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粹 转自《新三届》
1958年林昭与甘粹在北京景山公园高阁下合影。 房文斋 摄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您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这是林昭写的歌，是她教会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这首歌给了我力量。现在看来她是写给我的。”
我与林昭的相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大中文系分管新闻专业的副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仍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人大老师中有个右派叫杨纤如，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伞》。我们这些学生右派就与杨纤如一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那时我对林昭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调干生考入北大的，听说人们批判张元勋时她为其在北大台上进行辩护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05名新闻系学生全是调干生。到了三年级1957年时，反右运动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赵培兰，她爱人李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陪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记者代表团在日内瓦开过会。有个星期日我与同学张起良到李庄家里去玩，李庄当时回来给他的小孩带了几个玩具汽车，有个玩具汽车走到玻璃桌边掉了下去。
李庄当时对我们说，你不要看现在报纸上写得很热闹，马上要反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好了。其后才知这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人民大学便不说话，不提意见，也不贴大字报。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在老师、学生中打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但给人民大学的右派指标是400名，我是被补充进去的。补我进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们新闻系有个副教授叫汪金丁，写了篇论文，他准备通过这篇论文转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过布告栏，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论文宣读会的通知后就参加了。宣读会那天，会场第一二排坐的全是专家教授，宣读会由一个讲师主持。汪金丁将自己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宣读后，前排的专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让谁去评讲时，一个女学生在后面举手说：“我可以发言吗？”主持人无奈地让这个女孩上去发言，没想到女孩上去将此论文批得狗血喷头。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参过军，去过朝鲜战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时我打内心佩服这个小女孩。
这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期、反右会上讲的意见非常尖锐。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学生会城里片的秘书长，学校当时组织辩论会，党团员不出面，辩论会由我组织。辩论会上左派们一个一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此时林希翎问我：“我有没有发言权？”我就安排她第七个进行发言，但她一发言左派们就吹口哨，并抢了林希翎的麦克风。
林希翎当时因和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所以她手里拿着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这个报告当时绝对保密，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说，千万不能让她念此秘密报告，于是左派们就上台来抢。我当时实在看不过眼说道，你们抢麦克风，还把人家推下台，你们还讲不讲民主。就是这句话，1958年2月14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于处分，继续留校学习。
我认识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后。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是1932年生于苏州的，1949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17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并安装在她的房间里，每天还给她把火生起来。
我记得林昭那时喜欢看明清的线装笔记小说。她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两首诗，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鸥之歌》。她写了反复修改，改了就让我看并且念给我听。林昭当时还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那个时候学生食堂里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加一些咸菜。她每次吃包谷面窝窝头实在吃不下去，我就给她买来肉丝炒白菜。我们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学金每月25元，每月我们用七八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东四那里去买广东饭馆里的广东肉丝让她吃。
由于生活上的照顾，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需改进之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声，慢慢将我们拉到了一起。白天我们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俩就坐在一起谈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真是同病相怜，苦中作乐。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还到公园去，在那里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谈人生，谈理想。
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
我1932年出生于湖北汉口，与林昭同岁。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后，我以调干生身份在200多名保送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人大新闻系。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互相依恋、爱慕，可以说完全是反右运动将我们这两个年轻右派的心连到一起。林昭有个同学叫倪竞雄，这个人还活着，在上海，他是个编剧，他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们。他给我和林昭两张话剧票，我们就一起去看话剧。就是这个倪竞雄将林昭介绍给了我，挑开了我俩心中的秘密。
这时正在大炼钢铁，人民大学也烧起了高炉，我们右派分子都排在晚上值班。消灭四害，打麻雀，全北京的人都疯了。后来每到礼拜天，林昭就带我到北京灯市口基督教堂去做礼拜，“文革”时这个教堂被红卫兵拆了。
