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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

金观涛: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

银河百科全书  X
@yhbkqs · Jul 24, 2026

金观涛:大历史研究带来痛苦的根源在于,明明知道大倒退将会发生,却不能阻止它


自2011年起我不在政大教课了,但仍做着课题研究。之后,我日益感到自己应该从专业和细节研究中摆脱出来,再次关注思想和宏观历史。于是我和青峰又开始漂泊了,在台北、杭州、北京和香港之间穿梭。我们总觉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但又说不清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老去。在和台湾朋友的交往中,我们深感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特别是1949年来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脚印,以及他们和台湾水乳交融的感情,令我们十分感动。但是,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

我们总是处于不能自拔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以探索中国文化前途为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赶路"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在老年来临之时仍在做毫无限定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探索。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故乡,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即便如此,我和青峰还是决定搬回大陆居住,一方面青峰实在不能适应台北过于潮湿的气候,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父母都已90多岁了,每当接到杭州老家的电话,我都心惊肉跳,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此外,我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在杜军的邀请下,我和青峰住进了北京西郊的西山书院。2011—2013年,青峰的母亲和我的父母分别过世,能陪伴他们走完生命最后的历程,使我们不留遗憾。

回大陆定居后,有一件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朋友的支持下,我们开始给企业家和非学术界的思想爱好者做系列学术讲座。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是无根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还是中国文明走向现代之路的探索者。日益精细化的分工,既是今日大学学术研究最大的优势,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当专业的深入成为学者的主要追求时,专家往往看不上知识的整合,特别是将高度整合的人文历史向外行讲述。然而,正是在上述系列讲座中,我们发现了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新方向。因为在给非学术界的朋友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针对今日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把自己以往的研究贯穿起来,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这既是一种立足于观念史—系统论的大历史观,也是对现代社会起源和未来走向的鸟瞰。在持续几年的讲座中,我和青峰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的整合,完成了《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草稿。此外,我还完成了《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的写作。我从青年时代就在寻找的大历史终于显形了!

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我理应感到高兴,实际上却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之中。我向来把大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发现,即研究者在得到大历史观后,能够看到之前看不清的东西。我早就认识到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但对现代社会往何处去的看法是朦胧的。我通过写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发现:轴心文明起源的本质是将不同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终极关怀)注入社会,形成不同的超越视野,包括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宗教、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和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其中,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因最终证明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其在现代性起源过程中又进一步演变出现代科学。总之,这些超越视野使得个体能够从社会中跳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即实现超越突破。正因如此,文明在演化中不会灭绝,人类才有如此辉煌的现代文明。但是,我发现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它日益遭受现代科学的冲击,以致最后有可能解体。换言之,终极关怀正在日益丧失其真实性。

大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们透过纷乱的表象看到文明的结构。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终极关怀慢慢退出社会,这件事人人皆知,但唯有透过大历史观才能理解其后果有多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状态。无论科技多么高超,经济多么繁荣,没有超越视野的文明终将难逃灭绝的命运。如果我通过大历史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对的,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这种忧虑终于转化为大历史观的痛苦。

我深知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迄今为止,应然世界都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因此现代社会不能没有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和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冲突,其后果是终极关怀退出社会以及价值基础的土崩瓦解。终极关怀和科学的冲突必须消解,因为人类不可能再去寻找新的终极关怀了。更重要的是,现代价值不能以终极关怀作为基础。换言之,要建立稳定的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必须纯化,[4]即化解它们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终极关怀还必须和现代价值分离。这一切并不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所能实现的。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变化,20世纪现代社会经历的浩劫会以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

大历史研究带来痛苦的根源在于,明明知道大倒退将会发生,却不能阻止它。历史学家常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是那些我们不大记得的教训。事实何止于此,历史真正的教训是人总是会忘记历史的教训。这必将导致过去的苦难再一次重演。对此,我们难道真的无能为力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在各种场合用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的故事来隐喻这种大历史观,我真不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还能做什么。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最终选择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无论未来有多么晦暗不明,只要远方存在着光,就应该向光明走去。思想者要做的是将这种探索进行到底,而不是等待。其实,正如历史不是讲故事,历史学家要做的也不是为未来建立文明复兴的基地,而是去发现历史真实,以改变当代人在历史面前的盲目性。然而,对此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最终,我选择回到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这一世纪难题的哲学探索之上。事实上,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

盛雪:杨植麟在重走50年代的海归路

作者: 盛雪  2026-7-23

这是爆点周刊投稿,要求千字以下,所以很多要点无法写入。我也许抽空再改写一篇。

盛雪:杨植麟在重走50年代的海归路 月之暗面发布开源大模型Kimi K3,在全球科技界炸了场。创始人杨植麟当年拒绝硅谷顶级大厂毅然回国,成为菁英爱国的楷模。

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宣示,要“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这场竞争美国不能输,中国领先的破坏力不可想象。这看起来是中国底气十足,美国危机感很大。

在这场AI时代的顶层对抗中,作为时代切片的杨植麟非常值得研究。中共习惯把科技精英的回流包装成宏大的“爱国叙事”,但笔者认为,许多中国精英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乡愿病和出人头地的执念。

在美国,社会运行靠的是制度和流程。华人天才哪怕毕业于斯坦福、CMU等顶尖名校,进入高端科技核心拿高薪,大概率是精英阶层的普通人。但带着海外的优势回国,从特权到资本,从地位到享受,马上让他们实现人上人的目标。

但这群自恃精明的科技少壮派,忽略了致命的陷阱。暴政给你的特权和红地毯,是要出让自由和尊严交换的。

中共建政初期大批海外科学精英回国。中共先用特级教授待遇和小红楼将他们养起来,可绝大多数人最终在中共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冤死。笔者曾主编《当代中国史稿》,读过太多惨绝人寰的回国科学家受迫害的故事。例如,中国石油化学奠基人萧光琰,放弃美孚石油的优厚待遇,买下翻印器材,为中国复印了全套先进石油提炼资料。回国后,于1968年在持续残暴殴打中带全家自杀,惨遭灭门。“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中国航天材料的开拓者,在文革中被暴民用钢管爆头殴打致死。他们以为凭借在海外学习和科技积累的优势能够成为国家重器,却在中共恐怖暴政中毫无尊严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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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时代的精英以为可以凭借人工智能改写人生,打破历史宿命。但是,无论Kimi K3技术表现多么炸裂,它逃不出DeepSeek 的命运。DeepSeek 刚出现时极其惊艳,让硅谷大厂产生算力焦虑。但由于它受制于中共专制、独裁、反文明的制度,没多久就被国际市场抛弃。

