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德國，西方的「東方」

余杰 / 上報 2022年04月28日

在德國柏林，冷戰期間的盟軍過境點查理檢查站前的蘇聯士兵的肖像。（美聯社）

納粹不是極右派，而是極左派

 

在一九九○年十月三日（正好也是我的生日）於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的慶祝德國重新統一儀式上，德國總統魏查克驕傲地宣稱：「歷史上頭一次，整個德國都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擁有了穩固的位置。」然而，此後三十年真是如此嗎？

 

二○一一年三月十七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動議，阻止利比亞政府軍對班加西守軍的屠殺威脅。在投棄權票的幾個大國中，德國和俄羅斯選擇與中國站在一起。這並非德國歷史學家（被譽為代表德國「正統思想」的「國家歷史學家」）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所說的「德國歷史上頭一回出現的自我邊緣化行為」，而是德國再次暴露出它的東方性——它是西方國家中的東方國家，不單是地理意義上的，更是哲學和精神意義上的「東方」，它比日本更「東方」——《明鏡週刊》承認，相對於西歐的人權、自由，還有理性主義與啟蒙主義，德國人對於豐饒卻也隱諱的東方世界總是帶著憧憬。德國是偏離西方文明正統最遠的西方國家，是文明國家中的「不文明國家」或「半文明國家」——溫克勒頗不情願地承認：「在德國，西方民主觀念的阻力是任何一個曾屬於古西方的歐洲國家都不能比擬的。」

 

德國是音樂和哲學的故鄉。然而，馬克思主義誕生在德國，納粹主義也誕生在德國，這絕非偶然。德國沒有也不可能永遠告別過去，當德國總理表示，要像歐洲其他大國那樣不帶感情地指導國家事務的意向時，許多人都感到戰慄。史蒂文．奧茨門在《德國史》發出問號這可能是古老的德國文化準備回歸鐵血鬥士歲月所發出的隆隆聲響嗎？德國的幽靈又回來了，無論這個幽靈是馬克思的幽靈，還是希特勒的幽靈——其實，這兩個幽靈是同一個幽靈。

 

一九二○年，希特勒將黨員人數屈指可數的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因為納粹黨後來與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敵（納粹的三大敵人為基督教、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它常常被歸入極右翼政黨——其實，這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一個二十世紀政治哲學中最嚴重的「張冠李戴」，或者說是納粹黨覆亡後，左派為與之撇清關係而採取的一種高明的敘事策略。

 

由此，右派因為被視為納粹的同類而遭到妖魔化，左派卻得以金蟬脫殼、拍手稱快。實際上，真正的右派走中道之路，尊重傳統（基督教傳統）和秩序（清教徒秩序），反對激進的和全盤式的革命。右派的觀念秩序摒棄極端主義，根本沒有所謂的「極右」，或者說「極右」就是「右」的敵人。而作為右派對立面的左派陣營，則不存在「溫和左派」，因為「左」本身就是激烈和極端的代名詞。

 

在羅伯．維特曼、大衛．金尼合著的《惡魔日記》一書指出，納粹黨與共產黨、社民黨之間確實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那是爭奪權力的緣故：希特勒將奪取政治權力看作是革命的完成，戈培爾則將其看作是革命行動的最後一個階段。有趣的是，戈培爾早年信奉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企圖實現納粹與共產黨的合作，他在一封寫給共產黨的公開信中表示：「你我雙方互相爭鬥，但實際上我們並非敵人。鬥爭讓我們的力量被分散，這樣就無法達成共同的目標了。」可見，在本質上，納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類。它們首先是一種「身分政治」——以工人階級為其先鋒隊，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實行極權主義統治。納粹在俾斯麥的基礎上建立了第一個福利國家，宣布五月一日為國家勞動節，希特勒多次讚揚工人的勤勞。（彼得．曼施泰因的研究表明，國社黨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為工人。迪克．吉爾里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說，科南．菲舍爾的研究表明，有許多手工勞動者參加了納粹衝鋒隊。于爾根．法爾特的選舉研究表明，國社黨百分之四十的選票來自於工人階級。而納粹的經濟政策大大改變了此前的自由貿易和個人企業精神，將工業和商業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若未經過一個新的、由二十五個監督機構組成的經濟獨裁部門的許可，德國公司在國際貿易中不得購買和出售任何商品。約翰．韋茨在《希特勒的銀行家》說道，納粹時代的西門子與中共的華為一樣，都是由代理人管理的國有企業。

