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明报》2026年5月20日副刊【世纪】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2021年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官方对文革仍维持否定的结论，即为“内乱”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修辞上已有微妙的变化。如将十年文革并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尽管充满“严重曲折”或“弯路挫折”，但总体上是党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故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之前的时期。同时亦淡化个人的错误，减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指控，更多将其描述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然或“发展中的弯路”。惟对“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仍然维持原判。
余汝信先生一直以研究文革为志业，近年出版了多部文革研究著作及“历史反面人物”的年谱。与“定性上彻底否定，叙述上模糊处理”的定调不同，他最近出版的《江青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6），在谬误丛生的说、演绎及歪曲中，试图为江青造一副精细的像，令文革的历史图景更加完整。
答——余汝信民间文革史家；问、整理——毛升历史学者
江青是实权人物
问：您做完康生、陈伯达的年谱之后，为什么又对江青产生研究的兴趣?
答：今年，是官方定性为“十年内乱”与“严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一甲子。毛泽东曾说，他发动文革是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是指毛泽东和林彪指挥的军队，我2021年出版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中有所论述。至于“笔杆子”，则是指毛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其主要领导者为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虽然陈伯达贵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把手（组长），康生为第二把手（顾问），江青名义上只是第一副组长，但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却一直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所掌握。文革的历史长达10年（1966-1976），惟陈伯达早于1970年9月被打倒，康生则在陈倒台后即称病不出，俩人在1970年实际已退出政治舞台。
“十年浩劫”期间一直起作用的，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在中央排名第六，1970年后排名在毛、林、周（恩来）（“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是毛、周）之后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
自2023年，我先后编写了《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两书，以期反映中共自延安时期之后在文化战线上的历次斗争及文革的具体过程，其实也是为更具份量的《江青年谱》作前期铺垫，累积经验。《江青年谱》的最终完成，方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共建政后文化战线斗争以至高层政治斗争的总体面貌。
《江青年谱》全书共73万字，厚达835页。内有照片、报刊文件影印件等图片合计190多张。
毛泽东的“哨兵”
问：江青在文革前，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并无其他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却被任命为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权倾一时。为什么在文革之初被委以重任？
答：1960年代初，江青在党内尚无多少发言权。据她自己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江青应该因此向毛告过状。从此，毛对有关文化领导部门不再信任，有意另起炉灶，启用新人。江青就是毛有意启用的最重要的新人之一。为此，1962年9月30日，江青开始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亮相。1964年9月30日，首次以“毛泽东主席夫人”名义，公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以江青在文革期间低调的说法，她“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
作为“流动的哨兵”，江青在文革前夕主要为毛立了两功：
（1）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由江青首先组织发起的，但得到毛泽东的默许。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上述讲话中就说过：“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
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5年11月10日，江青组织、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标志着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2）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江青的批判，触动到了刘少奇、彭真文官系统的痛处，遭到抵制。毛、江不得不请“尊神”，即向军队求援。1966年1月，江青到苏州找林彪，要求到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于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四人座谈，出笼了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称，“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1966年4月，《纪要》经过毛泽东3次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66）211号文件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5月2日，中央收回该文件，修改中央批语以更充分肯定《纪要》、加重批判彭真的语气后重新发出。
