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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3日星期日

刘自立:纪念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作为新时代自由主义统领,也许可以说,是得道多助。很多人齐集他的麾下,支持他的看法,应合他的号召——这个最大的支持,就是帮助他推出《风雨苍黄五十年》,呼号中共政治改革,影响颇剧,所道为深。然而,我们认为,李公出发点高启,落脚点低落,确是指向那个寡头邓,于是,成为一种策略式空想。于是,坊间在他去后百多篇纪念他的文章里,几乎不便于提出这一点;且有人认为,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改变了李公改革思维的主旨,使之汇入"救党"论的漩涡,不能自己。这个争论,也许可以善意地继续下去。

我们只是在适逢李师驾鹤五年之际,问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实在太简单,太明了,太实际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改革,为什么不直接施行民主,宣布普选,立宪定法,而要偏偏来一个什么"改革",且阵痛不结?且不说这个改革是如何地旷日持久,只说这个改革的实际内涵,就可以看出,党领导的改革,不过是延续其49年"解放"和"革命"欺誷的另一种战术。天下国家甚多,很多国家在变革时期甚至政变以后,都是直接宣布民主。我们看到,就连穆沙拉夫和缅甸军人也都懂得,不是要在他们国家施行若干改革,且一改几十年,而是直接宣布施行选举,施行民主(虽然,他的政变合法性,并未因为普选而被否定)。

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像巴基斯坦和缅甸人
士那样,直接宣布普选日期,并且号称遵守这样的诺言呢?

中国人一百年来,实行过很多间接手段,以期实行民主,实际上
,却是以此为借口,不断延宕这个改革,以至于使之有名无实,似是而非,最后,几几胎死腹中——只是由于美国的弃台投共政策,才使得国民党人毅然改变了改革只说不做的思想,毅然迈出蓝天绿地的一步。但是,这个时间上的延宕,已经拖了百年——相比日本明智维新的政治西化和幕府王化,已经落后百年。

问题的提法一直不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民主是要设置条件的
。中共说法虽然和他们再早的说法相背,但是,谎言的无限重复,已经网络了大批国人;加上他们放出民主等于动乱之谬论,遂使国人谈民主,遂色变,以为民主等于毁灭。于是,人们开始讨论民主于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其实,这个讨论的前提极为虚假。民主,不是什么近现代的政治遗产或者统治方略,而是缘起于希腊继之罗马的、一种几乎与古代文化并而生成的人类文化和政治机制。古代希腊的民主前提,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而是和其专制独裁,僭主寡头之政治,轮换代替的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萌芽,甚至比耶稣的平等和自由价值说,还要早。于是,除去区分民主自由之古代和现代概念以外,并无民主只是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属的真理存在。于是,除去借鉴民主之西化政治学之外,民主并未完全限制于西方,其楷模和成功,即为日本,即为印度,即为土耳其等所示。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希腊民主,几几乎是和人类之文明与生俱来,一方面说,起码近代以来,民主是可以超越东西方的政治文明——且民主可以容纳东方之宗教于其身。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要民主,要改革,时间拖延了一百年。那么
,你要怎样改革呢?改革,难道不能在宣布民主以后亦可以展开乎?难道民主本身,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乎?不民主的改革,果然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以至于要讨论又一个百年乎?这在法理上、原理上都是荒诞说的各种翻版。我们说,民主就是民主。民主之实行可以一通百通,且解决不民主带来的所有问题和弊端。

我们说过,民智不开,民主开之——日本,就是民主、宪政
、法治开之,教育、文化和宗教开之(没有民主,教育,就是愚育)。日本人的民主,就是容纳传统,容纳王化于"投降"的幕府;就是结合儒学的开明和精髓(他们尚学于朱熹,二程及阳明);宽容于佛教和基督教;并且在政党历史和宪政历史之开创时期,做到彻底的西化和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不是包容最后否弃兼容和宽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包容了他们的神道和现代化,含王政一统,传统西化。而中国的人们,非要革命开之,毛开之不可,结果就是,民智大不开,民智大愚昧,民智大完蛋。随着这个反对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化,文化覆灭,人伦尽丧,数典忘祖。现在的全民腐败逢官必贪,只是说明国人在文化继承和开拓议题上,百年迷茫,不得要领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种子,就是国人走了一条完全和明智维新不同的胡乱之路。