 

在德國柏林東區畫廊，人們為俄羅斯藝術家德米特里·弗魯貝爾 (Dmitry Vrubel) 的藝術作品拍照。（美聯社）

 

納粹與共產黨的相似之處，除了趨向集體主義的威權福利國家、討好工人階級的身分政治、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之外，當今左派最熱衷的環保議題也是納粹的拿手好戲。納粹的環保思想背後是民族主義的「自然崇拜」。正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黑森林哲學家」海德格在紀念納粹義勇軍士兵的演講中所說：「這位義勇軍士兵透過槍口，用他的心眼遠眺黑森林的高山、森林與峽谷，為了德意志民族及其帝國而死去。」池上俊一在《德國不思議》一書中提及，納粹在屠殺猶太人的同時，制訂了西方最完備的保護動物（包括寵物）的法律；納粹在掠奪他國自然資源的同時，致力於打造「清潔的帝國」，將維護森林視為整個大自然保育的核心；納粹在清除殘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同時，推行反酒精、反吸菸運動，在預防醫學上也不遺餘力，保持身體健壯，試圖建立「健康國家」。希特勒終身不菸不酒，而且茹素，愛狗，愛森林中的一草一木，是完美的「環保先鋒」——今日美國民主黨「綠色新政」的提倡者，以及台灣極左派的「護礁運動」，誰也比不上希特勒。

 

被神話的德國的轉型正義：大屠殺是納粹的專利嗎？

 

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前拉脫維亞女外長、時任歐盟委員的桑德拉．卡爾尼特在萊比錫書展的演講中說，一九四五年「納粹瘟疫」結束後，「恐怖在歐洲的另一半繼續蔓延，在鐵幕的另一側，蘇聯還在繼續迫害和滅絕東歐以及自己的民族。歐洲歷史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書寫了五十年，這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直到鐵幕倒下，研究者才最終有機會接觸檔案資料和受害者的經歷；他們的考察證實，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統治在罪惡程度上不相上下。」

 

「罪惡程度不相上下」—這幾個字眼讓德國猶太中心副主席所羅門．克爾恩抗議性地離開了大廳，他說這樣的表述是「無法接受的」。戰後，猶太人成功建立了以色列國，而且在西方掌握了經濟、學術和媒體的權力，他們追討納粹罪行的努力讓人肅然起敬。但另一方面，猶太人將納粹大屠殺定義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暴行，「大屠殺」成為特指對猶太人的屠殺，從而反向形塑了某種猶太民族主義和「猶太人命貴」的觀念。已經去世的華裔人權活動人士吳宏達在華盛頓建立了一間小小的卻門可羅雀的「勞改博物館」，有一次，他與幾個街區之外的宏大的大屠殺博物館聯繫，希望對方闢出一個展廳展出中共大屠殺的史料和事物，卻被對方婉拒——對方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中國人不是猶太人，中國人不如猶太人命貴。

 

對於德國人來說，他們的轉型正義的核心就是將納粹大屠殺視為唯一的和絕對之惡。德國前總理布蘭特在華沙二戰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被普遍視為一種對德國歷史罪責的懺悔。然而，在我看來，下跪過於誇張和煽情，它掩蓋了深刻且多元的思考。曾任布蘭特撰稿人的作家鈞特．葛拉斯，對於集中營的存在以及他隱瞞了六十年的曾身為青年親衛隊的污點，「採取一種他所謂的詩的『苦行』和『懷疑主義』態度。」葛拉斯甚至以大屠殺為論據反對德國統一：「德國人再一次被賦予『選民』的角色：只有他們曾犯下莫可名狀的滔天大罪，所以現在他們理應拒絕統一，繼續活在可悲的永恆譴責之中。」這種過度表演的自虐感動了很多德國人，卻感動不了我。

