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管见：说话的富豪 泄气的南街村

【新世纪特稿2008年3月14日】前不久，茅于轼老先生说了句他“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起轩然大波。现在“两会”之际，曾是中国首富的女政协委员张茵（如图）提出了三个提案，富人自己说话了，结果遭到严厉质疑。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推敲。

对张茵的提案，有人这样概括：她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她本人的玖龙纸业公司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她主张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十万元以上者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而她本人就是富人；她主张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而她本人的企业是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造纸业。先不说前两项，至少第三项质疑未免过于牵强了吧：污染企业要求治污政策上有所优惠并不过分，即使不予鼓励，至少不该被质疑，况且，污染势头难以遏制，是否与政策上对治理污染“不予鼓励”有关，正好应该有所检讨才是。

但是，有人点出了质疑的关键所在：被质疑的，“主要不是她提案的内容，而首先是她本人的身份”。《财经时报》的一篇评论持论较为中肯：“政协委员不必事事以他人本位做思考的出发点。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经验，立场和思考出发，真实表达自己的主张。每位委员都以这种的角色来定位自己，我们民主政治协商才有真正丰富的内容。”但许多人就是不依不饶，认为这样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选为政协委员。

同时，广东省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劳动者代言人的身份驳斥部分资方代表对《劳动合同法》的责难，直言资方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法律。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点名批评张茵，认为“只有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主会抨击《劳动合同法》”。

可以看到，问题涉及的是，张茵是否单纯站在她个人及其企业的立场，以及她单纯代表其企业说话是否就不行。看张茵的三项提案，其实都代表着企业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其中，至少是她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治理污染政策优惠的意见，应该说，都是站在企业立场，对重大政策提出看法，不论所论是否正确，都正是“两会”上应予讨论的事情。

最具争议性的，当然是她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意见，而广东省总工会的反应，就是针对着她的这些看法。据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社会保障部为一方，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工委）为另一方，曾有激烈的角力，最终在高层“以人为本”、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指导思想下，前者的立法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工会方面做出反应并不奇怪，但该法立法过程中参考企业界及经济学界的意见不够，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以笔者之见，对《劳动合同法》批评最为尖锐的是张五常教授，最体现学术深度的是陈志武教授。陈教授认为，该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即本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实际上是“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而实际情况则很可能“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人们若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得，先前法国就有类似的事情。法国多年来苦于劳动市场的限制过多，在希拉克总统时曾试图改革，放宽对企业裁员的限制，结果遭遇民众强烈反应，当时即有评论认为，若民众抗议致使改革夭折，则反而不利于就业。萨科奇总统就任后还是要改革，但改革的阻力也依然很大。中国当局现在以“维护弱势劳动者”名义推行新的《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的责任推给企业毫不手软，禁止独立工会及农会也毫不手软，把巨额财政收入拿去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更是毫不手软，而对于切实负担社会保障、履行国有化时对民生的庄严承诺，显然就不那么热心了。

《劳动合同法》已经通过，开始实施，但立法争议看来是因为先前未能展开，现在反而热烈起来。张茵只是要求该法实施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所宽松，她作为政协委员，看来也只能如此，结果还是因为她的富豪身份而遭到严厉质疑，而人大代表们，却站在一边看热闹。这种景象，正是中国的特色。

当年南斯拉夫改革时，设置了“生产者院”，后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 动改革，有关议会的议论也说，立法过程要有所有者参与，要有企业界的声音。应该说，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体现。中国的人大，有众多的官员代表，有模范人物代表，当然也有企业家代表，而这些企业家多为富人，在政协里尤其如此。这些富人，他们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就用不着茅老先生来遭人骂了，而他们对敏感问题提出看法，也正是“两会”跳出官僚政治设置的框架而对此展开讨论的机会。有人评论说，这意味着“两会”的“商会化和行业协会化”，似乎党政官僚谈论民生就是德政，而企业界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只是“保护自己利益、为自己权益发声”。这种逻辑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益，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事情。“两会”代表们对此不敢讲话，要他们何用？问题在于，只要可以展开讨论，特别是，不是把议案之类只作为提交党政官僚机构去处理的文件，而作为议会辩论的话题，就可以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益”出发，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推动。反之，要求人们“公而忘私”地在“两会”上议论，其实际情况，人们见的多了，电视上充斥着这类“主旋律”，又有什么用处？

一看见有人敢于“为富人说话”，一看见富人竟敢自己站出来说话，就按捺不住，就要让他们闭嘴，不得乱说乱动，实际上，体现着现实社会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恰巧，在“两会”之际，看到了它的另外一种表现。

《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南街村状况的长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熊培云评论说，南街神话或许只是最后的“动物庄园”，温克坚不大同意，认为南街村的神话未必就此破灭。不论“或许”还是“未必”，他们的看法其实没有多少分歧，而证明其实已经出现──对《南方都市报》报导，凶猛的反击如潮水般涌来了。“左派”们大声喊叫，“红色亿元村致富行正道，黑心南都报指桑骂错槐”，甚至声称，“南街村神话或终结，一定会教会南街村人民、教会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迎来阶级斗争学说的春天，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春天”。这些“左派”看来对南街村并不满意，因为南街村的“外圆内方”，在他们看来是“脱离专政的公有制”，是要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也能万古长青”，更重要的当然是国家政权，也就是，要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就是将南街村式的“动物庄园”扩大到全国，升级换代到更高级的形态。

这些奋起反击的人们自以为聪明地反问《南方都市报》，你们说南街村的发展靠贷款，你们别忘记了你们的改革的“宝贝”小岗村，它也是靠贷款才勉强维持生计，而南街村毕竟发展得引人注目了呢。这些人忘记了，国有体制以贷款扶持其看中的“典型”，无论小岗村或南街村，都体现着非经济的政府意图，更体现着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改革中，这个矛盾依然在运动着，发展着，“左派”们对它没有多少意识，不影响它的运动和发展。只是，非经济意图缺乏经济自身的活力，一旦意图有变，“典型”们就难免泄气。小岗村突破的是对土地承包的束缚，但土地权利的国家垄断仍在，它就免不了走进泄气的困境。南街村能一度辉煌，终究无法持久，其“外圆”貌似适应市场经济，“内方”则对抗市场经济，还是从内里就出现矛盾，那辉煌越灿烂，这泄气也就越难堪。有意思的是，在南街村，掌权者不能显示他是富人，即使改制已成事实，还是要坚决否认，而遗憾的则是，这位掌权的好汉，似乎尚未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否则，他也拿出提案，富人说话，“穷人”也说话，应该更有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