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业：从真话的困境突围

杨建利博士最近撰文“全民讲真话运动”，号召讲出真心话，讲出真相，讲出不满。没有讲真话的人民，那来民主宪政呢？没有讲真话的政治家，那来民主宪政呢？建利既然开了个头，让我们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国人习惯说假话，既有无话不假的一面派，也有假话明说真话暗说的两面派，以近半个世纪最为甚嚣尘上。官官民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说假话。缺得就是无话 不真之人。因为说假话真容易，说真话真难；说真话必然陷入困境，以至身陷囹圄，这已是常识。这种真话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们有又该如何从真话的困境中 突围呢？

说话原本是很个人的事情，因个人的个性、修养、兴趣、品位、素质和思考方式而异。说话也只有当其非常个性化的时候，并且说话的人具有尊严的时候，说出来的 话才是心声，才真切，才容易贴近事实。只有经过了个体独立思考之后说出来的话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专制的特点，不论是封建专制，法西斯专制，还是共产专 制，都以剥夺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尊严和个性为前提，以奴性取代个性，以造成千人一面，众口一词，顶礼膜拜和齐呼万岁的局面。被扼杀了尊严和个性的人，已经 灵魂出窍，他‘自己’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他说出来的话也就不代表他自己，那么，说真话又从何谈起呢！因此，从真话的困境突围，必须还人以尊严，还人以个 性，必须大张旗鼓地张扬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必须把大写的“人”字，写入人的脑海，心田和言语之中。人必须还原为他“自己”，然后才说得出属於自己的 话；人必须首先是真人，然后才有真话。人如何能还原为他“自己”呢？人必须争取被剥夺了的与生俱有的自由。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说谎是个人行为，但是在中国说谎却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执政党与其政府推动下的社会行为。当不仅仅是上上下下的官场都在说假话，而且举 国上下都在众口一词地重复谎言时，说谎就是一种社会行为。此时这个社会就呈现出了病态，说谎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谎言由官方尽情地编织，通过行政渠道 送往民间，以组织的名义强化政治学习，把各类学习班办到基层，对人们进行强制地灌输。同时，报纸和媒体予以紧密配合，迫使全社会接受这重复了一千一万遍的 谎言最终变成为的“真理”。说谎以社会总动员的方式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进行，可见，迫使全社会说谎又是一种执政行为。以社会总动员的方式推动谎言的传播， 在民主的社会里因缺乏社会基础而不可行，但是在专制制度下，由於全民被绑架，说谎的社会总动员却可以畅通无阻，这是专制制度下十分独特的社会现象。个人行 为是个人对外部刺激经过大脑判断后所作出的个人反应。一旦个人被剥夺对外部刺激作出个人判断的权利，而不得不按照外部力量强行灌输的意志行事时，个人行为 就不存在了。全社会都说假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民被绑架的结果。因此，从真话的困境突围，必须还原说话是个人行为的应有地位。全民都起来抵制官方散步的谎 言，抵制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集体政治学习，抵制歌功颂德与粉饰太平，抵制莺鹉学舌人云亦云。大家都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并且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反对言语的强 迫性，倡导言语的自发性。反对言语的服从性，倡导言语的自由性，即倡导自由地言说。

当全社会都习惯于说谎时，就会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所有的假话都受到了真话的待遇，而真话却受到了假话的待遇。即所有假话都被当作真话来讲来听，而真话则 变为不实之词而蒙受不白之冤。说假话那么自然，那么顺口，那么毫无羞耻；而说真话反而感到别扭和怯懦而难于启齿。到了这种程度，说假话的社会行为就形成了 一种文化，我们称其为假话文化或谎言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民大众日常说的作的精神的物质的东西的总和，当官官民民日常说的作的精神的物质的东西都 离不开谎言的时候，那不就是假话文化或谎言文化了么？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充斥着假话文化和谎言文化，不仅仅在中国，在苏联，在北朝，在阿 尔巴尼亚，在古巴，甚至是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捷克，都一概如此。哈维尔对共产主义制度下充斥谎言的现象深恶痛绝就是明证。这难道是偶然吗？不是。因为共产 党文化的核心就是假话文化和谎言文化。因此，从真话的困境突围，必须批判共产党文化，批判假话文化，批判谎言文化。在荒芜贫瘠的文化土地上，重新耕耘，重 新播种；在人们荒芜贫瘠的心灵上，重新耕耘，重新播种。特别是保护孩子们幼小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尤其重要。

