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先生（上图）的《对改革30年的看法》（《新世纪》2008.1.16）和徐友渔先生（下图）的《改革开放30年》（《新浪》2008.1.16），传达了两位学者对改革全过程的分析。读两篇宏文，有如饮醍醐处，亦有痴愚不解处，愿大胆提出，以求教正。
［一］两文均指出权钱结合产生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诸多弊端的根源。朱文认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徐文说：“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朱文用“市场列宁主义”说明“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徐文则率直指出：“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改革死了’。”“市场列宁主义” 和“改革死了”，这两个格言式总结深刻揭示了当前具有关键作用的社会矛盾。它指明，重新唤起改革意识，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是刻不容缓的。改革的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久久徘徊于体制边缘，做些敲边鼓的事。徐文认为，改革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非常准确！
［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理论分析要求，表象只可作为入门的向导，触角必须直达问题的本质，揭示现象的本源，根柢。所以，不能将视野停留在改革中当权者与民众利益均沾的表象，而应深入研究改革的实际动力。邓发动经济改革具有被迫性质，并非源于主动。农民反抗公有制，出工不出力，而要求个体承包，自产自食。这一改革要求多次被挫，邓完全了解。在掌握最高权柄后，按照他的权威，完全可以一下放开，但他不敢大胆行事，只是留有活口，逐步实行，说明他的支持落后于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承包到户时，他强调的是：“我们总的发展方向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邓选2卷315页），仍是旧的观念。对扶持承包户克服个体生产弱点，寻找新的生产组合形式，迄无良策。工业如何反哺农业，更无动作。乡镇企业，自生自灭，亦无指导。这怎么能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企业改革，他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当书记与厂长争当“领导核心”，发生所谓“二心不定”时，厂长负责制的改革也就作罢。他提倡发挥职代会作用，就连这个徒具形式的监督机制也未推开。至于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所有者缺位这样的大问题，当然更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邓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选3卷77页），但他又乱出主意，乱定决策，所谓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造成经济紧张，责任却由赵紫阳承担。所以，朱文说： “邓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称他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之领头者，是否过誉？
中共之运作过程有两个价值追求：权力价值与经济价值。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是权力大小的标志，也就是荣誉和利益之所在，因而孜孜的是权力递增，这时以权力为最高价值。建国后，大权在握，权力结构趋于稳定，而眼前之经济资源取之不尽，于是价值追求转向经济利益。“文革”中，权势者被毛之忠诚考验搞得家破人亡，复出后意识到权力不用到期作废，乃群起以权易钱，到处寻租，经济价值升至首位。邓小平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适应这种价值追求。以为邓无意为权势者寻租开路，就太书生气了。邓朴方之康华公司就出自邓家，他能不知道邓朴方在大肆抢劫国民财富？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就是他支持建立的，中信就是干这些勾当的，他能不明白？19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党政军机关纷纷成立倒买倒卖公司，经济秩序大乱，民不聊生，他能推脱责任？这才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中涉及实质的问题。回顾30年改革，避开这一实质，就意味着分析没有到位。特别是邓之南巡，虽有重提改革之功，警示人们防左，但由此掀起权势者大肆抢劫农民土地，将数千万农民逼上“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苦难境地，至今不见这一旷世抢劫停止。权贵由此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无尽地鲸吞国民财富，这才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徐、朱二文均未着重指出此点，似感缺欠。尤其是朱文，只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是邓“最有作为”的两年，是不是只见阳面，未视阴层？
［三］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在学术界争议更大。邓氏“政治改革”内涵有无走向民主的意图一直含混不清。邓氏是否实施过“政治改革”，又是理解不一的问题。这方面，必须把他的鼓吹与他的实政严格区分，才能使庐山露出真相。他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承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但他的实政却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21世纪环球报道》2003.3.3）他履行政务既无民主，也无自由，有的只是个人独裁。还有人迷信邓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把它视为灵丹妙药，其实这只是供桌上的香炉，治不了病。他实际做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真刀真枪，砍下去就会身首异处。明乎此，才能从一片混沌中看出鱼是鱼，水是水。既然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口口声声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也就非常有限了。邓早已为他的“政治改革”设置底线，“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至于全国普选，他推迟到2050年以后再考虑。（邓选3卷 220页）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又进一步限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还规定，“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选3卷177页）即使如此，按照邓氏要求拟就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判断：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折腾多时，原有的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续下来，没有大动，就连邓吹嘘的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已经实行“直选”（邓选3卷220页）也是谎言，这两级迄今仍实行故往的间接选举。在中国大陆，要推动一点点哪怕是形式主义的政治变革也是难而又难啊！可惜的是，朱文似乎仍在迷恋邓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政治改革的夸夸其谈，钻入邓小平圈套而不得出。还说“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愿闻其详，见识见识它的光彩，只是不要罗列邓的意在骗人而不准备付诸实施的论述。
邓小平交出的政治改革答卷为“0”，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他敢于撤销社会主义底线，派出精兵侵略越南，他敢于撤销为人民服务底线，调集大军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期望这样的中共领袖搞什么民主改革，岂非椽木而求鱼，痴心妄想！？
［四］1980年代出现一段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热潮是值得欢呼的。它对毛泽东多年的思想禁锢、文化灭绝的反动。且不说北京西单民主墙，那里留有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也不说风行各地的《人权宣言》、《解冻宣言》、《论言论自由》，更不说纷纷成立的各种社团， “中国人权同盟”、“解冻社”、“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只说当时的文艺复兴就足令后世惊叹了。《河殇》在偏颇中展现新的追求，《将军，好好洗一洗》尖锐指向中共特权，《在社会的档案里》暴露中共腐化引起的社会扭曲，《苦恋》留给人们深沉的浩叹：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还要指出，当时掀起引进境外思潮的狂流，《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成批翻译、出版各方面学术着作，对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巨大冲击。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使上海民主讨论会发出震聋发聩的呐喊：“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一觉醒震动了中共的理智人士，一直追随毛的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用人道主义说明尊重人的价值的重要性，用异化观点论证防止社会主义走向反面的必要性。这些都极赋生命力，极具现实意义。但是，赞美和维护人道主义，引起阶级论者下意识反对，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异化，引起卫道论者过敏性冲动。胡乔木发起反击。胡与周、王相互诘难乃至反目，说明新旧思维在党内已誓不两立。胡竭力阻挠和压制党内新觉醒，而胡的背后有邓小平鼎力支持。邓知道，人的尊严和价值一旦普遍树立，权力异化一旦成为众矢之的，中共特权将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他以清除“精神污染”之名，加上组织处理，迫使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销声匿迹。维护旧意识的保守主义终于扼杀了“改进”旧意识的新思维，证明保守主义的惰性使它拒绝任何改进。徐、朱二文都陈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徐文称“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徐文还表示了对压制这一热情澎湃运动的谴责：“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朱文虽然也谈到文化热的现象，但把它归结为领导人的英明，不免令人瞠目。
总结30年改革过程，由于着眼点不同，很难面面俱到。这一课题如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七嘴八舌共议30年，肯是会取得更多共识，对推进改革事业当有大益焉。
（2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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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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