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和谐社会”取代“对抗社会”是比较理智的选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阐扬天赋人权的思想：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和谐”从字面上讲：其一就是要保障人人有吃饭，而且要吃饱吃好；就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协调富有阶层和贫苦阶层之间的利益，实行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二就是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就要做到“主权在民”，实现天赋的民主自由权利。这也许就是“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二）要知道中国今后体制改革应走向何处？就得了解中国当前所处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现在实际情况。
[1]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福利社会（或称之为社会保障制度）和先进文化与先进科技。这是主流。它得益于七十年的和平发展，虽然局部战争持续不断。但是这个主流发展方向是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是朝着更高层面前进！这就是现代文明世界。
同时，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艰难前进，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局面也在缓慢形成。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在扩大联合范围，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另一方面是大区域的政治经济合作和竞争。而不少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分裂的矛盾之中。这也是现代文明世界的巨幅画像。
我们还应看到各种矛盾也在激化和加剧。这主要是霸权主义、大地区主义同民族主义的矛盾；民族（包括部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包括教派）矛盾和文化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矛盾。这虽说是个支流，但是不可忽视。现时，各种矛盾集中在中近东地区的某些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也是世界石油主要集中产地）。世界性的恐怖事件和恐怖活动多从这里开始向外蔓延。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不对称的战争。
这是一幅很不相称的画面。但却是现实世界的基本情况。
中国将要从这个很不相称的画面中，走向现代文明世界！
[2]中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现代文明世界？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样？
让我们简单回顾以下中国的近代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长时期发展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不几年就急急忙忙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笔者以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已经高度发展，而是处于正在向高度发展的状态中。而且，我们所效仿的是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是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乃至背道而驰，耽误了二十几年的时间。1978年以后开始体制改革，力图走出困境。提出了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区别苏式的“社会主义”和其它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的重点是“初级阶段”，也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向正确方向引导。
中国的体制改革取得很快发展。很可惜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偏了路。于是，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即还没有实行民主化的情况下，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条件下，实行“内部优先” （通过MBO或MEBO），不分青红皂白就对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人们把这部分国有企业管理层，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现有仅存的国有企业，有一部分被称之为“王爷经济”，实际上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大量的国有财产落入了权贵资产阶级手中。
中国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很有成效，但是并没有完成，还在进行过程中，离目标——市场经济制度——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离发达的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更远一点了，尤其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还缺少一整套法律、机制、经验和办法。在思维方式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原有的“计划经济”阴影还经常出现。一遇到市场出现波动，就很容易驾轻就熟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所以，还要坚持不懈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要以为已经万事大吉了。
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加上吏治腐败，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接近0·5，社会治安恶化（暴力事件和恶性案件经常发生）。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现在，中国社会中有多种阶级和阶层：（1）资产阶级：包括权贵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2）工人阶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3）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包括个体小农户，家庭农场主，手工业者，以及小土地出租者；（4）小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现阶段的阶级矛盾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当前，中国各种思潮，争相辉映。政治力量和政治观点也是多种多样，彼此交锋，十分活跃，而且处于初始的整合阶段。
（三）现在的命题是中国如何从现状出发，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阶段之后的命题，是未来的事情。中国要想走向和走上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民粹主义是错误的，这已是历史教训！但是，中国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主要是私人资本主义或称之为民族资本主义，而不是其它的什么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中最落后、最贪婪、最反动的物种。它将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的都将是灾难。1949年刘少奇就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过：“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刘少奇这段话意味深长，值得关注和注意！
（四）中国的体制改革要沿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福利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的全方位进行。
现在，我们仍然要高举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一课非补不可。这是中国有识之士的普遍认识。