我们看到,远说法国和英国,他们的民主之路,虽然也是筚路蓝缕
,困顿坎坷,但是,他们的官方和知识分子,在其国主流文化上,依据了主导性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向。很多知识分子加入了治国行列,且成为可以和拿破仑比肩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克列孟梭,夏多布里昂等人,既可以加入和参与政治,也可以著书立说,影响人众,开辟学业;日本人中的大政治家,也是学者型的人物,如,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就不要说福泽谕吉了。这样,西、日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之路径,成为他们国家的主流思想,而非流民和民疯的所在。中国人一百年来,却是大向廷径,本末倒置——我们前此梳理这些流派,国人知识分子恰恰是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之滥误和糟粕,却一直不归正道。比如,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协会里的人物,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轨迹:他们是不见树木,只见枯桠;他们先是继承安纳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继之是社会主义,继之是新村主义(即乌托邦),再继之则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中几乎无人践之希腊民主,研讨三权分立和欧美法制及宪政——他们对于卢梭的民主和民疯即总意志之独裁说,也不甚了了——他们在五十年代,更是抛弃了张君劢和国民党的大陆法系,让毛泽东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立法——殊不知,日本人是让德国人直接草拟其法,让英国人草拟商法,让法国人草拟庶民法,等等。

即便是在四十年代,胡适之提出比较明确的自由主义
,却因为他没有就土地问题和民生问题结合于民主,遂成孤高和寡,无人响应,人们都去"打土豪分田地"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纪念李公慎之的出发点。

李慎之在他的文章里,对于上述问题,多有议及——我们在上次阅读
李慎之和许良英二先生之信通中,每每论及。其中,关于民主和希腊的讨论,即为一个例子。尤其是许先生对于顾准的置评,说得完全,说得准确。

我们认为,李先生文章贡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议题
,就是他在1992年提出的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李先生当时是以纪念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为籍,而提出这个议题;这也是他沉默良久,出手即深邃、即宏大的一篇宏文——这说明,李先生做为周恩来的手笔,且有跳脱党化思维的能力和才气——很多御用文人,不可以说没有才气,如,胡乔木,但是,他们跳不出那个党文化的事实,却是不可改变——李慎之的文笔,从那篇文章开始,就风格自建,势如破竹。

此文说,在世界上,有人提出两个说法。一个,就是全球化;一个
,就是亚洲价值论。什么是亚洲价值?就是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模式。什么是新加坡模式?据说,就是不施行民主,而施行法治的一种模式?什么法治?就是反对和限制反对派的法则?限制之,就是法治?是也。这是"亚洲论"的核心。于是,有人考察后,就得出结论。说是,新加坡制度好,就是好,和社会主义制度好,就是好,一样!于是,大家一哄而上,为老邓的改革说谋出此模式,也要建设一个"中国-新加坡"——唯独不提民主和自由——他们说,要相信未来,民主是几代人以后,十几代人以后,几十代人以后之事也;现在是要建设第二个新加坡——这个提法,在2008年,又有露头!于是,横在民主和中共毛邓体制中间,遂发生了所谓新加坡"事件",新加坡理想,新加坡制度。我记得,八十年代,当时的太子党或者准太子党们,都是这样吆喝的!他们终于发现,可以在去掉毛的贫穷社会主义以后,由他们继续掌权,变身为一种红色资本家——而这样做的理据,就是在不废黜共党统
治的前提下,来一个"新加坡"模式;而这些世袭和宠信们
,也就各得其所,各得其款也!于是,一切,如此这般地开始操作。这些王八蛋,开始变官为贾,邀官行贷,官商勾结,攫取了第一桶金!这个过程,几乎经过整整十年;直到民怨沸腾,六四流血,人们还是不清楚,何以改革,改来改去,改到人头落地!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所谓新加坡模式,潜在起作用。

为什么说,包含威权主义,不施行开宗明义的民主法治的主张
,见容于新加坡模式呢?这其实就是亚洲价值论的要害。因为,直到现在,李光耀,还在为中共某某年超过美国,胡言乱语,从而和现在的党阀改革遥相呼应——而他们摒弃的,恰好是民主改革的唯一之路。我们看到,李慎之锐眼过人,他在十多年前就直接抨击了李光耀和亚洲价值论。于是,一种崭新的、反对威权主义模式,开始引领中国学人之思维。虽然,我们在李,许二先生的信通中,看到这个实践的重大危害,看到在八十年代初,一些现在主张普世价值者,当时都是赞赏新加坡模式者,乃至遭到许师对其的批判。我们说,这个误区已经澄清,但是,并未彻底去除。很多新加坡模式或者附会之的说法,还是不断出现,也许已稍稍改头换面。

在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论,在实际上,已经全部破产。从印度到韩国
,从东帝汶到巴基斯坦,从菲律宾到阿富汗,从泰国到蒙古。试问,这些国家是采纳了亚洲价值论,还是民主价值论呢?

