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
原题 | 一个精神的求索者：追忆1983年春天的梁漱溟
编者按：1983年春天，年轻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与哲学家梁漱溟多次见面，此文中她追忆了当时的情景。彼时的中国，文革过去未久，经历浩劫的知识分子们惊魂未定——梁漱溟也曾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逼迫亲手毁坏父亲梁济的墓园。在舒衡哲的记忆中，被外界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并未被摧毁精神。幸存于文革浩劫之后，已年届九旬的他，依然是那个精神与真理的求索者，言行打动人心。今日的读者，也可从此文窥见198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境况。
那一年的北大校园，美丽的春天如期而至。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并与知识界的同道们重逢。我在1980年的夏天，离开了这里，那时，我作为文革结束后首批赴北京大学的美国交换学者之一，刚刚完成了一年半的学习。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还会回来——因为我在撰写一部关于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哲学家，中共早期创始人。北大哲学教授张岱年之兄——编者注）的著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回来，我采访到了梁漱溟，并被他深深地打动——梁和张申府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顺天学堂时期，就已是老友。
与梁漱溟的会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是一位真正的求索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深刻的精神层面追寻着真理。他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张申府（以及我在中国与西方所认识的许多学者）生命中充溢的政治与哲学困境。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彼时正在做张申府的口述史研究，我或许会永远错过梁漱溟，也不会在1983年4月29日的那个春日，敲开他北京寓所的门。
在我们会面之前，我的同事Guy Alitto（美国汉学家艾恺，其著作《The Last Confucian》，也即《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一书于1986年出版——编者注），曾写信给梁漱溟，介绍我做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随后，我也给梁写了信，请教他关于和张申府漫长友谊的一些问题。4月29日早晨，我在北大校园里接到电话：梁先生已准备好，并急切地希望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见到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北京城中心一栋略显破旧的公寓楼。登上九楼，开门的是一位帮佣的女工，她身后，梁漱溟正等着与我握手——一位已九旬高龄，却依然极为清醒敏锐的老先生。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能遇见这位贤者，是何等的福分。他令人印象深刻。固然体弱，但却如此谦逊、敏锐、细致而体贴。他的品德中没有一丝虚假。他对道德的执着闪耀其间。这与张申府那种自信而仓促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我见到梁漱溟之时，我已采访张申府将近两年时间。在我面前，张早先的清晰，以及乐于详述自己思想与经历的热情，已逐渐减退。到了1983年5月，我和他的许多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张如何将自己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我已学会对他宏大的自我评价有所保留。但与梁漱溟的相遇，为我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在梁身上，我得以见证一种超越哲学的生命。
梁漱溟让我窥见了一位饱经折磨之人的内在世界——他始终在苦难之上寻求一条精神之路，并试图抵达某种可以疗愈历史创伤的持久真理。
我后来又三次拜访了梁漱溟。分别是同年5月的6日、14日、17日。我们于5月27日告别。每一次见面，我们似乎都更为亲近，更为坦诚。我不再急于提问关于顺天学堂的问题，也不急于比较他与张申府对罗素的不同看法。我只是慢慢啜饮茶水，注视着他瘦削的面庞，在寂静无言之中，体会他内心的宁静。
这多次的见面，让我对梁漱溟与张申府的旧日情谊渐次了解，也同时有幸听到他关于自身精神探索的片段——尽管这些内容与张的哲学探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5月14日，我们进行了最长的一次谈话——整整三个小时。梁漱溟一如既往地热情迎接我。他穿着旧旧的中山装，光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他看起来不苟言笑，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位严肃的求索者，对世界如此，对自己亦然。他那深陷的双眼直视着我，我们坐下来，开始交谈：
“无论别人如何称呼我——比如你那位美国同事阿利托称我为‘最后的儒家’——我首先是一个佛教徒。我一直不吃肉。我也一直在试图理解苦难的根源，并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将其拔除。”
说完这番话，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仿佛放置在我们之间的那株盛开的红色仙人掌，吸走了他的声音。我第一次走进他家时，就注意到了这株仙人掌——在整齐排列的书籍之间，它格外醒目。那次我拍照时，他没有戴帽子。我隐约觉得，那株生机勃勃的仙人掌正映照着这位老人的性格——在中国二十世纪翻天覆地般的动荡岁月中，他始终葆有那一份被细心培植的顽强精神以及道德上的独立。
张申府与梁漱溟都以思想独立为傲。张以其独特的才智探索西方哲学，而梁则不断探究他所称的“民族心理的基础”。谈及两人的差异时，梁始终称他为“张先生”——这种礼貌出自长期修养的谦逊与对他人的尊重：