（1）民主政治。中国要搞民主议会制度，实行宪政。中国的议会制度可以设想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大”和“政协”分别相当于众议院（亦称下院）和参议院（亦称上院）。实行宪政，宪法高于一切，人人都得遵守。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只有民本思想。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大胆进行，也要慎重从事，要有一个路线图，循序渐进。先自由，后民主。没有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等等），就谈不上民主。在程序上，要先党内后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先在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内，后再普及到各个领域。这样看起来似乎慢一些，但是做起来要顺利些。
民主程序：先按六十年前中共七大已经承诺的两个步骤来进行。这就是说民主政治从“政治协商”到“普选”（直接选举）要有一个过程。把各个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政治协商”当作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政治协商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中国人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从1946年的旧“政协”到1949年的新“政协”，实践证明是起了历史作用的。各个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聚集一堂协商议事，协商一致，就是和谐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如果不是有人废弃了她，用民粹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共同纲领》仍将继续发扬光大，起到应有的更大的历史作用。中国早就成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强国。今天也不必再走回头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民主政治先从这里开始。然后，再向下、向外发展，普及于全中国。要强调的是：搞议会民主制，实行宪政；但不搞大民主（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也不搞苏式的集中民主制（容易转变为专制主义）。
（2）市场经济。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方式运行的机制。但是在中国不搞自由市场经济，而要实行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少数行业和商品（包括公共产品），必须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只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执行者。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应给予地方政府应有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是要服从于全国一盘棋的布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积极性。非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应当把市场机制作为运行机制，政府不予干涉。在微观层面方面，中国实行按三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即工人阶级得工资，资产阶级得利润，土地出租者得地租；但是在宏观层面方面，要实行国家宏观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的基金，为社会的和谐局面创造条件。必须指出：国有企业的利润（除了留下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公积金外）必须交给国家财政部门。
私有制企业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自不待言。因为市场经济同私有财产制度是天生的配对。但是，中国式的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关的委员会（或受权政府）管理国家财产权。国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制，由管理国家财产的委员会任命的董事会管理监督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聘请企业家和经济专家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并由职工参与监督管理。所有这些企业的员工从总裁（总经理）到工人都是企业的雇员，而不是政府的公务员。国家对公私企业的员工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制度和工资待遇必须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关的委员会（或受权政府）规定，不允许企业自定工资待遇。
中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所有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它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经济，合作社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他们的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中国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从戊戌变法开始，至今不过一百二十多年（如果从鸦片战争年代算起，也不过一百五十多年）。比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晚二百多年。经过了清王朝的末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大大缩短了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硬件上说，中国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过五十年左右；但从软件说，不能不承认尚有一百多年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不是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十九世纪后期或二十世纪初期的那个时代特征。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破坏和某种改革，不断革除资本主义自身弊病。1866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后，“自由资本主义”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联合。这个转变是经过社会经济激烈整合的过程，也是血腥味十足的兼并过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且大鱼与大鱼、小鱼与小鱼、虾米与虾米之间也都是处于整合之中。于是，农民便联合起来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实行劳动联合，以抵挡资本的剥削和加强市场竞争能力。整个兼并的过程是很残酷的，但是社会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这次整合的结果出现了两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看点，就是股份制和合作制。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资本大整合这个历程的初期阶段，只有加快步伐，才能赶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避免吃亏。所以，不论公私企业，有条件的大、中企业要加快进行股份制改革，加紧进行资本的纵向和横向联合，创建大小舰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农业方面，要提倡合作制，这是世界合作运动指出的普遍方向，中国也不应例外。中国资本的整合和企业的整合，主要是中国企业家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应该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并创造一种有利于资本整合和企业整合的良好政治经济环境。一方面是让中国的企业家早下决心开始整合；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要制定鼓励企业整合的政策。政府首先要保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流通，不受到任何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诸侯经济）的干预和阻挠。