人工智能对抗,说到底还是人的智慧对抗,是制度的对抗,是文明的对抗。

美国社会虽然有坑坑洼洼,但它能让个体自由呼吸、任意创造奇迹,它有着按规则运行的文明底线。而中国,则是在用高科技的手段,加速滑向邪恶制度的深渊。

习近平的奋斗目标是超越毛泽东,他的政策必然比毛时代更加激进、更具毁灭性。当Kimi K3 被正式包装成挑战美欧的“中国方案”时,杨植麟就已经被死死绑上了中共暴政意志的战车。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

胡平:李贵仁《中国巴士底》序

作者聮書  202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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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李贵仁《中国巴士底》序

贵仁兄瞩我为他的《中国巴士底》一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我和贵仁兄神交已逾四分之一世纪。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笔犀利,激情澎湃,充满批判精神,一望而知走的是别林斯基的那种路子。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奇特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造成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作者也就一夜成名。在很多情况下,作者还被视为人民的良心,争取自由的勇士,不但是文学英雄,而且还是道德英雄。李贵仁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就是八九民运,贵仁兄人在西安,顺理成章地、当仁不让地成了古城知识界的民运领袖。六四枪响,李贵仁被捕入狱。几年后他走出监狱,依然受到当局的压制与封杀,贫病交加,在一个日趋浮华与势利的社会里渐渐被世人所遗忘。这些年来,我因为在海外主办《北京之春》和《人与人权》两份刊物,常常与李贵仁联系,读到他不少近作,了解到他的生存现状,更为他的威武不屈和贫贱不移而深深感动。贵仁这部文集收录了他从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可以读出作者的思想见解,读出作者的风骨与人品。
就像克尔凯戈尔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某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死了。这该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多少人的命运——生前不曾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身后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
李贵仁告诉我们,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曹丕的那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等到步入老年却怀疑起来了:古代文章能流传的不过沧海一粟;当代世界,文字垃圾更是泛滥成灾,写了文章出了书又怎么样呢?因此,他不再以文人自居,压制下写作的欲念,活一天算一天,甘心与草木同朽。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对人生无意义的恐惧。他发现曹丕那句话早已融入自己的灵魂,“我给自己规定的人生意义从来就是也从来只是给后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闻达,不求富贵,而惟求此愿得遂,否则,我就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义……其他方面的人生意义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认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还有许多人的人生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好文章或隐或显、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曲或直地影响、推动和改造着。我坚持认为,前人以他们的好文章起了这种作用,后人理应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这种作用延续下去。这种信念,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从未放弃或改变过,只是因时世之故而在无奈的悲愤中使之被压抑过一段时间罢了。如今,它又抬起了头,并向我敲起了警钟:疏离文章的时间已经太久,倘不赶快回归正道,必将堕入人生无意义的万劫不复之境!这使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于是,李贵仁一方面抓起笔来继续写作,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作品,这样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无独有偶,作家哈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学与不朽》里也引用了曹丕在《论文》里的这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瀚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哈金说:“据我所知,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关于不朽的最精辟的论述。”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个写作者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一杆秤。大名鼎鼎的的通俗作家王朔就讲过:有时候,深夜扪心,忍不住问自己,“能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不能不能,”王朔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
四年前,我的朋友贝岭当上了著名的纽约市图书馆的驻馆作家,为期一年,还有笔不错的资助。贝岭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一边向他祝贺,一边对他说:“有个美国作家讲过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写作,好比在后宫当太监,满目美色,更加痛感自己的性无能。’”图书馆是写作者的天堂,也是写作者的地狱。对于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神往的了,也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沮丧的了。图书馆就是作家的凌烟阁。一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作,不就是为了自己写的书能进入图书馆而长留后世吗?可是,图书馆里的图书浩如烟海,就算你的书有幸跻身其间,也无非是茫茫沙海中的一粒沙,那又怎么样呢?尤其是在地球村、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今世界,区区几本书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你还未必有进入图书馆的那份幸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作?尤其是李贵仁的这种写作:那不仅是用才华,更是用心血;不仅是用知识,更是用苦难。李贵仁本来是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他期待的读者,很可能要在明天才能读到他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
王朔说他不愿意冒险用生命赌明天,不愿意为了死后被人佩服而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其实王朔的小说写得别具一格,在文学史上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王朔自己也很明白。但尽管如此,王朔也知道他的写作不属于伟大的一类。他知道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传统,而他自己写的并不属于这一传统。
尼采曾说: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钟爱用血写成者。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贵仁已过耳顺之年,饱经忧患与挫折,早已没有了初生牛犊的不知天高地厚和想入非非,但是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文章不是文字垃圾,他坚信自己的写作属于那个崇高伟大的传统。纵然我们自己的才具有限,能流传后世的文章不多,也不能传得多么久远,但它们毕竟是有价值的,它们能塑造人生,改变社会。是的,只要我们为人类的自由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就无愧于自己的一生。说到底,人类的自由难道不就是靠着这许许多多的一砖一瓦建成的吗?
2006年12月

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書摘】《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思想坦克 / 書摘 2026-7-9


第七章 為什麼知識分子會與侵略者同一鼻孔出氣

一項研究的受試者要觀察螢幕上出現的符號。他們可以按下按鈕來控制符號出現的順序。幾乎所有受試者,包括那些操作沒帶來任何實際效果的人,都認為自己成功控制了這個流程。這個研究結果(許多其他研究也陸續加以證實)顯示,人類會高估自己對事件進程的影響力,並低估偶然或自己無法掌控的因素的作用。這種對自身行動能力的錯覺,可能是為了滿足內心深層的心理需求。在另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坐在一間房間裡批改一篇文章,每隔一定時間會響起尖銳的鈴聲。其中一半的人有遙控器,可以用來降低鈴聲音量,不過他們被告知不要使用它。結果:這些人的焦慮程度較低(出汗較少),比其他人更能妥當地批改文章……而且他們碰都沒有碰過遙控器!光是相信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讓我們可以更安然承受負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習慣於低估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只用我們可以控制的因素來解釋某種情況。

