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

——跋《五八劫》，兼迎“五八劫”50周年

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是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丝叹息。此情此景，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整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一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出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天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尽不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 摇篮里去甄别可以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中受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第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