 

「今天誰還在討論滅絕亞美尼亞人這件事呢？」一九三九年，希特勒這樣問他的將軍們。當時希特勒正讓將軍們在東線即將爆發的戰爭中，「拋掉你們心中的憐憫」、「行動要粗暴」、「要極其嚴厲」。希特勒說得沒有錯。但猶太人當然不能接受此種類比——海外的亞美尼亞人不具備猶太人在西方的權勢，西方對亞美尼亞人命運的關注，不能望猶太人之項背。直到今天，亞美尼亞受到背後有俄羅斯和土耳其支持的亞賽拜然的攻擊時，西方仍視若無睹。同樣，德國人當然也不接受希特勒的這種類比——土耳其人哪裡比得上優秀的日耳曼人？

 

一切都在一九八六年那場「歷史學家爭論」中塵埃落定。哈伯瑪斯和葛拉斯等左派大獲全勝，由此將納粹的罪行德國化、絕對化、不可比擬化。後來，偏左翼的英國歷史學家埃文斯不同意提摩希．史奈德在《血染之地：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間的歐洲》一書中將希特勒和史達林兩個暴君的殺戮相提並論，在他的《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一書中，認為這是「冷戰敘事」。然而，這兩個暴君及其實施的大屠殺和種族滅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希特勒的集中營與史達林的古拉格不分軒輊。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以及數量相當龐大的俄國人、波蘭人和東歐諸民族；史達林也殺害了數百萬計的烏克蘭人、俄國人和東歐、中亞的各少數民族。希特勒和史達林都透過種族或階級滅絕來實現其願景：希特勒要清除歐洲的猶太人，征服蘇聯和東歐諸國，拓展德意志的生存空間；史達林要迅速實現農業集體化，並且往東西兩個方向擴大蘇聯帝國的疆域，實現共產主義的國際化。希特勒和史達林之後，毛澤東、習近平、金日成家族、波布、米洛塞維奇等獨裁者繼續著規模不等的種族滅絕政策。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習近平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具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讓他享有了「習特勒」之威名。

 

「以罪為傲」不是真誠的反省和懺悔

 

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用大屠殺形容毛時代的大饑荒，哈佛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搖頭表示不同意，彷彿他們被嚴重冒犯了。

 

無獨有偶，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在《永遠活在希特勒陰影下嗎？》提出的「不能類比」的理由是：「德國在文化上是一個西方國家，參與了歐洲的啟蒙運動，並有悠久的法治國家傳統。而俄國與柬埔寨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原諒史達林和紅色高棉的罪行。只不過，希特勒及其幫兇們的行為需要用西方標準來衡量。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德國發起的大規模種族屠殺，包括對猶太人、辛蒂人和羅曼人的屠殺，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

 

這裡，溫克勒用「當然」、「只不過」等詞彙完成了價值觀的三次轉折，暴露出他骨子裡揮之不去的種族優越感——納粹大屠殺必須「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而俄羅斯、柬埔寨以及他不屑提及的中國等「東方」的屠殺則有另一套標準。在兩套截然不同的標準中，被希特勒屠殺的各族人的生命自有其價值；但被希特勒、波布和毛澤東屠殺的另一些種族的生命則有另一種價值（次要價值）。納粹的罪行才是「最大」的，而發生在東方和非洲的屠殺是完全可忽略不計的。看來，「被誰殺」比「被殺」這一事實更重要：被納粹屠殺的人有福了，因為有歷史記載你們，有後代的德國人紀念你們；而被東方暴君屠殺的人無福了，你們被埋葬、被遺忘、被無情從歷史書中抹去，而且與西方世界無關（儘管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病毒都是從西方傳來的）。溫克勒的論述，在看似義正辭嚴地聲討納粹的同時，卻不自覺地與納粹思想驚人地「同構」。

