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李文亮医生，他的委屈与普通

李文亮之死引爆中国舆论

李文亮医生去世十几天了。他的离去激起的愤怒，对他的同情、支持与关注，还在持续，同时，所谓调查也还在持续，他身上被泼的污水仍还在。

一个本来很普通的医生，一件本来并非很不寻常的事情，激起了汹涌的悲愤之情，引起人们很多的思考。

■李医生之委屈

人们愤怒，因为李医生原本很普通，他做的事情也没什么太特别的──他只是在微信群里报告了一件他认为潜藏着危险的事情，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提醒朋友们注意，也表示了不要广泛传播的意思。

但是他因此惹祸上身，被单位谈话，被警方传唤并“训诫”。随后，他就在工作中染上他发出了警告的那危险的病毒，住院后将近二十天，即使国家公布疫情后也又经过了约十天，才确诊他染上了新冠病毒肺炎，然后，不到一周即身亡。

无端惹祸。染病身亡。在疫情肆虐的环境背景里，事情这样两次急转直下，这让无数在疫情中苦熬的人们，怎么受得了。

将心比心，人们固然愿意岁月静好，不想多惹麻烦，然而，生活中的事情很难说──你可能路见不平，可能眼见不公、腐败，可能权益被粗暴侵犯、权利被强硬剥夺。你端着自家的碗，自食其力，也总免不了有如鲠在喉的时候，免不了有恨不得骂出口的冲动，可是你清楚知道，你不可以触到某一红线，你嘴上要有把门儿的。但是──多么恼人的“但是”──关注疫情的人们，都渐渐地意识到，李医生等“八君子”发出警告，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党政官僚及其喉舌可以不认，人们对此毫无异议，但是，这八位医生，硬是被警察粗暴地堵住了嘴，而受了莫大委屈的李医生，不仅含冤受屈，而且直到以身殉职，身上还满是污水，这让他们怎么受得了！

人们不平。人们悲愤。当忍无可忍，即无须再忍。

尤其是，李医生患病后，鉴于疫情日益严重，官方的调子似有放松的迹象，但并没有认错，恰恰相反，他们还在坚持错误。

放松的迹象来自最高法院，其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文章称，八位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客观上有一定积极影响，执法机关应对这样的“虚假信息”保持宽容态度。

何为“并非完全捏造”？那分明是说，他和其他几位医生确有捏造，只是可以宽容些。

何为“保持宽容态度”？实际上，警方对民意一向“保持”的是警惕或敌意，很少宽容。

然后，李医生去世后，当地警方面对严厉指责，仍在坚持，他们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再然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谈及李医生，态度较为温和，说“李文亮是尽心尽职，尽力保护人民的好医生”，“他作为医生在具体个案中产生警觉”，“但政府决策要基于更可靠的证据及科学依据，需要考虑更多”，“存在不同看法或无法达成共识”，“李文亮更早认识危险正在逼近，而一些人反应没有那么快”。

崔大使此人，在美国履行职责，即使本性如“战狼”，也须有比较特殊的表现，他对李医生的看法，还算公道。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警方对于“不同看法或无法达成共识”，对方不可以“固执己见”，而他们却可以用不着摆事实讲道理，可以坚持己见，可以“训诫”持不同看法的公民。崔大使再能言善辩，恐怕也难以说得清楚，这是何道理──美国警察也是这样管制美国的公民么！

李医生没有丝毫的捏造。他只是还不大清楚新病毒与SARS病毒之间的区别，但他意识到新病毒已在肆虐，他身为医生，要提醒朋友注意。那些警察，他们办疫情“谣言”案，而“谣言”居然出自医生，那么，即使奉命办案，也该有些谦虚的态度，但他们，其实并不在乎是非曲直，他们奉命在地方“两会”之际维稳，对医生也同样教训一番，根本不在话下。他们或许还算温和，或许蛮横粗暴，而他们的“训诫书”，是那么咄咄逼人──

你要“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

“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对正常人而言，这话盛气凌人，分明是一堆混帐话！

李医生在微信群里向朋友报告危险，据说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李医生也许有心据理力争，但那样的话，他得到的恐怕就不是区区一纸“训诫书”，他可能会因为“态度不好”而被更严厉地处罚。

李医生对之以“能”，答之以“明白”，但是，在网上看到那一纸“训诫书”的人们，都可以体会，李医生写下他的回答时，心里是何等的委屈！

公安当局给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

那一纸“训诫书”，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李医生是否能够得到公道，不能乐观。

还记得当年死于警察之手的雷洋吗？他的“嫖娼”罪名似乎至今仍在，而可以确定的是，随手轻易弄死他的警员免于起诉。那桩案子的症结就在于，当局难以触动警方的利益，因为那些警员据说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做该做之事而受惩处，则警察国家，国将不国。

委屈的李医生能否得到公道，须拭目以待。

■李医生之普通

李医生无端受辱而委屈，李医生英年早逝，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

人们知道，李医生很谨慎地发出他的警告，却惹祸上身，至死仍然委屈在心，仍在期盼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并且，人们也知道了，在微博上，他曾是爱国爱党的护旗手，是中共党员，他支持香港警察镇压“暴徒”。

