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五八劫》,兼迎“五八劫”50周年 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是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丝叹息。此情此景,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整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一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出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天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尽不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 摇篮里去甄别可以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中受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第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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