想像自己手裡就掌握著解決問題的方案,或許能讓我們心理上感到安慰,但也可能讓我們忘記,其他人手裡也都握有自主選擇權,也都能夠塑造歷史。在知識分子群體裡,當他們的國家遭受外敵攻擊時,這種控制的錯覺也許更是格外顯著。由於在這類情況下,他們都是掌握「遙控器」的人(因為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有影響力),所以他們想像自己手裡有個按鈕,只要按下去就能安撫侵略者。(鑑於敵人的態度是他們的國家左右不了的變數,他們也就更願意這麼想像。儘管唯有有利的軍力差距才能保證和平與安全;但如此一來知識分子就失去重要地位了。)因此,當他們的國家遭受攻擊時,很多知識分子會試圖證明,如果自己的國家可以採取不同的行動,就不至於惹怒敵人。他們為了捍衛自己這種本能反應,就不得不尋找論據,有時甚至與敵人同一鼻孔出氣(就連敵人沒有提出的不滿,他們甚至還代替對方聲張)。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歐威爾會說,西方的「和平主義者」向來「不會公平地譴責交戰雙方,而是將所有非難對準英國和美國」。

史達林、普丁、辛瓦(Sinwar)與希特勒握有自主選擇權嗎?

為什麼有些人會暗自將非西方人視為被動的行動者,從來只能被動應對西方的行動,控制錯覺偏誤可能是一種解釋方向。在整個冷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似乎都認為西方陣營有責任不與蘇聯為敵。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就詢問過蘇聯外交部副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西方能夠做些什麼來讓史達林滿意。李維諾夫回答說:沒有。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向一位西方記者(這位記者渴望知道西方錯在哪裡,以及怎麼懺悔改過)說明,這場對峙的首要原因在於「蘇聯當前的意識形態觀念」,是它使得「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衝突無可避免。」困惑的記者繼續追問:「假設西方願意放手,滿足莫斯科當局的所有要求……這可以讓緊張局勢緩和嗎?」李維諾夫表示不行:「西方在一段時間後又會面對一連串新的要求。」一些評論家相信西方可以自行選擇避免戰爭,認為只要展現足夠的善意就能促成和平;如果和平沒有到來,那就再次做出妥協。歷史學家康奎斯特提到,在整個冷戰期間,一些知識分子不僅將所有講述共產主義實情的演說、書籍、節目或文章視為對和平的傷害,他們還贊同敵人的指控,例如主張西方的防禦軍力會培養出進犯的動機,使蘇聯感受到威脅。總之,許多評論家似乎忘記了,蘇聯集團內部充斥的意識形態激情是自主的,與西方任何行動都沒有關係。正如康奎斯特所提醒的,「蘇聯人相信,所有其他類型的生活和政治觀點本質上都與他們敵對,這種信念正是冷戰的主要原因。」此外,史達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表明過立場,他引用並贊許列寧(Lénine)的這段話:「從長期來看,難以想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基督教國家並存。最後終有一方要勝出。在這個結局到來之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勢必會有一連串的激烈衝突。」蘇聯已不復存在,但某些思維模式延續下來。現今有人會認為,為了緩和與普丁執掌的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西方理所當然能夠做出一些選擇(事實上並非如此),言下之意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西方所犯錯誤(道德上或戰略上)的回應。例如,皮耶.勒盧什(Pierre Lellouche)就解釋說:「沒有人重視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我們忽視它,沒有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這導致普丁上台和這個可怕政權的出現,我們對這些事負有絕大部分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關心,我們將俄羅斯視為一個落魄的國家,而不是歐洲大家庭裡的一員。」在這類論述中,普丁的俄羅斯在文化上或意識形態上的內在因素(美化過去的帝國主義,竄改歷史,反西方的仇恨,對歐洲小國在二十世紀所受苦難毫無悔意,出於攻擊性偏執而始終在找藉口正當化自身的侵略意圖等等),統統都被低估漠視。

同理,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後,許多知識分子呼籲大家省思哈瑪斯(Hamas)發動襲擊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分析當中,導致暴力的根由幾乎都在以色列這方,巴勒斯坦的社會內部因素從未被納入檢視,比如伊斯蘭主義、文化反猶太主義(一名恐怖分子打電話給父母得意高喊:「我親手殺死十個猶太人」,他對自己的行為無比自豪)、否定以色列的存在、讚揚「烈士」行為等。十月十一日,莫娜.肖萊(Mona Cholet)在她的部落格上寫道:「當然有解決方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必須撤出西岸!」哈瑪斯宣稱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肖萊不認為這是巴勒斯坦人的自主選擇,她知道這只是他們對納坦雅胡(Netanyahou)政策的本能回應。這是落入控制錯覺偏誤,認為只有西方這一方(肖萊的例子裡是以色列)掌握促成和平的權力。正如美國評論作家蘇西.林菲爾德(Susie Linfield)所寫的:「巴勒斯坦人只被視作無能為力、被動的受害者,而不是能主動行事的行動者。」換句話說,知識分子陷入一種錯覺,認為西方國家能夠選擇不要有敵人,而且只有西方手裡握著書寫歷史的那枝筆。一場衝突的「根本原因」從來不在敵人那方。這當然讓我們想起朱利安.費朗(Julien Freund)在其論文答辯時對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說的話:

你就像所有和平主義者一樣,以為是由自己來指定敵人。你推論,只要我們不想要敵人,就不會有敵人。然而,是敵人來指定你。如果他想要你當他的敵人,你大可以用友誼作為最美好的抗議。但從他想要你當他敵人的那刻起,你就是他的敵人。他甚至會阻止你腳踏實地過生活。

因為知識分子將敵人視為純粹被動的反應者,他們有時會顛倒因果關係。例如,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實施的封鎖被指為引發巴勒斯坦人怒火的原因,但實際上,這是以色列因應哈瑪斯控制該地區、將其轉變成恐怖分子後方基地的結果(當然,原因與結果後來可能互為表裡,形成惡性循環)。同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的擴張政策被視為引發俄羅斯不滿的原因之一(比如亨利.蓋諾﹝Henri Guaino﹞寫道:「美國和歐盟推動的北約擴張,喚起俄羅斯人被重重包圍的感受,而這種感覺也是許多歐洲戰爭的起因」),但北約這個防衛性聯盟的擴張也許正是對俄羅斯侵略野心的回應,是源於多個前蘇聯小國的要求,它們因鄰國的言論和軍事行動(車臣﹝Tchétchénie﹞、喬治亞﹝Géorgie﹞、克里米亞﹝Crimée﹞……)而擔心受怕。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再度武裝經常被視為蘇聯再度武裝的原因,而不是對蘇聯再度武裝的回應。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美國主要報紙用「好戰」形容雷根(Reagan)達兩百一十一次,用來形容柴契爾夫人(Thatcher)達四十一次,用來形容布里茲涅夫(Brejnev)只有五次,而該時期內發生了阿富汗戰爭。如果只有西方才有能力書寫歷史,那麼率先擾亂平衡的一方就必然是它;是它犯下錯誤才導致敵人暴力相向。將敵人的暴力一概視為一種被動反應的話,再進一步就等於在說,這種暴力從根本上是一種正當抵抗。