于是，李医生的形象，在相当的一部分人们心中打了折扣，而其他的人，可能更多的人们的心中，他这样的普通，就更为真切，更是他们熟悉的普通。

这就更值得我们思考了。

人们说，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有发表不那么正确，或者错误言论的自由。

那么，即使李医生曾说过的一些话，他所持的某种态度，不那么符合自己的想法或立场，那也不应该妨碍我们赞赏他履行医生之责发出疫情警告，更该赞赏他觉悟到“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并对他以身殉职表示敬意。

毕竟，觉悟到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有可能引起某种反思。李医生已经去世，他是否能够有更多的反思，我们不知道──那又怎么样？毕竟，不能强迫他支持或不支持香港警察对“暴徒”施暴，不能强迫他检讨他先前的言行，就像不能强迫他面对疫情发生发出或不发出警告，是一样的。

其实，人在受到委屈的时候，有可能会想得多些，可能会注意或察觉一些先前不大注意的事情或意义，可能会反省，可能会觉悟。自由的意识，异议，或异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若非勤于思考，不会得到它们，然而，往往需要某种触媒，或者，需要某种逆境，来产生其影响。受到压抑或粗暴对待而委屈，也许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生活在大陆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即使遭受什么委屈之类，要能够不随波逐流，要能够独立思考，却很困难。许许多多的大陆普通人，会支持自己身边的维权行为，会声援自己社会中言论受到打压的人们，会同情自由工会的组织者，但是，他们会不由分说地斥责抗议的藏族人、新疆人，激烈地反对香港抗议者，会出自内心地嘲笑或批评被视为“颜色革命”的中东抗议者和乌克兰抗议者。

就在李医生身亡之际，大陆支援了香港一批口罩，顿时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直指“香港这帮废青”为“白眼狼”，与李医生之死的相关议论恰成鲜明对比，而李医生所言之“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其实，如同沙漠里的呼喊，微不足道，甚至，李医生若身体无恙，是否也会加入此类谩骂之阵营，实在也难以乐观。

动笔写此文时，读到一文，《八个月了，你还记得200万＋1的“1”吗？》。原来，李医生去世后近十天，2月15日，乃35岁的香港青年梁凌杰离世八个月的日子。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拒绝将其撤回，之后，梁凌杰登上金钟太古广场楼顶平台。他身穿印有“林郑杀港 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衣，身旁一幅横额，写着“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他与警方对峙四五个小时后，坠楼身亡。

第二天。二百万港人反送中黑衫大游行，号称“200万＋1”──“这个数字，可能对不太熟知事件的外国人来说相当奇怪，但没有香港人不知道这‘1’的意思”。可以说，黑衫成为港人抗议的标志性穿着，年轻抗议者相互称“手足”，都与此密切相关。

香港警察暴力执法

香港警察的确有过辉煌。当年，他们面对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示威者，其表现，令世界舆论大为赞叹，甚至被他们制服、拘押遣送回国的韩国示威农民，也对他们深表敬意。然而，事过境迁，如今的香港警察已脱胎换骨，不是当年的香港警察了。他们现在被中共及许许多多的大陆普通人热捧，决非偶然。

港人这样说出他们的心声：“香港人愤怒，是因为大家不必专家知识都清楚知道，一个只是站着的市民不应被面喷胡椒喷雾；已被按在地上的示威者不应继续被棍打头部；用脚踢跌市民不是叫‘推开’；警方不公平保护市民，大家就只能自卫，而当大量警察犯法，就不可让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都是不需什么学术理论都能清楚看见的判断。”

究其源，溯其因，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先前不合法的绑架可能合法化，港人的自由权利受到大陆司法审判的威胁，感受到莫大的恐惧。港人奋起说“不”，于是，被面喷胡椒喷雾，被棍打头部，被用脚踢跌，甚至被围在狭小空间里凶狠殴打，甚至遭当胸枪击，还被大陆人骂得狗血喷头。

这些，与李医生的故事看似不同，其实质却是一样的。

梁凌杰，李文亮，都是普通人，本应是“手足”，相煎何急。

数十年来，港人对大陆民众的抗争，感同身受，支持不断，令人感动，而大陆许许多多的人们对于港人，其表现实在令人汗颜。

事情不复杂，道理很简单。不过，大陆的普通人面前竖着一道高墙，还有党专政下党文化布设的重重迷雾。李医生们即使翻墙出去，注册了外面的社交媒体，也未必能看得真切，看得明白。

尤其是，大陆的普通人中，有一批比警察们更普通些的不那么普通之人。他们负责维护网上高墙，负责弹压墙内异议，干着删帖封号的勾当，十分起劲。他们心不发慌，手不发抖，看似热血实为或冷血，以消除多元思想、维护“舆论一律”为己任，为虎作伥不以为耻，反而貌似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对自由对民主、对包容不同声音，根本不屑一顾。

这样来看，李医生很普通，但是他做了不那么普通之事。他的想法，也许因为他的遭遇，不那么普通了，意识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纪念李医生，就是纪念他作为普通人，不安于自己的普通──他不经意地一跃，幸而就不那么普通了。面对强权，他在委屈之中有定力，内心之中有尊严。那么，他若能活下去，能不能更多地挣脱党文化束缚，尽管不得而知，却也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奋力地不那么普通。

党专政下，党文化在大陆社会里已是根深蒂固，要超越它的束缚，谈何容易。

而李医生，他毕竟有所觉悟，那即使有限，也可以激励现在活着的人们。

——《光》传媒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