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此“病夫”非彼“病夫”
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引发中美外交风波、导致《华尔街日报》3名记者被驱逐出中国。针对“病夫”引发的争论，德国之声采访了《病夫、黄祸与睡狮 : “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一书的作者、台湾学者杨瑞松。他指出，北京在用民族主义转移焦点。
《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引发外交风波
德国之声：杨瑞松老师，中国官方为何对“亚洲病夫“或者是“东亚病夫“这个词这么敏感？您认为《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吗?
杨瑞松：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原因。和现实比较有关联的一个层次，可以从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孔杰荣先生的文章说起。他作为研究法律、政治的学者，刚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里面提出，中国政府以这样标题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来进行焦点转移。这是从政治学角度的观察。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西方评论用”sick man”（病夫）这个字眼评论任何国家，最有名的是19世纪中期的奥斯曼帝国，指其是”the sick man of Europe”。运用到中国，主要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各国都没有预想到大清会被崛起的日本打败，很多评论开始把用于形容奥斯曼帝国的”sick man”比喻，开始用在大清国身上。有趣的是，当时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最有名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很快就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译出了这个词，他们也基本上认同这样的评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sick man”，所以一直强调大清必须要改革，要不然就会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到19世纪末时，这个讲法被介绍进入中国，而清朝的改革派思想家也都接受这样的评论，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诊断”是正确的。一个转折点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强调改造国家要从改造国民开始，也包括尚武论，谈到中国国民身体素质太差。当时他在这段中有一个结论：”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所以说，在梁启超那里，”病夫”这个词从讲一个国家延伸至国民。
可到了后来，随着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这两个就被混在一起，在中国境内发展出来的第二个层次的意义，被认为洋人就是在骂中国人，从”中国是病夫”变成了”中国人都是病夫”。
那时西方媒体有时会写道，”China is the sick man of the East”，不大会用到”East Asia”,倒是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位作家曾朴用”东亚病夫”自嘲，甚至写在墓碑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东亚病夫”衍生出第二个意涵，但很多人还会认为这是正确的讲法，不认为这是西方害的。可是慢慢后来，这就演变为西方的嘲笑，甚至联系到西方过去卖鸦片给中国、残害中国人的身体，现在又用邪恶的字眼嘲笑中国人，这时候，”东亚病夫”的含义就发生了翻转。
再后来，包括整个教育体制和政府宣称，特别是很多电影的推波助澜–李小龙折断东亚病夫的牌子、（有关）叶问、霍元甲的电影都在重复类似的桥段，来洗刷证明所有的中国人不是病夫。而起初英文的表达方式，我看到的西方重要文献，讲的都是”China is the sick man” (中国是病夫），主语都是China(中国)，是一个政治譬喻。前几年希腊财政危机，（媒体）也形容希腊是”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英国也被这样称呼过。
只要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新闻标题就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述。而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弹，还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在整个中国，从梁启超开始——尽管梁启超当时的用意是自省，该讲法就变成了对仇外意识的强化。
德国之声：《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也是在写中国的主题，且不论本文作者是否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中国人自己把其理解为西方对东方的歧视，但他使用这样的标题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
杨瑞松：（开玩笑地说）他应该读我的书啦。应该知道，中国国内对这个词的解释已经完全脱离了西方的脉络。不过，话说回来，西方也有一些读者站在中国一边，认为这个标题取得不好，特别是在疫情节骨眼上，很容易引起误读。但其实你观察整个西方、谷歌一下，就会发现，”sick man”作为标题谈过太多国家了。唯一在中国，这个含义在20世纪初被扭曲，被创造出另一个含义。这个变为了文化上的落差。
孔杰荣也在他文章里谈到，中国政府也乐得用这样的东西，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这篇本来是在批评政府的一些问题，而现在把文章导向种族主义，其他的问题就不用谈了，变成了这样的操作。
德国之声：中国外交部这次的回应中有几个引人注意的说法，包括”面对恶意侮辱抹黑，中国不做‘沉默的羔羊’”，还有”有关评论文章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或是“我们需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
杨瑞松：在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挂帅，特别是89年以后。以前那种”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的说服力基本上是有限的，而民族主义百年来一直都有效，是一种情绪动员。
这一点，你想必也有体会。台湾的历史教育也继承了一些这种”受害者叙事”（victim narrative)，整个近代史就是一个受害者的叙事故事。在这种历史意识的熏陶下，一直强调西方的负面性，后来还有日本。基本上，所谓的外来帝国主义者都是不怀好意的，二元对立式地看待中国与外来世界的关系。从文化交流、文化互动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比较简化了的关系……。
我刚才漏讲了一点，为何”东亚病夫”这个说法会在民众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不要忘记2008年北京奥运，很大一个口号就是要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还是诉诸于用身体来证明不是病夫。
如果一直强调民族主义，作为所谓”凝聚力”的话，那么这种叙事（受害者叙事方式）的消失很困难。……毕竟，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
德国之声：有记者反应，3名被驱逐的记者与该文章无关。中国外交部则坚持《华尔街日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您怎么看这种回应?
杨瑞松：一年多以来，美中之间有很多矛盾、冲突。最近的是，美国将驻美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孔杰荣文章里也谈到，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北京方面）找三个记者开刀，也许只是借这个议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反击。
德国之声：您对专制威权的中国政府谈中国脉络下所提出的种族歧视和言论自由发言有什么想法？
杨瑞松：我还是可以借孔杰荣的那篇文章回应。他提到了，中国也应该检查自己本身的种族问题，我们回到《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没有种族问题，是有人在读标题是将China（中国）解读为Chinese（中国人）。……文章本身很清楚，是一个政治评论。我相信这是编辑帮他加的标题。就像我之前讲的一样，”sick man”是一个很常用的标题。前几年，我也听到过德国媒体这样称呼德国”sick man of Europe” (欧洲病夫）。
我主要是作为一名学者，提供自己的观察。中国一些学者、甚至媒体，实际上也引用过我的文章，进行自我反省，但这个毕竟不是主流认知。而中国政府的反应，一般人民就会认为是这个意思，毕竟受到过去以及电影的种种影响，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杨瑞松是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他也是《病夫、黄祸与睡狮 : “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一书的作者。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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