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所有中国官方宣传的重点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所表现出来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优势」。在他们看来，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在武汉迅速地从平地建起了「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集中收治病毒性肺炎病人的医院，从全国各地调集数万名医护人员甚至殡葬人员前往湖北进行支援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最高领导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集中举国财力、物力打歼灭战的战略优势，他们无知地宣称，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对这样的「将丧事当作喜事办」的无耻思路，除了那些被彻底洗脑的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感到不对劲，网上的揶揄声、叫骂声一片。对比网上不断传来的那些被困在家中有病得不到医治束手待毙的病人及其亲属，还有那些因病倒毙在街头，在官方登记的数字之外的不幸者，那些为了展现所谓的制度优势，在街头举著党旗摆姿势拍照片的所谓服务基层的共产党员显得格外显眼。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仅无法激起普通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和自豪，只是有一种让人们感到被逼吃下一颗苍蝇般的恶心。
绝大部分头脑正常的所看到的，并不是官方所宣传的中国的制度优势，恰切相反，中国的此次疫情能够蔓延到今天这个地步，祸害武汉、祸害湖北、祸害全中国、祸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大众，所有这一切充分暴露了中国目前的极权制度中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最具威胁的那一面。本来在去年12月底就已经被发现和被决策层所知晓的疫情，却在现有的制度下被一片政治上的歌舞升平所掩盖，被中国层层级级的贪官庸吏所延误，被一大堆滥竽充数的所谓专家学者们所耽搁。
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所沾沾自喜的所谓制度优势，说到底就是「集中权力」。是的，在疫情危害全国的今天，集中权力办事的确可以强制性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聊补亡羊之牢，强过无所事事放任疫情继续蔓延。但是人们更不应该忘记，疫情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之今天的规模，也正是拜中国现行的「集中权力」的制度所赐。不少民间高手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嘲弄这个制度为：集权制度放任小事发展为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通过办大事进一步集权。
集权制度之所以习惯于将小灾难发展成大灾难，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在这个制度下，各级官员不对当地的人民负责，只对他的上级负责，因为他的升迁不由人民决定，而是全凭领导人的好恶决定，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讨好领导人，报喜不报忧；在这个制度下，社会大众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任何就危机向大众发出警讯的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损害领导人威信的行为而遭致严酷的镇压；在这个制度下，镇压成为一种本能，一种常态，而专政机关充斥了最愚蠢而有最有权力的一帮恶棍，这种无知和权力的结合非将社会推向危机甚至死亡不可罢休。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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