 

從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提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區分後，德國與日本對待戰爭罪行的態度的對照就成了一種固化的看法——德國做得很好，日本做得很糟。中國也巧妙地利用這一論述佔據道德至高點，無限誇大作為受害者的悲情。這種看法實在是一大迷思。實際上，日本比德國更「西方」，而德國比日本更「東方」。在戰爭罪行本身以及對待戰爭罪行的方式上，日德對照還有其他維度：首先，日本當然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但日本不曾像德國用集中營的方式大規模屠殺其本國及其佔領國的少數族裔；其次，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反省未必比德國差——儘管沒有一個日本政客向布蘭特那樣下跪，卻有日軍將領更勇敢地剖腹自殺，戰後日本的反戰運動也比德國更聲勢浩大且持久。

 

在這場漫長的「認罪」比賽中，長期被不公正對待的日本，終於有人敢於打破沉默、發出異議——長駐德國的日本記者三好範英敏銳地發現：二戰後國際社會對納粹的倒行逆施大加撻伐，讓德國知識分子受盡折磨，而為求得心理補償，就是以自己克服過去並付出清償為傲，這應該也是一種不自然的情感面向。德文有個詞叫作「以罪為傲」（Schuldstolz），只要是因戰爭而來的一切，都由德國承擔道歉。雖然聽起來很矛盾，但是身處其中的德國人堅信自己徹底「克服過去」，並獲得了道德上的高度，也因而產生了所謂的「贖罪的意識形態化」。由此，德國人完成了由「自虐」到「自傲」的轉化。

 

德國人習慣於居高臨下地批評日本、教導日本「重視人權」（他們甚至認為，中日之間的所有爭端，錯的都是日本），似乎冠冕堂皇。但三好範英在《德國風險》揭露了這背後極為幽暗的心態：「對德國人而言，只要不斷重複德國在『克服過去』所做的每一步努力，正是世界的楷模，而日本仍然邪惡，就會不時挑起這種扭曲的優越感。藉此，一再因為納粹的過往而被人譴責的德國人，發現了『在道德上比自己更低劣的日本人』，或許也就找到了回復平衡的精神機制。」

 

我認為，納粹的大屠殺與種族滅絕，既有「德國特徵」，又有「普世意義」。納粹的種族屠殺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說法並非弱化納粹的罪行，而是在一個更為寬廣的大歷史視野和人類整體的高度上看待納粹大屠殺及其他類似的屠殺。

 

將納粹、國民黨與共產黨釘在同一個歷史恥辱柱上

 

「反法西斯」的宣告，在德國和全球範圍內，都讓人無可挑剔。然而，諸多打著「反法西斯」旗號的政黨和運動，並非為了反法西斯，而是通過打法西斯這隻「死老虎」來樹立其話語權力、政治正確及統治合法性。

 

比如，共產黨統治的東德從歷史中得出的教訓不是反極權，而是「反法西斯」，他們將柏林圍牆命名為「反法西斯防衛牆」—儘管牆的那一邊並沒有法西斯，儘管他們自己像法西斯那樣在牆下任意射殺無辜平民。

 

又比如，二○二○年肆虐美國的「黑命貴」運動中，躲在幕後操縱的「安提法」組織—英語「antifa」起初源自德語「Antifa」，德語中「Antifa」為「antifaschistisch」（反法西斯主義者）之縮略語。專門研究安提法的歷史學家馬克．布雷指出：「不要忘記他們自稱為革命派。他們是超出了傳統自由派-保守派政治光譜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他們是「黑命貴」運動中最暴力的一群人，他們造成了數百個平民和警察的傷亡以及數十億的財產損失。

 