這種控制錯覺的偏誤似乎不只發生在西方與全球其他地方的關係上。在一九三○年代,當希特勒針對法國和英國發出挑釁言論時,這兩國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也以為只要反思自身就能解決問題,於是法、英兩國就對這些緊張局勢負有全責。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上台滿一個月之際,英國首相在日內瓦提議削減法國和英國的軍備。當時赫赫有名的社會學家巴耶對此提議讚賞有加:「必須不計代價防止德意志帝國再度武裝起來,為了做到這一點,《凡爾賽條約》裡不需裁軍的國家,都必須接受大幅裁軍。」一九三三年,英國工黨主席喬治.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宣布他的計畫:「我將會關閉所有募兵站、解散軍隊、解除空軍武裝,並變賣戰爭物資。」羅素大表贊同:「﹝如果我們解除武裝﹞,那麼我們就威脅不了任何人,誰都沒有理由對我們宣戰了。」他還說:「人只有在遭遇抵抗時才會變得凶惡」:抵禦納粹主義的作為被視作導致納粹主義的元凶,這無疑是控制錯覺偏誤的一個極端例子。《泰晤士報》記者喬治.道森(Geoffrey Dawson)認為,報刊媒體的編輯方針要為緊張局勢負一部分的責任:「我每晚都盡我所能,以免自家報紙刊出任何可能觸怒德國人的內容,而且還會偷偷塞入一些安撫他們的話。我相信,和平取決於我們能否與德國建立起更合宜的關係。」邱吉爾表示,在一九三二年,當德國要求解除武器限制時,「它得到英國報刊的大力支持……《泰晤士報》表示『不公得到糾正』,《新政治家》雜誌認為『承認所有國家的平等地位至為重要』。」歐威爾指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年,在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圈裡,大家不僅流行強烈抨擊《凡爾賽條約》,而且如果你說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仍然負有一小部分責任,你會被唾棄。」雷韋爾的作品裡處處可見他對人類心理的絕佳洞察和理解,針對那些贊成任何單方面讓步的社會運動者的心態,他這麼描述:「他們理所當然將和平置於所有其他利益之上,以致最終會認為和平取決於自己應放棄自衛;這是他們對此情況唯一能控制的因素,也是他們在任何談判中唯一能大量給出的東西。比起得到對手的讓步,由自己讓步會更容易。」雷韋爾接著又說:「有時候,我們民主主義者眼中的頭號敵人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甚至說是唯一的真正敵人也不為過。」

作者為法國評論作家、《費加洛報》(Le Figaro)專欄作家,也參與創投。著有備受注目的《虛構創作裡的覺醒主義》(Woke Fiction, Le cherche midi, 2023)。


書名:《知識分子為何犯錯?:詭辯、觀念洗白、同溫層取暖、盲從「大師」……知識最淵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壞我們的社會?》
作者:賽繆爾・菲圖西(Samuel Fitoussi)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6年6月

2026年7月9日星期四

徐贲:知识分子没有“沈默的权力”

来源:《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


数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沉默权”、“犬儒主义”的激烈争论。徐贲老师作为该争论的中心人物,持续发表观点,探讨知识分子的生存、责任。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失语”、“犬儒”等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徐贲老师当年的这篇文章,更显清醒、珍贵。

有一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不应该批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冷淡,主要理由是“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

文章解释道,“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是任何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法治条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围内任意使用处理这项自由,没有任何人有权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彻底抛弃这项自由的权利”。

该文显然是从知识分子的“个人权利”来看问题的,认为他们有“沉默的权利”,而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人,则是从其公共责任来看问题的。意见不同的双方所辩论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不沉默是怎样一种道德义务?

在一个知识分子还多少能够起到一点批判作用的社会里,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是他们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却仍然是一种失德行为。

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样。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却并不被普遍接受为道德上应该许可之事。把沉默说成是不作声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就像把袖手旁观说成是不动手的权利和自由选择一样,是在曲解自由和权利,也是一种伪善。

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也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两种:“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和“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

完全义务,主要就是“遵纪守法”。例如,所有人有不偷盗、不杀人的完全义务,因为“鼓励偷盗、杀人”的规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施行于群体之中。如果所有人做一件事,会在逻辑上或实行中引发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恪守这些完全义务,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的人。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

不完全义务,主要是个人道德。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一个人的道德高下,主要就是从“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

作为一个人,不完全义务感越强,就越应该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地知道,实事求是、揭示真实、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

当你看到别人被罗织罪名,被不公正第对待,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含冤者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这个义务对你产生的约束力,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赞同你、尊重你、爱护你。

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冷漠,并不是在干涉他们的“个人权利”,或是强迫他们去承担自己无须担当的义务。


 ▌知识分子的沉默为什么更恶劣?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

就拿公&民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公&民不关心公共事务,也不关心普遍权利。然而,这只是表象。

有的公&民本来就只关心自家的事、眼前的事,将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这是一种公德缺失导致的公&民冷漠。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冷漠。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公&民冷漠,许多人本来是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强制地剥夺了参与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制度(例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对人们开放),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机会的开放完全沦为摆设)。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

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公&民参与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公&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

与公&民冷漠一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

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

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而那些敢于发声或竭力发声的人们,反倒像是“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

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的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

某一个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文化人个体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褒贬。

▌打破沉默,先从讨论沉默开始

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公&民觉悟的进步,而不是像有些指责者所说的“逼迫别人说话”或“道德绑架”。

美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里把对公共事务的沉默称为“政治性沉默”,这是一种与社交礼仪中寡言少语不同的沉默。

政治沉默中有世故与禁忌之别,但这二者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这样的沉默中经常包含着对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种“超级沉默”(meta-silence)。