我们认为,李先生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思考
。在他的引荐和推导中,威权主义占据统领地位的理论破产了。代之以普世价值论和全球化政治模式的说法已经提上日程。当然,全球化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政治全球化的一个先行者,还是各自分开,甚至,政治全球化和普世价值说的悖论,是不是得到澄清,还有很多文章可作——然而,毕竟,坚冰已经打破,曙光暂露头角;而这个揭橥于斯的第一人,是李公。至少他的说法,基本上摧毁了威权主义说的虚假本性。这也许是李公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继续以此做为利器,和现在的新威权主义人士,做一个格斗——这些人士,就是我们屡屡说到的,那些只看残席(马克思),不看主筵(民主自由政治学)的那些"正统"改革派。

退一步说,实行专制主义之历史、之国家、之文化,并非完全不可圈
点——问题是,极权主义和某种开明专制是不是有得相容——这个问题不可以含糊其词。我们的说法是,日本和英法德等国家,含中国,其实很长时间,并未实行民主,而是实行专制。但是,这个专制的本质有几点:1,他允许宗教自由。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治下,是有宗教自由的——他们要复兴天主教。2,俾斯麦并未不施行普选(当然有财产资格说)。3,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未遭至毁弃和阉割;不像富歇,要颠覆圣经。4,他们并未剥夺私有财产。5,他们对于杀死教士和知识分子的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进行了否定——法国人很早就否定了社会主义(见夏多布里昂对之的批判: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个人自由。(《墓畔回忆录》夏多布里昂))而日本人,也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后,很快否定之。6,他们的社会主义,早就改变成为我们所云之修正主义和社民主义——也就是走向与民主自由的主流。7他们的边缘文化,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等,已经业成弃势,不可与其主流相博。这些,都是他们走出迷津的要诀。而中国人,迄今,还在这里徘徊不定,犹豫不决。之所以说到这些思想和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关于民主价值观的朦胧不清之处,赫然犹存。这个不清楚,在李先生的思维中已经屡屡相及。他关于儒家文化和普世价值的思考,关于革命和改革的思考等等,也都关乎于此,很多文章展现了这样的思考;如,关于民主价值观的了解,他虽然失望于国人和知识分子,却明言指出,现在的人们关乎于此的思考,不如民国甚至晚清。这个说法,难道不是一针见血,痛定思痛吗?所有关于在党领导下实行民社主义,甚至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说,和李公思维相比,实在浅薄难当,谬论百出。虽然
,不能说李公的思维全数正确——不能不说,他在和许良英先生的争
执中,我们更原意站在许先生的看法上——但是,他们毕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比如,许先生就认为李先生过高评价了邓。这也正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想,李慎之一辈人中,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是和党文化分道扬
镳,另起炉灶。就是李,许这样的前辈;另一种,就是要和共党承前启后,做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派,言必称胡温新政——这些人要"完善"党的领导(见李锐语)。我们说,谢韬主义之所以和许,李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基本价值背景和文化取向不同。李公的知识结构很大,他是国际问题专家,既了解赫鲁晓夫和歌穆尔卡,也了解纳赛尔和苏加诺;从他的历史学知识结构看,他既思考过儒学和佛教,基督教,也深入哈维尔的后现代主义;从他的人际过从而言,他既了解胡乔木,也结识许良英等;从他的文章家角度讲,他出身燕京大学经济系,又熟谙古典诗词歌赋——我七十年代和一位比李公更加前辈之人谈话,他说,李慎之可以背诵古典诗歌四、五百首……还有就是,李公是党内知识分子,他这样的人,打个回马枪,又无人可比。这样"横站"的、牵连两头的人物,又比一般之局外者,更加厉害,更加知局。这也是李慎之的某种财富。总之,现在我们怀念他,乃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过来人"。这样的人,于历史,于现实,都是无可替代和极其独特的。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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