而那些聲稱反法西斯的左派政客和文人，一遇到還活著的、升級版的法西斯—中共政權—的時候，立即瞠目結舌乃至滿臉堆笑。我在十多年前訪問德國時，曾當面將劉曉波和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交到德國總理梅克爾手中—十多年之後，我逐漸知道這樣做是「明珠暗投」。梅克爾一直穩穩當當地執政，讓她的導師柯爾時代的「德國的歐洲化」悄然轉向「歐洲的德國化」；然而，與此同時，比一百萬穆斯林難民湧入德國而產生的「德國的伊斯蘭化」之隱憂更嚴重的卻是「德國的中國化」。梅克爾的親中政策超過其前任施密特和施羅德，儘管她像兩位前任那樣肉麻地恭維中國，但她讓德國的經濟繁榮完全仰賴於中國的奴隸勞工和畸形市場，因而對中國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不置一詞。

 

梅克爾讓德國的經濟繁榮完全仰賴於中國的奴隸勞工和畸形市場，因而對中國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不置一詞。（美聯社）

 

二○○九年，我兩度訪問德國之後完成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一書，比較德國和中國現代化道路之異同—我在二○○八年北京奧運會的窮奢極慾中，看到了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會的影子。當年，戈培爾向德國人公開喊話，要大家「必須展現出比巴黎人更優雅的面貌」。果不其然，訪客們「都對德國的國力與年輕人的熱情感到印象深刻，被戈培爾的宣傳手法給蒙蔽了」。批判納粹的作家威利．布蘭特寫道：「誰不會被那種氛圍給打動？所到之處，只見年輕人都是笑容可掬，各種新的紀念性建築四處林立，經濟繁榮無比，而這一切都足以印證納粹的施政成功。歡騰的觀眾絕對不會受到任何反對聲音的打擾，集中營裡的哭喊聲以及受迫害者死前的慘叫聲，是不會傳到體育館裡的。」之後，納粹德國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用再多說了。

 

同樣，我在北京奧運期間的半軟禁狀態中（可以在小區內散步，出小區必須乘坐警方的車輛，且不得進入奧運場館附近）寫作這本德國主題的書，我看到了中國正在沿著納粹的道路高歌猛進。這種儒家天下主義加上共產極權主義的路徑，不是始於習近平登基，而是始於二○○八年北京奧運。我奮筆疾書，大聲吶喊，卻無人傾聽。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之後，中國在納粹化的方向上加速行駛，而我的人生也發生了若干劇變。因零八憲章，劉曉波被捕並被判重刑，我逃離中國、流亡美國。然後是劉曉波「被肝癌死」，以及揭露中共暴政的「證詞」寫作者廖亦武成為有史以來在德國最成功的華文作家—與此同時，德國的反美傾向，以及德國與中國的「準盟友」關係，日漸明晰。用三好範英的說法，「懷抱著東方憧憬的德國，其實是對自己曾是大陸國家的再發現」；而用我說法就是，中國之於德國是一面鏡子，德國在中國的身上發現了同樣有濃得化不開的帝國情結的自己。

 

十二年之後，我在原書稿的基礎上增補了若干新的材料和晚近十二年來發生的事件，讓全書更為豐富與鮮活，並更名為《德意志的美與罪》重新出版。美與罪，是德國文化和德國精神中深刻的二元對立，是晚近五百年德國歷史中的二重奏：新天鵝城堡堪稱人間仙境，卻又是自殺勝地；華格納的歌劇宛如天籟之音，卻成為納粹閃電戰的背景音樂；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字字珠璣，卻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被演繹成殺人哲學；納粹的軍服讓穿上的官兵顯得英俊瀟灑、神采飛揚，卻不能掩飾他們的鐵石心腸、殺人如麻……如此美，如此罪，美與罪，剪不斷，理還亂。

 

當年，我在書中所作的預言一一實現，我卻絲毫沒有高興之意。十二年前，我在書中的警告，至今仍未過時：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台灣，剔除來自德國的浪漫主義、絕對主義、集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乃是民主化、民主鞏固和轉型正義的必修課。

 

在為禍中國的共產黨和為禍台灣的國民黨身上，既有蘇俄共產黨的烙印，也有德國納粹的陰影。唯有將納粹、國民黨和共產黨釘在同一個歷史恥辱柱上，德國人、台灣人和中國人才能真正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美與罪》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