任一种文化说到底都有一种价值观在支撑。假话文化和谎言文化有谎言价值观支撑。谎言价值观在官场是权变策略，在民间是生存原则，在学界是名利信条。官场说 谎理所当然，民间听谎泰然处之，学界弄谎心安理得。当官的如果不说谎属反常，老百姓揭谎属大惊小怪，教授不弄虚作假属傻冒。说谎才来权，说谎才来利，说谎 才来名，何乐而不为？。价值观的这种堕落被赋予“合理”的外衣，因此谎言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用不着遮羞布，靠着巧言令色即可所向披靡。谎言有这般能 耐，无怪乎全社会出现了谎言崇尚和谎言崇拜。如果说谎仅仅是无道德廉耻，那么廉耻二字或许还能制止谎言。但是谎言崇拜赋予了谎言以道德地位，说谎的有德 性，说实话的反而没德性了，这就在谎言崇拜的背后建立起了伪道德，此时羞耻二字已不能遏制谎言的传播。“难得糊涂”原指文人风骨，时下被反其意而用之，再 糊涂也不能说真话；如果糊涂到连真话也敢说，那简直是糊涂得不可思议不可救药了。这已不仅仅是价值的紊乱，而且是伦理的颠覆，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因此，要 从真话的困境突围，必须揭露谎言，还真话应有的道德地位，伦理地位；必须把颠倒的价值再颠倒过来，把颠倒的伦理再颠倒过来。真情在民间，真话也在民间。以 无权者的真话抵制有权者的假话。先有老百姓说真话，就象杨建利说得，全民都来说真话，以民逼官，民逼官‘反’，当官的才会说真话。

说真话的最大困境在於说假话缺乏制度性监督，说真话缺乏制度性保障。三权分立才是遏制假话，操练真话的制度。在中国，总书记或总理说假话，党代会或人代会 都将一致拥护，犯了罪，检察院和法院会掩饰包庇；在美国，总统如果说假话，国会将弹劾，犯了罪，最高法院会制裁。多党制才是杜绝假话，倡导真话的制度，因 为选民最善於辩别真话和假话，选民只要听真话不要听假话，谁说真话就投谁的票，就这么简单。在中国，一党坐大，权力与假话联姻，说假话就此一家，听也罢， 不听也罢，就是它，不听也得听。权力成为假话的通行证，权力不受制衡，假话畅通无阻。这种情况造成权力恶性膨胀，造成权力和资本的恶性勾结，而不受遏制。 因此，从真话的困境突围，必须建立对假话的监督制度，和对真话的保障制度；必须对权利进行限制和制衡，挑战假话权力的合法性，建立三权分立与多党制。说真 话的另一制度性困境是真话遭到警察和军队的镇压，假话受到警察和军队的保护。因此，从真话的困境突围，还必须使警察和军队国家化，脱离一党专制的控制。使 警察和军队成为不是镇压而是保护人民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的工具。

从真话的困境突围，这不仅是对中国思想界的严重挑战，更是对中国现存制度的挑战。因为靠谎言支撑的现存制度将随着谎言道德，谎言伦理，谎言价值，谎言文 化，谎言社会和谎言制度的崩溃而崩溃。没有说真话的人民，宪政从何而来呢？没有说真话的政治家，宪政从何而来呢？没有说真话的政党，宪政从何而来呢？没有 说真话的社会，宪政从何而来呢？只有说真话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讲真话运动是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真话的困境突围，需要有一支先遣队。早先，钱理群着有《拒绝遗忘》一书，徐有渔着有《自由的言说》一书，余杰着有《拒绝谎言》一书，刘晓波着有《在日常 生活中拒绝说谎》一文，现在又有杨建利博士发出《全民讲真话运动》的号召。我相信会迅速聚集起一支从真话的困境突围的先遣队，直插谎言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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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