大陆法系，让毛泽东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立法——殊不知，日本人是让德国人直接草拟其法，让英国人草拟商法，让法国人草拟庶民法，等等。
即便是在四十年代，胡适之提出比较明确的自由主义 ，却因为他没有就土地问题和民生问题结合于民主，遂成孤高和寡，无人响应，人们都去"打土豪分田地"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纪念李公慎之的出发点。
李慎之在他的文章里，对于上述问题，多有议及——我们在上次阅读 李慎之和许良英二先生之信通中，每每论及。其中，关于民主和希腊的讨论，即为一个例子。尤其是许先生对于顾准的置评，说得完全，说得准确。
我们认为，李先生文章贡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议题 ，就是他在1992年提出的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李先生当时是以纪念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为籍，而提出这个议题；这也是他沉默良久，出手即深邃、即宏大的一篇宏文——这说明，李先生做为周恩来的手笔，且有跳脱党化思维的能力和才气——很多御用文人，不可以说没有才气，如，胡乔木，但是，他们跳不出那个党文化的事实，却是不可改变——李慎之的文笔，从那篇文章开始，就风格自建，势如破竹。
此文说，在世界上，有人提出两个说法。一个，就是全球化；一个 ，就是亚洲价值论。什么是亚洲价值？就是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模式。什么是新加坡模式？据说，就是不施行民主，而施行法治的一种模式？什么法治？就是反对和限制反对派的法则？限制之，就是法治？是也。这是"亚洲论"的核心。于是，有人考察后，就得出结论。说是，新加坡制度好，就是好,和社会主义制度好，就是好，一样！于是，大家一哄而上，为老邓的改革说谋出此模式，也要建设一个"中国－新加坡"——唯独不提民主和自由——他们说，要相信未来，民主是几代人以后，十几代人以后，几十代人以后之事也；现在是要建设第二个新加坡——这个提法，在2008年，又有露头！于是，横在民主和中共毛邓体制中间，遂发生了所谓新加坡"事件"，新加坡理想，新加坡制度。我记得，八十年代，当时的太子党或者准太子党们，都是这样吆喝的！他们终于发现，可以在去掉毛的贫穷社会主义以后，由他们继续掌权，变身为一种红色资本家——而这样做的理据，就是在不废黜共党统
治的前提下，来一个"新加坡"模式；而这些世袭和宠信们，也就各得其所，各得其款也！于是，一切，如此这般地开始操作。这些王八蛋，开始变官为贾，邀官行贷，官商勾结，攫取了第一桶金！这个过程，几乎经过整整十年；直到民怨沸腾，六四流血，人们还是不清楚，何以改革，改来改去，改到人头落地！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所谓新加坡模式，潜在起作用。
为什么说，包含威权主义，不施行开宗明义的民主法治的主张 ，见容于新加坡模式呢？这其实就是亚洲价值论的要害。因为，直到现在，李光耀，还在为中共某某年超过美国，胡言乱语，从而和现在的党阀改革遥相呼应——而他们摒弃的，恰好是民主改革的唯一之路。我们看到，李慎之锐眼过人，他在十多年前就直接抨击了李光耀和亚洲价值论。于是，一种崭新的、反对威权主义模式，开始引领中国学人之思维。虽然，我们在李，许二先生的信通中，看到这个实践的重大危害，看到在八十年代初，一些现在主张普世价值者，当时都是赞赏新加坡模式者，乃至遭到许师对其的批判。我们说，这个误区已经澄清，但是，并未彻底去除。很多新加坡模式或者附会之的说法，还是不断出现，也许已稍稍改头换面。
在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论，在实际上，已经全部破产。从印度到韩国 ，从东帝汶到巴基斯坦，从菲律宾到阿富汗，从泰国到蒙古。试问，这些国家是采纳了亚洲价值论，还是民主价值论呢？
我们认为，李先生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思考 。在他的引荐和推导中，威权主义占据统领地位的理论破产了。代之以普世价值论和全球化政治模式的说法已经提上日程。当然，全球化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政治全球化的一个先行者，还是各自分开，甚至，政治全球化和普世价值说的悖论，是不是得到澄清，还有很多文章可作——然而，毕竟，坚冰已经打破，曙光暂露头角；而这个揭橥于斯的第一人，是李公。至少他的说法，基本上摧毁了威权主义说的虚假本性。这也许是李公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继续以此做为利器，和现在的新威权主义人士，做一个格斗——这些人士，就是我们屡屡说到的，那些只看残席（马克思），不看主筵（民主自由政治学）的那些"正统"改革派。
退一步说，实行专制主义之历史、之国家、之文化，并非完全不可圈 点——问题是，极权主义和某种开明专制是不是有得相容——这个问题不可以含糊其词。我们的说法是，日本和英法德等国家，含中国，其实很长时间，并未实行民主，而是实行专制。但是，这个专制的本质有几点：1，他允许宗教自由。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治下，是有宗教自由的——他们要复兴天主教。2，俾斯麦并未不施行普选（当然有财产资格说）。3，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未遭至毁弃和阉割；不像富歇，要颠覆圣经。4，他们并未剥夺私有财产。5，他们对于杀死教士和知识分子的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进行了否定——法国人很早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见夏多布里昂对之的批判：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个人自由。（《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而日本人，也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后，很快否定之。6，他们的社会主义，早就改变成为我们所云之修正主义和社民主义——也就是走向与民主自由的主流。7他们的边缘文化，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等，已经业成弃势，不可与其主流相博。这些，都是他们走出迷津的要诀。而中国人，迄今，还在这里徘徊不定，犹豫不决。之所以说到这些思想和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关于民主价值观的朦胧不清之处，赫然犹存。这个不清楚，在李先生的思维中已经屡屡相及。他关于儒家文化和普世价值的思考，关于革命和改革的思考等等，也都关乎于此，很多文章展现了这样的思考；如，关于民主价值观的了解，他虽然失望于国人和知识分子，却明言指出，现在的人们关乎于此的思考，不如民国甚至晚清。这个说法，难道不是一针见血，痛定思痛吗？所有关于在党领导下实行民社主义，甚至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说，和李公思维相比，实在浅薄难当，谬论百出。虽然
，不能说李公的思维全数正确——不能不说，他在和许良英先生的争执中，我们更原意站在许先生的看法上——但是，他们毕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比如，许先生就认为李先生过高评价了邓。这也正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想，李慎之一辈人中，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是和党文化分道扬 镳，另起炉灶。就是李，许这样的前辈；另一种，就是要和共党承前启后，做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派，言必称胡温新政——这些人要"完善"党的领导（见李锐语）。我们说，谢韬主义之所以和许，李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基本价值背景和文化取向不同。李公的知识结构很大，他是国际问题专家，既了解赫鲁晓夫和歌穆尔卡，也了解纳赛尔和苏加诺；从他的历史学知识结构看，他既思考过儒学和佛教，基督教，也深入哈维尔的后现代主义；从他的人际过从而言，他既了解胡乔木，也结识许良英等；从他的文章家角度讲，他出身燕京大学经济系，又熟谙古典诗词歌赋——我七十年代和一位比李公更加前辈之人谈话，他说，李慎之可以背诵古典诗歌四、五百首……还有就是，李公是党内知识分子，他这样的人，打个回马枪，又无人可比。这样"横站"的、牵连两头的人物，又比一般之局外者，更加厉害，更加知局。这也是李慎之的某种财富。总之，现在我们怀念他，乃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过来人"。这样的人，于历史，于现实，都是无可替代和极其独特的。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