这篇由毛拟定标题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中共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毛煞费苦心，将自己原不为全党熟知的夫人，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5月迟些时候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女英雄去性化
问：对江青的第一次宣传是文革初期，以宣传江青关于戏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江青主管的样板戏中，塑造了几位革命女性的形象，她是否试图打破男权，追求男女平等？
答：我们先谈谈戏剧改革和文艺革命的起因。1963年期间，毛泽东对中国文
艺界的现状感到极其不满。当年9月，毛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
11月，毛泽东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江青首先响应毛之苛评。1963年秋天，从建议将上海现代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开始，江将毛的指示付诸实践，扶植了一系列革命现代戏剧作品，并对有关京剧、芭蕾舞剧的剧情展开、导演调度、音乐唱腔设计、布景服装、舞台灯光等具体事项提出了意见。在戏剧改革过程中，她确实有意识地强化了女性形象的主体性与公共性，但此种“女性解放”并非以性别平等为目的，而是服从于阶级斗争与革命叙事的一种宣传策略。在所谓“革命样板戏”中，女性形象并非“打破男权，追求男女平等”的“性别解放”，而是女性成为革命的主体，是去性别的革命化。
在传统戏剧中，女性的角色多半围绕家庭婚姻展开。而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如京剧《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白毛女》中的喜儿。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女性被塑造成“革命者”、“英雄”，气质变得阳刚，不仅不谈爱情，性别差异亦被淡化甚至抹平，去性化过程由江青主导，无疑是个讽刺。
学生加战友
问：曾经有一本书风行一时，即《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其中涉及毛的私生活，引发坊间众多争议和臆测。毛和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究竟如何？
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原稿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后任解放军305医院院长的李志绥以中文写作，由外国人译写（co-author）成英文后先出版英文版，再由他人从英文版译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文版本。由于看到的并非是作者原稿而是经过译者翻译、加工的版本，可以想见其中除有李志绥本人的亲身经历外，也有不少他人加工的成分，总之，此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之前，曾经有过3段婚姻。一为毛在14岁时的一桩包办婚姻。3年后，原配因病去世，此段婚姻终结。二为娶老师杨昌济之女杨开慧为妻。1920年婚后，毛即投身革命，走南闯北，杨一直追随左右。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到江西，杨回长沙生活，1930年不幸被军阀何键处决。杨尚在长沙时，毛于1928年在江西井冈山认识了贺子珍，随即与贺结婚，并一起长征至延安。1937年贺因对毛与其他女性交往有所不满，负气离延后赴莫斯科。江青在贺离延一年后与毛结婚。
对于贺子珍与江青，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评述大体上是公允的：“她（指贺）
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
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到延安访问的苏联摄影记者罗曼·卡尔曼亦观察到，与江青婚后的毛“兴致勃勃，不停地讲着笑话，开怀大笑。”
与江青婚后的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及领导中共走向执政的关键时期。其间毛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论著，这与江青给予了毛革命的激情与旺盛的创作力是密不可分的。极而言之，没有江青，毛泽东难以带领中共走出延安！
新中国建国以后，江青在1949年至1957年四度赴苏联治病。尤其是罹患子宫颈癌后，她身体虚弱，与毛应已无夫妻生活可言。1966年7月，江青从上海回北京后搬离中南海毛住处，独自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办公居住。1972年，在张玉凤成为毛的生活秘书以至机要秘书后，江青已愈来愈难得见到毛。这一年春天，毛心情不好，对江青发过几次脾气，规定没有他的许可，江不能随便来他的住处，来了要被挡。到了1973年，江青每次要求见毛，毛总是推托不见。
毛江之间，除了已蜕变的夫妻关系，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关系，不可分割。从正面来说，他们是战友，是师生，往负面而言，江青可谓“为虎作伥”。
在毛晚年，毛对江似多有批评，但这些批评，无论语气还是内容，都算不上严厉。此类“批评”，无非是毛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一些教诲。毛从不批评江青激进的极左思想体系，因为论思想体系，毛江本是一家。毛晚年不再需要江充当妻子的角色，但未有证据表明在政治上毛亦曾厌恶他的这位学生与战友。
江青的另一面
问：1972年夏，美国学者维特克(RoxaneWitke)曾访问江青，之后出版了《江青同志》(ComradeChiangCh'img)一书。该书是信史吗?
答：《江青同志》当然算得上是研究江青生平和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的参考资料。维特克是一位不错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江青同志》并非是一本研究江青的专著，而是由她整理的江青关于其一生经历的口述纪录，呈现了1970年代江青
的真实想法。故不能也不必要求此书对江青的所有说法加以评论和核实。
在维特克之前及之后，从来没有人可以有与江青对话60小时并详加记录的“荣幸”，这就保证了《江青同志》的主要素材是独特的、第一手的。该书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了“授权”。但后来中方并未依约将大部分谈话纪录交给维特克。此书写作过程中絶大部分谈话内容依靠的是维特克自己的笔记。而维特克毕竟是一位粗通中文的外国人，记录和解读江青谈话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误解或错讹之处。
问：维特克对江青是同情的，认为她贵为毛夫人，却“被个人的不安全感困扰”，陷入“孤独”，需要“为生存而奋斗”。您如何看她的观察?
答：被利用者有不安全感是絶对不奇怪的。被利用完后，他们通常就会被毛弃之如敝屣，如林彪、陶铸、陈伯达都是前车之鉴。聪明如江青，哪有不明白之理?