对超级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沉默,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就像区分发声与沉默一样,区分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是否负责任,也是从两个极端来说的。

美国已故的思想家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为暴力统治曲意辩护,就是“不负责任”,而坚持抵抗和独立批判才是“负责任”。但在现实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都处于中间地带。在这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里,存在着不同程度上容忍现状的“沉默的大多数”。

当前讨论的某文化名人,是否也在这个大多数里呢?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看清这一点,与这一个案或是对某一个人的褒贬,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不沉默?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一书中展示了一些案例,其中一个叫“假戏真做”——知识分子以为或假装可以和权力认真地对话,可以严肃地讨论“法律至少不该是虚伪的”……于是,权力使这些话题变成了一种“操作性”语言。

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权利”“勇气”“良心”“犬儒主义”“拒绝沉默”“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某一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个人是否真的有勇气?是否运用了什么巧妙、高雅的方式来表现勇气?这些针对具体人猜测和想象,远不如讨论“沉默”重要。

1894年,法国一名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并处终身流放。左拉写了为此写下《我控诉》,引发了法国知识分子中“反德雷福斯派”和“挺德雷福斯派”的争论。但是,也有像巴雷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案件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关注的却是背后公共文化的意义。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微博、短评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道德选择、良心勇气的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下去。

2026年7月8日星期三

刘国辉: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

作者 | 刘国辉
妙投 APP /  虎嗅APP 2026-7-7

7 月 7 日下午,高善文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券商、基金、资管和财经媒体人的朋友圈几乎被同一件事刷屏。

曾在安信证券担任首席策略分析师的现任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陈果表示,三生有幸,曾在安信;得到高博,亲自指点;大师教诲,受益终身。

曾在买方卖方都工作过的财经大 V" 梁狗蛋 " 发文表示," 我没有见到过高善文博士,但是我希望他刷到过我写的段子,并能让他在读到那些段子最后一句的那一秒里开心过。"

资本市场每天都有人离开,但极少有人能引发整个资本市场如此大范围的追忆。

为什么是高善文?

如果只是因为专业能力,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整。

真正让市场怀念的,不只是他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研究者气质。

又一位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

能被大量的人记住并怀念,首先来自于高善文的专业实力、深厚的研究功底。

但如果只是预测准、看得远,还不足以让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在二十多年后依然拥有如此高的行业口碑。真正让高善文区别于许多优秀分析师的,不是某一次成功判断,而是他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能够持续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和资产定价的方法论。这套研究框架,才是他留给行业最重要的财富。

这种能力,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988 年,高善文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与去年去世的泉果基金创始人王国斌是同班同学、舍友。随后,他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理工科训练赋予了他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数据分析能力,而经济学教育则为他建立起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框架。

在五道口攻读博士期间,时任导师、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曾评价他:" 高善文以后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

毕业后,高善文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等机构从事政策研究,2003 年加入光大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 年加盟安信证券(现国投证券),一直工作到 2025 年底。

这段横跨政策研究与资本市场的经历,也让他同时拥有学院、政策和市场三重视角。既理解宏观政策制定逻辑,又长期接受资本市场的检验,这种少见的复合背景,为他后来形成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真正让高善文在行业内建立影响力的,是他在卖方研究中逐步搭建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分析框架。

2006 年前后,他率先系统提出 " 资产重估 " 理论,将贸易顺差、外汇占款、流动性扩张、信贷周期与股票、房地产等大类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尝试回答中国资产价格为何能够持续上涨这一核心问题。

此后,他又围绕工业产能周期、刘易斯拐点、潜在经济增速、房地产周期等问题不断完善这一框架,逐渐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和资产定价的本土化分析体系。

后来出版的《经济运行的逻辑》,正是这套研究框架的集中体现。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相比很多依赖宏大叙事或市场情绪的宏观研究,高善文更强调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的报告大量使用工业增加值、外贸、信贷、居民收入、企业利润等基础数据交叉验证,通过层层推导建立逻辑链条,而不是简单给出结论。即使读者未必完全认同他的判断,也能够清楚理解其推导过程。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坚持用同一套分析框架解释市场,而不是随着热点不断调整叙事。面对市场分歧,他更愿意复盘数据、修正推导,而不是迎合情绪、制造极端观点。这种稳定、克制、可复盘的研究风格,也成为他区别于许多分析师的重要特征。

基于这套研究框架,高善文曾对多个重要经济与市场拐点作出具有代表性的判断。例如,2006 年前后提出资产重估逻辑;2010 年较早讨论刘易斯拐点及潜在经济增速变化;2013 年提前提示流动性收紧风险;此后又持续关注房地产周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长期增长中枢等问题。

这些判断并非都围绕短期市场涨跌,而是建立在长期框架之上,试图解释中国经济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相比一次次市场预测,他更希望回答的是: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又将走向哪里。

高善文的离世,也让不少市场人士想起另一位英年早逝的宏观研究者——周金涛。

两人都曾长期担任头部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也都建立起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研究体系。虽然研究路径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没有依赖市场热点塑造影响力,而是试图建立一套能够长期解释经济运行的方法论。多年过去,他们留下的著作、报告和分析框架,依然被一代又一代研究员和投资者反复阅读。

预测可以让一位分析师声名鹊起,而方法论才能让一位经济学家被长期记住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善文留给行业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几次成功的判断,而是一套理解中国经济的方法,以及一种尊重事实、不断求证的研究范式。

独特的知识分子气质

如果只是讲专业性,还不足以印证高善文的独特性,毕竟在经济研究、证券分析这样的一个精英云集的行业里,聪明人太多了,做出成绩的人也有很多。

高善文让人怀念的另一点在于,在充满浮华的券商行业,他在研究中,在举手投足之间,有着独特的知识分子气质,有纯粹学者底色,又兼具极强落地性、前瞻性,既避免纯书斋学者脱离现实,又不会像纯市场派只有短期直觉、缺少底层框架,也不在光怪陆离的证券行业里随波逐流

证券卖方行业普遍存在一套浮夸生存法则,如制造极端观点、频繁反转、追逐热点、刻意语出惊人、靠段子和噱头吸引路演参会率,让市场记住自己。

高善文完全反其道而行:

他观点有稳定框架,不反复变脸博取关注度,所有判断统一锚定资产重估、产能周期、供需平衡这套自洽体系,即便阶段性判断出错,也会复盘数据承认逻辑漏洞,而非强行圆谎、改换观点蹭热度。

