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管见：革命与专政

──读秦晖金雁《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

【新世纪特稿2008年1月27日】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到秦晖、金雁的文章《从“无产阶级专政”到 “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1848～1923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演变》。秦晖是知名学者，金雁是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研究员，两人合作，颇有成果，此文则更具学术价值。笔者自忖，此文大概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工程”，然而，倘若那工程真的要有实际价值，则实在应该邀请秦、金两位加入其“工程建设”作更深入的研究，而此文已经可以作为该工程的重要成果。

图：右起金雁、秦晖、丁东与友人合影

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对待秦、金两位的自由研究，吾等局外之人就管不 得那许多了，而两位的大作，毕竟难得，故不揣冒昧，写了一些评论在这里。

此文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概念上理论上做了一番梳理 ，对笔者而言，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不断革命”来自于布朗基，而“工人阶级专政 ”出自盛行布朗基主义的法国工人运动。文章指出，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连载《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中提到1848年法国革命激化成为内战时，无产阶级“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做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思想“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该书还肯定了法国人（按：当时法国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即布朗基派）在革命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支持“不断革命”，但与布朗基主义的分歧也 很清楚。文章指出，布朗基“革命专政”的另一个含义，即依靠“先进的少数”来强制“落后的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反对的。

这与笔者近年来得到的看法是一致的。笔者看到的是 ，马克思等人当年一度支持过“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过，这终究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悖。于是，他们在为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第一步之后，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否定“不断革命”。他们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而“不断革命”，实质上是在“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还刚刚展开之际就“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秦、金两位对历史文献有更深厚的造诣，他们的研究分析显然更具权威性。

这也就使对秦、金两位有了更多的期待。

以笔者之见，革命和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专政 ”的问题，不断地有人触及，笔者记得，曹思源曾有过探讨，而且呼吁中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更早的话，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已有相关论述，极具理论与政治的深度。现在秦、金两位的大作，对此有了更详细的论述，当然是好事情。

不过，不必讳言，秦、金两位的论述，看来已经踩到中共理论的边线 ，不仅难以作为中共理论“工程”的成果，更难以向“革命”进展。

秦、金两位认为，“真正分裂了社会主义和左派阵营的”正是“ ‘专政’与民主的对立”。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考茨基在“革命”问题上出了错，匆忙地宣布了“革命的新时代”，因而看上去他们和列宁代表的激进派在“革命”问题上一致，他们之间理论上政治上的深刻分歧于是在“专政”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批 评，是俄国社会发展落后，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考茨基指出，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对勇敢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实行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工人“现在是少数，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多数。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我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 那么我国的经济本身就会使它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实际上，正是因为俄国的实际情况，使得“专政”与民主尖锐地对立 ，因为“多数人的革命”条件尚未成熟，只好以少数人来强迫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其革命。最初，这些少数人可能表现出某种“先进性”，例如，他们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对底层民众显露出同情与关怀，并表示愿意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然而，“革命”看不到尽头，现实的社会经济趋势难以改变，“先进性”逐渐消失，如同过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一样，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就显露出来。这就使得“专政”变得极其重要，它不能不排斥“民主”而独行其是，而其背后，是“革命”本身有着深刻的矛盾。

笔者读过秦、金两位的一些著述，对他们有深深的敬意 。笔者有理由期望，两位可以更进一步，对“革命”展开研究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自然就难以有这样的期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