江青自视甚高的原所谓中央常委秘书身份，在1973年后已逐渐被张玉凤所取代，她想见毛，还要通过张通报毛同意才能见，其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可想而知。在毛晚年，她对毛的婚外关系和可能失去“第一夫人”地位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反而给她带来更强烈的控制欲和攻击性。江青晚年的很多失态行爲，其实由此衍生。
问：做完年谱，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发现？
答：我在《年谱》的前言中指出了史料上的十大发现，现举一例子，希望能丰富江青的形象。
我发现，江青并非不学无术，无论在戏剧、摄影、文学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
在戏剧方面，她自15岁即学习戏剧，功底颇深。京剧大师程砚秋1957年在莫斯科与江青交谈后认为其“确是一个知音”。其戏剧方面的功底和研究心得对1960年代中期的戏剧革命发挥了指导作用。
文学方面，早年即创作了《为自由而战牺牲》、《农村演剧生活》、《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作品，在文字表达上展露了一定的功力。
摄影方面，1950年代开始习影，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颇有佳作。《年谱》收入了其以李进、峻岭、大海之名历年发表的十余幅摄影作品。
是否存在“四人帮”
问：文革中是否存在“四人帮”？
答：“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他们追随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路线，并在文革后期成为该极左集团中最为激进的一翼。他们有别于以毛为首的极左集团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较稳健的另一翼。
1969年，江青在中共“九大”成为党内的第六号人物。1973年，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共“十大”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则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江在党内排名降至第十位。惟所谓的“四人帮”在中共“十大”后才成形。该四人帮在党内并无根基，只因毛的支持才得以掌权。1976年毛去世不及一个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旋即被捕，文革从此落幕。
问：文革后对江青的审判，一个是司法审判，另一个是舆论审判，公平吗？答：不太公平。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江青的确要为文革造成“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承担她应负的那一部分政治责任。在司法审判层面，当时是将江青的政治上的错误判定为刑事犯罪，以刑事审判处理政治问题，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搞混了。至于在舆论审判层面，不公平在于把复杂的整个极左集团应负的历史责任完全推到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身上，而不提领导集团中更高阶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角色。
让文革人物更接近真实
问：江青曾是一位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有才华的叛逆青年，最后沦为“四人帮”之首，这种蜕变是如何发生的？
答：江青出身于山东一个家境不太好的中等收入家庭。幼年时因不能忍受丈夫野蛮、狂暴的虐妻行为，母亲带着她离家出走，当佣人谋生。江青自小就养成了叛逆型倔强的反抗性格。15岁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开始独立生活。17岁投奔原实验剧院院长、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次年在业余戏剧演出过程中结识俞启威，未几与俞同居并由俞介绍加入中共，开始萌发革命思想。
21岁时，在上海进入演艺圈，在女性解放和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倔强的叛逆性格使其思想日益前卫。在经历了与唐纳先同居后因性格不合分手及与章泯的不伦之恋后，一半为逃避现实，一半为追求理想，奔赴了延安。
在进入延安之前，虽然她思想早已左倾，但较接近“娜拉”的角色，追求个
人的解放。自1937年进入延安后，被革命的“集体”所消融，逐渐和中共整个革命体制相融合。成为毛泽东之妻后，在毛与党内不同派系历次的权斗中，她始终坚定地站在夫君一侧，成为以毛为首的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江青有不参加文革的可能性吗?
答：江青自称是毛泽东最好的战友和学生，其权力与角色实际上高度依赖毛的授权与政治环境。虽然文革前江青在夫妻生活上已与毛渐行渐远，但在政治生活方面，她在文革前就充当了毛在文化战线上“流动哨兵”的角色，在戏剧改革等方面积极执行了毛的“革命文艺路线”。故此，文革伊始就被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成为指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成为文革“旗手”。
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之下，林彪和整个中共中央委员会都被绑在文革的战车上。作爲毛的夫人，岂可例外！无论是出于对毛的絶对服从、共同的政治理念还是个人性格与权力欲，江青积极参与文革是历史的必然。
问：综观江青的一生，她快乐吗?
答：江青从青少年时期就充满了叛逆性格。与毛泽东一样，她崇尚斗争哲学，在斗争中寻求快感。她应该有过一些短暂的快乐，如在上海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如在陕北时期和毛关系亲密的10年，如文革初期权势最盛时的的掌控感和亢奋。但其后半生则被权力斗争、婚姻焦虑、晚年失势与囚禁所主导。她晚年为人刻薄，睚眦必报，令人生畏。整体而言，她的后半生更像一部充满剧烈波折的悲剧，只有痛苦，哪有快乐可言?!
问：之前您编撰了《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今天又出版了《江青年谱》，这3本年谱放在一起，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60年前发动的文革？
答：康生、陈伯达、江青，都是长期被脸谱化的“反面人物”，他们在官方叙事中被塑造成应为文革浩劫负主要责任的罪人。官方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即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此一定性的3句话，我对第一句、第三句并无异议，惟认为中间一句是将主次关系说反了。3部年谱所罗列的事实在在表明，是毛利用了他们，而非相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