市面上不少分析师为维持曝光度每月更新极端论调,对比之下,他长期稳定、可复盘的研究体系,充满学者式的严谨求真。

他的报告重论证,轻话术包装,行文朴素克制,极少华丽修辞、煽动性标题,通篇是数据表格、逻辑推演,不制造焦虑、不渲染暴富预期。很多同行擅长用夸张标题抓人眼球,路演靠金句出圈;他的研究专注拆解数据逻辑,不刻意制造记忆点噱头,始终保持学术研讨的平和氛围。

他弱化个人营销,拒绝过度商业化包装。卖方行业比拼曝光度、媒体出镜、个人 IP 造势,不少首席频繁参加财经直播、制造个人标签。高善文极少主动曝光,很少频繁接受媒体专访,不刻意打造网红经济学家人设,重心始终放在数据研究、书稿撰写、培养团队上。

他著书《经济运行的逻辑》,深耕理论沉淀,比起短期流量,更看重长期可留存的研究成果,这是知识分子 " 立言 " 的追求,和行业逐流量的导向完全割裂。

业内竞争激烈,同行之间常存在观点对立、互相贬低抢夺客户资源的现象。高善文对待同行、后辈始终包容,公开场合极少抨击其他分析师,对内培训倾囊相授,完整输出自己的研究框架。

这种不内卷、不攻讦、专注研究本身的处事方式,脱离了行业功利竞争氛围,有传统文人温和坦荡的气质。

在这一点上,高善文与任泽平似乎有着不同的从业逻辑。两人都有体制内政策研究经历与券商卖方首席履历,都做宏观研究,都拿过新财富第一,不过相比之下,任泽平更擅长制造记忆点爆款口号,如 "5000 点不是梦 "、" 一线房价翻一倍 "、" 新周期 "、" 信心牛 ",更容易被市场记住。高善文把经济学当科学,任泽平把宏观观点当传播产品。

在保持学者气质的同时,高善文的研究又有很好的落地性,平衡 " 知识分子的求真 " 与 " 市场研究者的务实 ",填补了两类群体的巨大断层。

普通高校知识分子的短板往往是,模型偏理论,简化现实约束,缺少真实资金、贸易、地产等市场变量;高善文的报告不空谈理论,而是用进出口、工业企业盈利、信贷、居民收入、地产库存等交叉数据互相印证,根据现有数据推演趋势延伸。

能有这样的成就,核心可能在于,他打通了三条常人很难同时兼顾的认知链路,即学院学术、政策顶层、投资实操,三者互相校准。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在深厚的研究功底与独特的学者气质加持下,高善文曾经有不少独立的判断,并不讨喜,但却体现了他讲真话的风格。

2007 年,他持续警示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在《透视繁荣:资产重估深处的忧虑》提示,全民加配风险资产、市场集体忽视尾部风险,一旦流动性收紧会出现踩踏式下跌。

2010 年,他率先论证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短缺将长期推高通胀,压低经济潜在增速,提示通胀中枢上行、企业盈利承压的中长期风险,当时遭遇普遍反对,后续通胀、工资走势验证其判断。

2013 年上半年银行间流动性尚未剧烈波动时,他反复提示,银行影子理财、同业扩张积累巨大流动性脆弱性,系统性收缩风险被市场严重低估,货币收紧会引爆资金面危机。

2017-2018 年,他持续发布多篇报告,警示影子银行、理财、非标扩张带来的金融体系脆弱性,明确:持续去杠杆会压缩信用创造,误伤中小企业融资,同时压制地产、基建链条需求。

2019《知止不殆》年度策略演讲中,通过日韩转型历史对比,提示中长期增长中枢下行风险:中国城市化接近尾声,人口红利消退,潜在增速持续回落,未来 " 保 5 争 4" 难度大传统增长模式空间大幅收窄,资本市场需要适应低增速新常态。该观点当时争议极大,但后续五年经济、地产周期逐步验证中长期判断。

2023 年底,他提出房地产价格已 " 超调 "(跌幅超基本面恶化),隐含对长期通缩及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担忧;近年反复强调结构性矛盾与日本式停滞类比风险。

2024 年底,他指出,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并高于通胀水平,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有这样细腻的洞察,并在公众场合讲出来,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总体来说,高善文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宏观分析师,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记录者与解释者。他用一套本土化理论,完整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资产定价逻辑,这套成果会长期留存,成为后人复盘这个时代的重要参照文本。

高善文的独特,在于他在高度商业化、短期功利的资本市场里,完成了知识分子 " 立言 " 的理想;同时跳出书斋空谈,让经济学理论真正拥有解释现实、指导配置的实践力量,是行业里难得兼具学术高度、市场温度与人格风骨的稀缺范本。

高善文的离开,也让很多人意识到,人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更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研究者。

2026年7月7日星期二

看了这部手稿才知道 我们离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多远

 文 | 群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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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01

1972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对年逾六旬的美国夫妇,受周总理的邀请抵达广州,在阔别了中国二十五年之后开始了为期六周的访华之旅。按照计划,他们将访问广州、北京、石家庄、安阳、西安、延安和上海等大城市、革命圣地和文化古城。出乎中方意料之外,这对美国夫妇临时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参观河北蓟县的独乐寺。

1972年5月28日晚,蓟县专门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讨论接待事宜。档案记录下当时讨论的细节:

参观大佛寺(独乐寺)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河北省(当时蓟县隶属河北省唐山地区——群学君注)有三个,他提出看大佛寺,中央也倾向这个;

标语不要太多,大点,醒目就行;

今天搞大佛寺卫生,交通也动了,准备30日晚开动员大会;

问答要做好准备,要来可能是31日来;

他来恐怕上午来,中午吃饭,下午回去,吃饭就是中餐;

来的路线?从南关来。

……

从会议记录来看,蓟县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不仅以最快速度整治了独乐寺周边的环境,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水冲厕所——这也是蓟县第一座水冲厕所。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一年,这对夫妻的愿望没能实现。直到六年后,他们以匈牙利大使朋友的身份随行再访中国时,才终于得偿夙愿。

这一对夫妻,就是整个20世纪美国最有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与他的夫人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1909-2002),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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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费正清夫妇。左起:乔冠华、费正清、周恩来、费慰梅

02

费正清夫妇为什么会对一座中国古庙情有独钟?

