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赵紫阳以笔者之见，若说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则只有新民主主义堪称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理 论上的薄弱之处日益显现。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依据现实而崇尚运动，体现出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漫长时期中的迷茫。考茨基在普列汉诺夫 推动下也批评了修正主义，不经意间却因为宣布“革命的新时代”，而把“不断革命”又从后门放了回来。这样，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尽管 受到考茨基等人的严厉批评，双方在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革命后的困境迫使列宁在理论上有所反思，于是提出“历史顺序的变化” 的观念，亦即先建立工农政权，再建设工商业文明，并以新经济政策而付诸实践，实际上是延续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思路。 在中国，这一思路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其经典表述就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而在发展阶段上，它相当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有很出色的论述，而一旦掌握了政权，他就放弃新民主主义，匆忙地将“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看来，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的 确有其虚伪性。笔者以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奠基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际许多左翼学者的学术探索，毛泽东运用其理论成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另一 方面，列宁的“两个策略”，倡导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刻下自己的印记，发挥领导作用。无论毛泽东当时是否已经了解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建立新民主主 义理论，已实际表明，在东方国家发动革命，很自然地会在这方面探索。中共不能不面对长时期革命的可能性，它需要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作为它的“最低纲领”的理 论基础。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政治过程中充满着变数，而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则使中共变得乐观起来。毛泽东在胜利之际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然而，最明显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再谦虚不再谨慎，要作当今“风流人物”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不过，毛泽东暴露出他对新民主主义的虚伪，并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就失去了价值。新民主主义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里，实现相当于资本主义 阶段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被“社会主义改造”所中断，它的客观性依然存在，并且不断地、顽强地显现出来。农民对土地承包以及对土地本身的长期孜孜不倦的追 求，典型地表明民主主义经济革命尚未展开，而一旦社会变化中出现契机，农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抓住机会，而他们的这种追求，则迅速成为开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的巨大动力。
“胡赵新政”是很有意义的实践。与所谓“胡温新政”相比，它有实质内容，体现着走出共产党教条的创新。
“胡赵新政”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在中共保守派的制约下，支持“胡赵新政”的邓小平摇摆不定，尤其是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实际成为改革开放的桎梏，致使 “胡赵新政”难以表现苏联改革中的那样的“公开性”，更无法象苏共那样决议放弃政治垄断地位。“胡赵新政”在思想理论上的成就，是确定目前阶段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胡赵还不可能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只能将这一概念，作为“重建”新民主主义的一种较为含蓄的理论表述。而在具体实践中，则表现为，在国 有体制支配地位的“存量”基本维持的情况下，允许私营经济作为“增量”再度复兴，同时，以“价格双轨制”逐渐突破计划控制的传统格局，而分权制则打破中央 集权的局面。不用说，在一党专制、国有体制支配，以及共产党教条的制约下，所有的改革都有现实的或潜在的负面效应，而改革中的失误、遭遇挫折或停滞，会使 它迅速扩大、表面化，甚至造成严重后果。改革毕竟不是在空地上行进，不是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恰恰相反，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矛 盾已经形成的社会环境中展开，这一矛盾在改革中依然在运动，依然在发展。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河流中浪头打来，或者会打翻了改革之船，于是它就随波逐 流。
“六四”事变致使政治改革的热情迅速冷却。改革的持续体现于，中共迫于形势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胡赵新政”的基本思路，确认了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而改革中的现实变化，则是国有体制迅速地运用“市场化”而壮大其实力。
中共政权对改革的思路中，财政考虑一直是重要因素。这时，土地在市场化中显露出其作为财富之源的潜力，土地国有就成为中共政府顽强坚持的利益重镇，而对教 育和医疗，中共政府则急切地放弃它财政支持的责任，把事情推给“市场化”，这样，当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最为恶劣的是，社会保障的诸项福利本来就只限 于城市，政府在改革中以财政困难为由，进而又背弃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对工人的医疗、退休养老等福利的承诺，把人们无情地推向市场，同时，在国有企业产权 改革中，同样是以财政考虑为主导的权力运作黑幕重重。这一切，却反过来造成社会舆论对市场化改革的严厉质疑。
这样一来，“胡赵新政”政治上的进取精神消失，市场化的崇尚自由、竞争以及反垄断的精神，则在国有体制的支配下一步步地扭曲，基于自由竞争的创新精神渐渐萎缩，假冒伪劣之风甚嚣尘上。
江泽民主政十多年，市场在政府控制、国有垄断的作用下扭曲，环境在“发展是硬道理”外衣下的GDP追逐中呻吟。政治上则摇摇摆摆，有控制也有纵容，有“稳 定压倒一切”，也有“全民党”的迹象。所谓“胡温新政”的提法，表示着社会中一种对江泽民时期的失望、不满乃至愤怒的情绪，但实际的“胡温之政”，数年来 的实践显示，它已无力创新。所谓“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前者的典型表现即所谓“政令难出中南海”，后者，则突出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杀气腾腾，且公权 力干脆不顾廉耻，与黑社会携起手来，黑腐之势迅速蔓延开来。
现在，据说是“改革已死”，改革“共识”已经断裂，然而，仔细想想，所谓改革“共识”其实极其有限。基本的共识，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这只是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表述而已，何况，对“社会主义”的分歧还远远大于所谓“共识”。经济上的自由与控制、竞争与垄断，文化上的禁忌与开放，更不用说政 治上的民主与专制，到处可见的其实是分歧，共识很少，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20年左右的社会，在改革开放的 30年里迅速瓦解或变化，矛盾的表现也迅速变化，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官民之间，对改革的“共识”本来就不多，而当官争民利之风愈演愈烈，“共识”当然 断裂。
值得注意的在于，“胡赵新政”时的“改革共识”体现为一种进取精神，社会宽容度较高，求同存异相对地还比较容易，但是，“六四”事变改变了社会的氛围， “你死我活”的暴戾之气滋长。而市场化本质上是以无情的利益关系撕裂温情脉脉的面纱，它在社会进取成为风尚时可以大展其创新的潜力，而在社会趋向颓废之时 也同样可以推波助澜。
这样看来，所谓“胡温新政”既然坚持“六四”镇压的基本逻辑，也就不可能如同“胡赵新政”那样使新民主主义恢复生机──新民主主义之“新”，在于领导着发 展市场经济这一民主主义经济进程的，是一个左翼政党，而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胡赵新政”对民主政治追求，它明确地坚持专制而拖延乃至拒绝政治民 主，蜕变为一个右翼政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希望，实际上体现在那些保持着思想活力的共产党人，如胡绩伟，如鲍彤、李锐，以及如谢韬、高尚全等人的身上。只是，他们多已是老 者，他们对中年及青年的共产党人的实际影响还很难说，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它目前是视这些独立思考的党员为另类。它自己现在眼中看到的只是权力，在 财政状况有条件时可以象征性地照顾一下劳动群众，但绝不允许劳动者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30年前毕竟出现过“胡赵新政”，尽管它持续的时间不算长，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是闪耀着自由之光的一页。它表明，市场经济大势所趋，能够推倒中央计划体制而显现出来，而它对相应政治体制的需求和要求，也同样有其坚韧性，只要未能满足，就总会顽强地、一再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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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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