去教堂做礼拜，我才知道了基督礼拜的过程。一进门给每人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赞美诗》，然后由牧师主持，全体起立由唱诗班和牧师带着大家唱赞美诗，那种气氛很美好，在那苦闷的日子里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完全超脱的境地。
我原先以为教堂里可能都是老头老太太们带孩子们去，没想到这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说明人们已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去到那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林昭的思想有些偏执，我说你不要去硬碰，这是鸡蛋碰石头，可林昭不听，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我们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舒服，系上就给我打招呼，说我们谈恋爱是给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将这话告诉了林昭。林昭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怕什么！她说，好。于是她与我手挽着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大的校园里走进走出，故意让人们看。由此可以看出林昭的性格。
1959年8月，我给新闻系领导谈我要与林昭结婚，当时在场的有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章南舍和一个女的。我给系上谈我与林昭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我和林昭分配到一起。章南舍说，你一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呢？因为事前我与林昭谈恋爱他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没有听他的，所以认为我们是抗拒改造，不予我们结婚。并且这时到分配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了，他就故意将我分配到了新疆，9月1日前让我离校。
那是1959年9月26日，我被迫要发配到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站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撕裂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至今还记得林昭当初的话：
“阿三，我爱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也没有见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但所有这些对我已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吗？”我激动地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林昭也流着眼泪，我们脸贴着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像箭一样刺穿我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开来。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三，你不能走啊！”生性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炽热的泪水扑簌而出。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我的泪水也夺眶而下，我也在哭啊！
火车的轰鸣将我们从悲痛中唤醒了过来，我不得不离开了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来北京找了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给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打了招呼，学校就批准林昭回上海养病。
我坐火车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处尾亚，又转汽车坐了3天到了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就是1959年的国庆节。到了新疆将我分到了在焉耆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在焉耆招待所我听到很多从农场跑出来的人说，农场里苦得不得了。我听到这个话害怕了！我掉头回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卖掉了我过冬的棉衣和行李，又坐汽车回到了尾亚，再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大哥家里。有一天我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找林昭。她住在二楼一间房里，当时她母亲和她妹妹都在，但她母亲对我很冷淡。坦率地说，她母亲对我们的恋爱是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她不能让右派女儿再嫁一个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林昭每天都陪我在上海的外滩逛马路，转黄浦公园，我们坐在椅子上交谈，星期天我们还去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做了礼拜。然而上海之大，却没有我甘粹的立锥之地，这样我只有再回新疆。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后，我大哥给我置办了行李，我就又回到了新疆。
与林昭分别之后
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是塔里木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我去后将我分到了管制队，这里面全是被监督劳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每天被用枪押着劳动。我们当时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从天不亮上工，一直干到月亮出来才收工。这里10天一个大礼拜休息一天，在这一天中还要搞义务劳动，到戈壁滩上去挖柴禾或挖甘草，只有五一、国庆节才有个整天休息的时候。
我刚去时还可吃到46斤定量，可是后来就减到了18斤，但三扣两扣根本吃不到18斤了，出工后我们就去挖野菜吃。三年灾害时我们管制队饿死了很多人，有两三百人。那时的人们，先浮肿然后引发其他病死去，有些队差不多全部死光了。但队长和炊事员不会死。
我没有饿死多亏了我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哥那时在上海，给我寄来水果糖和饼干；我妹妹那时在云南，还给我寄过猪肉，但我收到后没有走到宿舍就给吃完了。后来我哥哥和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一次全国粮票，这样我用全国粮票每天可以多吃一个馒头。
我在这些日子里，每到星期天就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书，说我的右派是冤枉的。并且每个星期至少给林昭写一封信，但到了1960年就没有她的音讯了。我给她妈妈和妹妹写信也不回信，现在才知她是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右派师生办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写文章被逮捕了。
后来我们连队有个上海学生去上海探亲，我就托他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去打听林昭的消息，这个上海学生再没有回来，但他给我回信说，林昭病重住院一时出不来。此信我是看懂的，她凶多吉少可能被逮捕了。