故事要回到四十年前的1932年。

这一年年初,还未从寒冬中彻底复苏的北平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还不到25岁,是牛津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中国问题,作为一名刚刚起步的学者,他带着某种“模糊的设想”来到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说实话,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完全不确定这个正在逐渐被战火笼罩着的国家会带给他什么,他在中国的生活,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像清晨薄雾中的灰色,还是像黄昏时残阳将坠未坠的暗红?又或者,像他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看到的那样富丽冶艳?

他不知道,但很期待。

这是与他生长的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那点儿可怜的汉语和举目无亲的现实,虽不至于让他在中国的生活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离融入中国的社会和圈子还是差了些,直到他认识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

他们迷人而热情,优雅而高贵,身上有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他们在美国生活过许多年,能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那时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刚刚新婚,两对异国夫妇“一见钟情”。不期而遇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段友谊会持续那么久。

这对夫妇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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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北平西总布胡同21号梁思成、林徽因宅。左起: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梁思成为两位美国朋友起了典雅的中国名字:费正清、费慰梅。“两个名字都好!很适合你们!”林徽因拍着手,欢快地对他们的新朋友说道。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不久的她,正洋溢着一种母性的美。柔和、艳烈,如同正当其时的向日葵,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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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他刚出生的儿子梁从诫

梁思成给这个刚刚生下男孩取名“从诫”,为的是纪念八百年前一位大建筑学家李诫(1035-1110)。李诫奉旨编修的《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著作,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之一。尽管如此,历史也不曾为这位中国大匠留下更多的资料,与他生平相关唯一确实可考的日期,是“春分”——这是李诫死后墓碑刻石的日子。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选择这个日子在渥太华举办了婚礼。因为找不到中式礼服,林徽因根据壁画图案,自己复制出了一套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皇后袍服。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结婚时所摄

03

1932年,无论对于年轻的历史学者费正清,还是年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对于费正清来说,在西总布胡同梁家那个热闹而温馨的客厅里,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金岳霖(1895-1984)、钱端升(1900-1990)、张奚若(1889-1973)、周培源(1902-1993)、陶孟和(1887-1960)、陈岱孙(1900-1997)……他们组成了北平最有魅力的知识分子圈子,这些人对费正清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也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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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而对于梁思成来说,1932年是他真正意义上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年4月,他第一次远离大城市进行古建筑调查,目标正是四十年后费正清夫妇心心念念的蓟县独乐寺。

梁思成的学习建筑的“领路人”是林徽因。据他自己说:

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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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毕业

到了1925年,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系学习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1873-1929)寄来的一本书,就是新发现的李诫编纂《营造法式》,这本书在沉寂了将近一千年后重见天日,被梁启超兴奋地赞誉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尽管当时梁思成还几乎看不懂这部“天书”,但他却非常理解了父亲寄书的用意:通过对中国历史建筑的探幽发微而阐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由此,他做出一个几乎改变中国建筑史书写的重大决定:以毕生之力破解这部“天书”,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的决定使同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建筑设计师工作舒适、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研究古建筑,那是没有人愿意做的苦差:野外调查不仅没有常规经费来源,而且极其辛苦危险,稍有不慎甚至有危及生命之虞。但是对梁启超、梁思成父子(以及同时代许多跟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彰显民族文化历久不竭的光芒,是比生命重要得多的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就是历来中国知识人的襟怀。

04

中国古建筑绝大部分是木建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羽的咸阳宫火。因此,在海外建筑学家的眼中,中国的古代木建筑是罕有的珍奇瑰宝。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等宣称中国境内保存最古之建筑是辽代的,即公元1038年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他用异常肯定的口气说:“实际来说,中国和朝鲜境内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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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盘大定等在20世纪初拍摄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但是梁思成不信。

为了解读《营造法式》,写好“中国建筑史”,更为了破除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木建筑的断论,从1932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走遍中国北方大地,进行野外考察和测绘。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蓟县独乐寺。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描述:

独乐寺观音阁高踞于城墙之上,老远就能望见。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的祥和形象。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重要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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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观音阁及梁思成的测绘图(点击图像即可查看详情)

1937年6月底,梁思成一行到达五台山脚下的豆村。夕阳的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射着迷人的光亮。梁思成用“咨嗟惊喜”形容他们进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的心情。后来他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里写道:

这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南禅寺大殿与梁思成手绘图纸

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人生最辉煌的一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两天以后,“七七事变”爆发,他们连同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05

1937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踏上南渡流亡旅途。那之前,他们拒绝了费正清夫妇提出的邀请他们去美国避难的建议,在给费正清的信中,梁思成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是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是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昆明,他们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几遭断绝,有时连薪金也发不出,梁思成只得变卖衣物维持一家生活。那时,林徽因时常卧病在床,梁思成患了背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最痛的时候,他只能用一只花瓶抵住下颚才能伏案工作。

在李庄卧床的林徽因

再后来,他们又迁居四川宜宾偏远江村李庄,即便文雅如梁思成,也不无憎恶地称之为“鸟不生蛋的该死小镇。”而林徽因则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体温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抗战最艰苦卓绝的时候,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母亲,要是日本人打到四川了,我们怎么办?林徽因平静的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家门口不就是长江吗?

这样决绝而惊心动魄的话,被一个那样明媚娴静的女子说出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节操的一个小注脚。

06

1942年11月4日,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在李庄再一次见到了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后来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他们)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音乐的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当时,因为不想跟陆军情报局的麦克 · 费希尔重“姓”,费正清把中文名字改成了“范朋克”,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并且“正”“清”两个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和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正直清廉的梁思成夫妇再一次婉谢了美国朋友资助林徽因到美国治病和工作的建议。费正清感慨地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到异国的植物。”

同样目睹了这一切的费慰梅写道:

就在这种境遇之子,既是护士,又是厨师,还是研究所所长的梁思成,正在撰写着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

1946年完成的这部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是梁思成生平唯一的英文著作。它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他们的同仁经过长达十年的田野考察,在全国两百多个市、县探访和测绘数以千计古建筑的心血结晶,通过精心绘制的手绘图和建筑实景照片,以及十分扼要的文字,给予西方读者一个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简洁明晰的概括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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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手绘图纸(即可购买)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书稿中的插图。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1916-1999)等人利用人工控制墨水量的鸭舌笔和墨线等简陋的制图工具,绘制出当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准的建筑图纸,构图之精准、细节之精细、图片之精美,都令人惊讶不已。他们笔下的中国古建筑测绘图,一方面秉承了西方建筑学的制图手法及其蕴含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巧,更好地呈现出中国古建筑独特的美感,这在世界建筑史经典著作的插图风格中也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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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手绘图纸(即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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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这些珍贵的书稿和照片,与它们的主人一样命运多舛。