中国现在的私人资本，虽说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不少家庭企业并未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不但难以达到资本整合的目的，反而不断出现分散、再分散的分割局面。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组织形式，资本所有者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分开的，最便于企业之间实现联合。所以在发达国家，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股份制企业的资本都可以联合。而在中国，由于中国私人企业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家庭经营的影响，又缺乏契约意识（法律）和民主意识（政治），法律又很不完善，资本整合还有难度。“合”字是一人有一个口，众口难调，难以办成事情，造成了只相信自己，对联合不太感兴趣，因此企业同企业之间难以联合。但是，形势逼人，不进行资本联合和企业联合是无发展前途的。所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首先采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为联合创造条件。如此则中国将可能出现大部分的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和一部分实行股份制的中等企业；其余的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中国的企业的组织形式将是股份制、合伙制和独资制等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局面。而在农村将有可能是农民的合作制为主要组织形式。这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模式。
当然，市场经济的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不适用于上层建筑。把市场化泛用于上层建筑领域是一种错误倾向。
（3）福利社会。就是对全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
前面提到：政府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宏观调控，实行再分配。也就是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回归给劳动者。这种社会保障机制是现代文明社会稳定局势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调节手段。所以，我们在微观方面要实行国民收入按三要素的分配制度，即资本家得利润，工人得工资，土地所有者得地租。而在宏观方面要实行国民收入的宏观调控，将利润和地租的一部分通过税收制度实行再分配。逐步形成国家的财政收入从现在大部分来自平民百姓，过渡到主要来自富裕阶层。
因此，必须实行公民财产和公民收入的申报制度。实行财产和收入的累进税收制度。先对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实行高额的累进税；再对平均利润实行一般性的累进税，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定程度逐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就有可能不使“基尼系数”超出限度，避免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不使阶级矛盾激化，才有可能出现和谐社会和国家安定的情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板块，分别是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富裕地区和边、山、老、少、穷地区非常悬殊。要实行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全国一盘棋，由中央政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否则，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因此，中国是不应该搞什么联省自治或者什么联邦自治。
当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也要逐步推广，而且也要总结和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避免重新出现“铁饭碗”、“大锅饭”：“搭便车”养懒汉的现象。
[4]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自不待言。先进文化没有古今中外之分。凡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大方向有正面作用的文化，都是先进文化。文化有特殊性、个性和一般性、共性的区别：民族性、区域性、阶级性等等都是特殊性；真、善、美才是一般性。
中华文化是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和融合，可谓博大精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丰富的优秀文化，犹如江河流入大海，使中华文化光辉灿烂。
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竞相争艳，是文化发展最灿烂的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需要，历代不断修正孔子学说。从东汉到明清那些博学硕儒把孔子学说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注解的形式（旧瓶装新酒）来进行修正。尤其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大搞文字狱之后，加大思想禁锢力度，思想有罪已成定例。所以，中国文化传统在政治上、道德观念上都带有浓厚的为封建制度乃至奴隶制度服务的时代烙印；而缺少现代文明的特色如民主、自由、科学等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服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加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从俄国输入的“民主集中制”（一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和提倡做“驯服工具”，更是雪上加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有罪更是登峰造极达到极限。因为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所以中国近六十年就没有出现过大师。这是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都同现代文明隔隔不入，自然应当抛弃。
但是，应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上述专供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文化之外，还有一般性的文化传统，多是属于真、善、美的范畴，应当发扬光大。现在已经到了划清孔子学说的本源和孔子流派以及被修正的孔子学说之间界限的时候了；要弄清楚孔子学说中，那些已经过时，哪些今天还有用。
目前，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第三回合。第一次是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五四运动。这两次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这次第三回合如果成功，将大大提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将有可能按照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并且跻身于现代化强国之林。所以，应该采取中西文明融合，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千万不要绝对化，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这也许是“中庸之道”吧！
（五）影响和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因素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不会让中国改革成为现代化国家，国强民富。如果，中国果真成为现代化强国，那不成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者。中国成不了现代化国家，那不就成了现代化的半殖民地，这正是霸权主义国家所希望的。所以，中国民主化就是美国化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虽然，我们一直认为欧美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很值得中国借鉴，但是也不能生搬硬套，贻害子孙后代 !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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