1968年5月1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林昭穿着白衣，戴着白孝，扶着棺材朝我走来。我当时很奇怪，林昭的面容怎么那么清晰，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就去问一个和我一同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因为在统购统销时给他母亲买了五斗谷子，被抓住判了刑，刑期满后留场的。老和尚说，人的梦是反的，林昭结婚了。我听后非常伤心，后来才知林昭是1968年4月29日被枪毙了，她是来给我道别的。
我和杨运冲在1969年3月17日从农场逃跑了。我们事先做了准备，买了一斤饼干、一斤伊拉克蜜枣，那天收工后我们躲在沙包后面，等到天黑跑的。当时警卫管教追我们时，实际上我们就在他们跟前。我们为了不被渴死，一直沿着塔里木河走，戈壁滩上每隔5公里有一个地质测绘用的三角架，我们就顺着三角架走了50公里到了尉犁县城，在县城里吃了点东西，休息到天黑又从尉犁县到了库尔勒。在库尔勒我们看见了追我们来的警卫，但警卫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从库尔勒坐上汽车到了焉耆，然后从焉耆到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国务院招待所进行上访。这里的程序是登记、排队，然后约你。我告状说，我于1968年以前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还一直将我关押在劳改队里。但给我的答复是，让当地解决。他们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可当地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于是我就在乌鲁木齐当了盲流，以照相为生。
我买了个假证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农兵照相馆”，到农村照相挣钱。我照一张相收一元钱，别人一个胶卷照16张，我能照17张、18张。刚开始还提心吊胆，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照到了国防公路边上，主要在内心想探一下这里的虚实，准备逃到苏联去。
在这里我被抓了。那些人吊起我来打，说我是苏修特务，我被打得实在没法就承认自己是苏修特务。那些人将我押到新疆建设兵团师部，在这里我说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说的全是假的。他们开头不相信，我就拉起衣裳，让他们看我伤痕累累的身体，并说我是四川万县的盲流，名叫陈永清，陈是我母亲的姓，永清表明我永远清白。可他们到万县调查，没有这么个人，我又说我是四川奉节县的，他们又调查还是查无此人，于是就将我长期关押不放。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我是农二师的牛鬼蛇神。我被押回农二师管制队后他们并没有整我、打我，因为劳改队最怕犯人逃跑，他们就以我为活生生的教材在大会上作检讨，说甘粹这么有本事、这么聪敏的人，都走投无路，被碰得头破血流，你们其他人逃跑到外面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后来有个体会，虽然我出去后自由了，但我精神上并不自由。每天住店两元钱，三顿饭、买包烟、买胶卷，每天开支差不多需10元钱。
这样，我就在管制队一直待到了1979年。 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我同班同学陈敏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她的丈夫就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她给我来信说中央51号文件给右派平反，让我赶快到北京来。
我是1979年2月到了北京的，我就住在陈敏家里。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处理是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恢复党籍，但工作要自己找。于是，我就托钟沛璋将我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当了编辑。干了两年我就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了资料室主任，一直干到1992年离休。
我右派改正回到北京后，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部门打听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负责此事的人说，林昭的右派属于错划，改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别处理。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许觉民，他的爱人张木兰是我人民大学的同班同学。1980年的一天我在张木兰家里碰见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这时我才知道许觉民是林昭的堂舅舅，也知道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杀了。
我刚听到林昭被枪杀的消息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虽然对林昭的死早有预感，但我还是止不住眼泪任其汩汩地流了出来。
在那个晚上彭令范又给我讲述了她姐姐的情况，并拿出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手捧这封判决书，心想这世界难道容不下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才36岁呀！我好似听到林昭那充满义愤的《啊，大地》：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林昭曾经说过：“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用鲜血凝成的诗明白地昭示：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1980年12月11日，林昭北大的同学中国新闻社王谨希（女）和新华社陆佛为这对夫妻，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找了个小会议室给林昭开了第一次追悼会。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林昭的教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林昭的同学林斤澜、倪竞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谨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80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悼念筹备组还收到上海、苏州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30余份，挽联和挽诗30余幅（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出了挽联。香港还报道了《不寻常的追悼会》。后来林昭北大的同学和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在苏州灵岩山给林昭修了墓，放了林昭的头发和过去的东西。
林昭的骨灰是《女篮五号》的导演刘群的女儿收起来的，放在上海嘉定华亭息园公墓里。刘群的女儿把此秘密告诉了彭令范的好友许宛云后，许宛云在息园设法领出了林昭和她母亲的骨灰，才正式地在苏州灵岩山落葬。
我手边如今只有一张我和林昭在1958年摄于北京景山公园的照片。我在新疆逃跑时烧了我所有的照片，唯独这张照片我寄给了四川万县的老战友杜之祥，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又将这张照片寄给了我。我和1988年结婚的夫人周萍萍参加了林昭骨灰的落葬仪式，在仪式上我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深沉的歌曲：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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