1937年离开北京之前,梁思成曾将此前五年用莱卡相机拍摄的全部古建筑底片存入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以为万无一失。抗战结束后,他才发现,所有底片已经在1939年全部毁于大水。他随身带着的那些照片,成为海内孤本。

1947年春,刚刚从连年兵燹中稍得喘息的梁思成,应邀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将《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精美手绘图纸和照片带到美国,希望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几个月后,他突然收到电报,林徽因旧病复发,需要立即做大手术。梁思成忧心忡忡,无暇他顾,他把《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全部图纸和照片托付给费慰梅,而带走了文稿,以便在归国途中加以修订。

费慰梅没有想到,这一次就是她和费正清与梁思成的死别,而这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纸,则经历了戏剧化的悲喜命运。

文章配图-11947年梁思成在纽约

回到国内的梁思成,很快沉浸在革命和中国人生活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直到林徽因去世三年后,梁思成想起了他寄存在费慰梅那里的图纸、照片和他十年前的宏伟出版计划。1957年3月,他托人捎信给费慰梅,要求将手绘图纸和照片退还给他。由于当时中美不曾建交,费慰梅只能按照梁思成提供的地址,将这些图纸和照片邮寄给一个在英国的华裔学生,再由其辗转交给他本人。

然而,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直至去世,梁思成却始终没有能够见到这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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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稿

08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逝世。

一个多月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达北京。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发生巨变。

在这之前三、四年的某一天,在由纽约开往波士顿的列车上,费正清与后来担任尼克松最重要的外交幕僚的基辛格博士(1923-2023)邂逅,他们就中美关系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化交换了意见。费正清向基辛格提到了中国的纳贡制度。他说,按照这种制度,凡是到北京参拜的外国君主都是皇帝的贵宾,美国的总统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但毛主席就不同了,他可以在家里接见任何国家元首,但他自己决不会轻易到国外去访问。后来,基辛格含蓄地告诉费正清,这次谈话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又过了两三年,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Glen Cowan,1952-2004)无意中登上中国乒乓球队的专车,一时间,所有人陷入了沉默。热情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1940-2004)打破尴尬,送给科恩一块杭州织锦,并与他握手。下车时,科恩手持织锦的画面被记者抓拍,成为那届世乒赛最轰动的爆炸新闻。

文章配图-1△庄则栋与科恩

毛主席审时度势,趁热打铁,做出了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10日,美国运动员来到中国,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隔绝了二十二年后的中美交往大门由此打开。三个月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小球拨动大球。

文章配图-1△《时代》周刊封面:美国乒乓球队登上长城

就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费慰梅给梁思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与费正清重访中国的强烈愿望。她不知道,此时身染沉疴的梁思成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虽经过周总理关照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但仍需不断“交代罪行”。早在1968年,梁思成就在一份交代材料里写道:

大约在1951年秋,费氏夫妇来信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方面是“侵略者”,我当即复信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并正告他们:从今以后,他们和我已是敌人,和他们绝交了。1955年,我妻林徽因逝世,他们又来信吊唁,我就根本没有理他们。

1971年收到费慰梅的来信后,梁思成将其译出交给清华大学建工系革委会,同时附上一信,表示:

断交二十余年后,在今天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之后,(费慰梅)又来信,并流露想来的意思。应如何处理?是否要答复他们?请指示。

信交上去,石沉大海。

梁思成没有等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逝世前,他对夫人林洙(1928- )说:

等到中美建交的时候,你一定代我向费正清先生和夫人祝贺,并要回《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图纸和照片。

文章配图-1△梁思成与林洙

09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林洙当月就致信费慰梅:

我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向你和你的全家热烈的祝贺中美两国建交。同时我也有些悲哀地想到我亲爱的丈夫梁思成,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等了七年才到来。

收到林洙的信,费慰梅大吃一惊,手绘图纸和照片竟然没有回到梁思成手中,而他已过世七年。为了完成老友三十年前的嘱托,她执着地寻找每一个机会,打听当年那个身在英国的华裔女生的下落。

1980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费慰梅找到那个女生在新加坡的地址,更令她惊喜的是,当年她亲手寄出的那个邮包,在历经二十三的沧桑后,原封不动地放在那个女生的书架上。

终于,邮包被送回北京,与清华大学保存的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重新合璧。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吴良镛(1922- )委托费慰梅编辑《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于是,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出版当年就获得“全美最优秀出版物”荣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亦因此书而于同年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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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1984年初版《图像中国建筑史》

10

此后,梁思成先生手绘图纸原件由林洙捐献给国家图书馆,2015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由读库重印出版,林洙女士特意请国图翻拍了原作交由读库使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次印制出来的图案,其清晰度、还原度,已经远好于当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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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内页

从这批图纸中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要,即便不看任何说明文字,单是欣赏这批插图,也能对中国古建筑有个粗略的了解。尤其是当中许多专门绘制的“综合集成式”插图——把一批经典建筑或者单座重要建筑的不同图纸,通过精心安排的构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大图,并且在图中加入中英文双语解说,图文并茂,信息量很大。可以说,这批图纸既是赏心悦目的画作,更是对古人营造秘诀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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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内页(即可购买)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采用大开本线装,出版方特意制作了牛皮纸函套来保护,并做了一个小题签,方便读者日常收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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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用纸采用带纹路的特种纸,绵软有韧性,质感很好。内文用的是75g仿古轻型纸,全书一共三十五张筒子页。筒页线装,能舒展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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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内页(即可购买)

青年学者王南从梁思成先生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目前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为《〈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写了一篇前言,介绍这套手绘建筑图纸。画栋描梁,图解营造,尺规作图和徒手绘画的完美结合。保留了原图纸的纸色和图上的印记,读者可以清晰看到当年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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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内页(即可购买)

今天建筑系的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进口的各种粗细规格的针管笔或者一次性墨水笔。但却再也画不出梁思成先生那么精彩的鸭嘴笔手绘图。

而要说到襟怀、操守、格局和“君子固穷”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比梁先生他们相差的,更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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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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