“张申府先生，比我更了解西方。他亲自见过、读过的都更多。我不会读外文，虽然学过多年英语，但久未使用，几乎已经忘记了。张先生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他懂多种外语，而且掌握得很好。我常常依赖他借书、讨论那些被翻译成中文却并不可靠的西方著作。我们当时在北大的兴趣就不同。我研究佛教认识论，张先生研究数理逻辑。至于他的哲学……”
说到这里，梁的声音渐渐消散。他显得疲惫。我告辞时，他又邀请我再来。显然，这些谈话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仅只是为我提供一些参究的资料。
三天后再访，他愿意进入更为个人化的话题。我们谈到他与张申府在对罗素的看法上的差异。与我口述史的主角张申府不同，梁对罗素“理性主义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主张持批评态度。他曾一度对Henri Bergson（即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编注）感兴趣，但后来通过融合中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道路。
梁并不直接批评张的观点，但通过谈话，他让我逐渐看清，是哪些经验塑造了他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张申府曾加入又退出共产党，而梁则努力保持在政治纷争之外。1936年，张申府因学生运动被短暂监禁时，梁曾前往北平探望；1957年张被划为右派时，梁与他的友谊也没有断绝，并曾去探望困境中的张。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申府也尽力与梁保持着联络。
在我真正见到梁漱溟之前的两年，张申府曾动情地对我讲述梁在1960年代的遭遇：
“我的老朋友梁漱溟，被一再殴打。红卫兵闯入他家，逼他下跪，用鞭子抽打，还烧了他的书。我尽可能地去看他。他当时真是一个被摧毁的人。”
然而，1983年夏天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精神是如此完整，看不出破碎的迹象。他对自身尊严有清晰的意识。事实上，他始终葆有某种深层的信念核心，才得以穿越最黑暗的年代。
在一次次交谈中，我逐渐将话题引向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此前，我从其他学者那里得知，红卫兵曾强迫梁漱溟拆毁其父梁济（清末著名学者，1918年于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编者注）之墓。但直到他亲口讲述，我才真正想象出那种屈辱：他被拖到北京郊外，被迫举起铁锤，砸毁父亲的坟墓。说到此处时，他的眼中再次泛起泪水。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毁墓之后，红卫兵还向他索要费用——因为他体力不支未能完成毁墓工作，对方“代劳”，而他必须为此付费。
回到我们见面的这一时刻。尽管1983年的梁漱溟仍承受着沉重的悲伤，但他的目光清澈，声音柔和而坚定。让我深受鼓舞的，正是他的“气节”——一种西方词汇难以完全表达的灵魂正直。
正是这种气节，使1983年的这次相遇如此深刻——即使在同一个月里，我还采访了周扬（中共文艺理论家，曾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编者注）与许德珩（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编者注）两位，并几乎每日与张申府会面。在这些幸存的老一代人中，唯有梁漱溟，以一种精神力量之光闪耀其间。
虽然我们未谈及我自己的犹太传统，但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理解，他似乎认为我拥有一种能够超越语言表层、把握其意义的世界观。
5月27日告别那天，我们谈话不多。我们都明白，这很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梁的语速比平时更慢。他幽默地讲起，金岳霖曾对胡适说过：“你少说了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据一些文章记载，西南联大时期，胡适曾发表关于哲学定义的文章，金岳霖看完后对胡适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了一句话。”胡适问是哪句，金岳霖以此作答。——编者注）
在门口，他握住我的手，沉默地握了几分钟，低着头，不与我对视。那晚我在日记中写道：“多么体贴而充满敬意的告别！我感受到他的情意，也感到他在这种缓慢流逝的时间中教给我某种重要的东西。”
如今，43年过去了，我仍在试图理解梁漱溟在1983年春天教给我的东西。他给我提供的关于张申府的资料，对我后来撰写《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文版译名为《张申府访谈录》）确有帮助。但我们的会面，远不止于信息的交流，而是有更深沉的内在精神意义。
我有幸与一位在二十世纪最艰难的岁月中，始终追随内心之声的人相处。这种“内在的音乐”，至今仍在激励我——每当我看到那张老人与红色仙人掌的照片时，它仿佛在低语：“忠于你对真理的理解，相信它会引导你前行，无论群体的教条多么喧嚣、诱人。”
编者补注：
梁漱溟：1893年（光绪年间）出生于京师（即后来的北京），1988年辞世。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胜利后曾参与国共和谈，参与创建民盟。1949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曾遭毛泽东点名批判。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的犹太裔美国汉学家，也是诗人和作家。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她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首批官方交换学者，于1979-1980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研究，尤其在五四运动、口述史领域成果显著。代表作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关于她更多的写作与出版，请读者参见她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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