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大學教授們嚴重左傾，會對學生有哪些負面影響？

文：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

【第五章　獵巫】

（前略）

增進團結還是擴大分歧？

對需要攜手合作或投入戰鬥的團體來說，團結是好事。團結帶來信任、團隊合作和彼此相助，但它也容易造成團體迷思，讓人獨尊正統，對挑戰集體望之卻步。團結有礙於群體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也有礙於群體凝聚團結。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Thucydides）兩千年前就發現這個道理。在公元前五世紀那戰爭與革命頻仍的年代，他講過：「有方方面面了解問題的能力，代表一個人完全不適合投入行動。」

意見不一對學者群體之所以那麼重要，原因正在於此。教授跟每一個人一樣，也是有缺陷的思考者，也強烈傾向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每一位學者都有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問題，亦即傾向積極尋找能確認自身既定主張的證據。大學最美好的特質之一是：若能運作得當，它們可以成為學者之間相互消除確認偏誤的社群。雖然教授們常常無法看出自身論證的缺陷，但其他教授和學生可以協助他們找出弱點，學者的社群因此得以判斷哪些主張經得起檢驗。我們將這個過程稱為「制度性消除確認」（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這裡的「制度」指的是全體學界或學科（如政治學），它保證每份以研究發現為名發表的文章——當然還有經過同儕審查的論文——都已通過挑戰和審查。雖然制度無法保證文章正確無誤，但它的確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制度檢驗的文章，比政黨智庫、公司行銷或你那好發議論的阿伯更加可靠。正是因為有制度性消除確認的機制，大學和學者群體才有仲裁事實問題的權威，所以他們有資格認定某些疫苗是否導致自閉症增加（否），或是為消除貧富兒童成績落差而設計的社會政策是否有效（有些有，有些沒有）。

可是，如果一所大學或某個學術領域的人都站在同一陣線，每個人的確認偏誤都一樣，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會毀了消除確認過程。研究顯示：審到與自身政治立場一致的論文和研究計畫，審查者比較容易接受或通過補助；相反地，審到與自身價值或理念不合的論文和研究計畫，審查者的態度就較具批判性。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很多學術領域從一九九○年代開始發生的事，對今日大學文化產生千絲萬縷的影響。

不令人意外的是，整體而言，教授們立場傾左。藝術家、詩人和愛看外國電影的人也是。與政治左派關聯最強的性格特徵之一是對經驗開放，這樣的人渴望接觸新的概念和經驗，也更有興趣改變傳統安排。另一方面，軍人、執法人員和把房間整理得有條不紊的學生傾向右派（真的，只要掃一眼床頭擺的照片，差不多就能猜到一個人的政治立場）。社會保守派對經驗的開放性通常較低，但責任感較高。他們喜歡事情有條有理、可以預測，他們更可能準時赴會，也更容易看出傳統安排的價值。

所以在自由社會裡，絕不可能每個職業的人都左右兩派各佔一半。教授們通常傾左，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尤其如此。在牽涉政治議題的領域裡，只要不傾左的教授足以讓制度性消除確認繼續進行，就沒什麼問題。左右派人數比在二或三比一，應該就足以維持制度性消除確認。二十世紀大多數時間的人數比差不多也是如此。

圖5.1是教授們（橫跨各領域）在一份調查中自述立場的百分比，上方的線是自認左傾者，下方的線是右傾者，中間則是「中間路線」。左右比在一九九○年代早期大約是二比一。我們找到的研究不多，但能一路追溯到二十世紀中期，結果發現教授們通常左傾、投民主黨，但不同陣營的人數差距不算太大。不過，情況在一九九○年代晚期快速轉變。當時「最偉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的教授開始退休，位置由嬰兒潮世代填補。到二○一一年，左右派人數比已達五比二。「最偉大的世代」的教授絕大多數是白人男性，打過二次大戰，再透過協助他們回到戰後生活的法案接受高等教育。這波學者中有很多共和黨和保守派。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嬰兒潮世代的教授相反。他們在種族和性別上更加多元，可是在政治立場上較不多元。他們很多人深受一九六○年代社會抗議浪潮影響，為了持續推動社會公義和社會進步價值，很多人選擇進入學界，在社會科學和教育領域奮鬥。

牽涉社會公義議題的領域之所以人數比急速變化，這就是原因所在。喬的學術領域是心理學，從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九○年代中期，這個領域的左右派比例是二比一到四比一之間，可是它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後迅速攀升，二○一六年已達十七比一。在人文及社會科學其他核心領域，左右派人數比幾乎全都超過十比一。這種失衡情況在新英格蘭名門大學更嚴重。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唯一例外是經濟學。有一份對教授選民登記的研究顯示：經濟學教授的左右派人數比是四比一，相對算低，政治多元性還足以進行制度性消除確認。

一旦教授之間失去政治多元性，學術研究的品質和嚴謹也會跟著打折，處理政治議題的領域尤其如此。二○一五年，包括喬在內的六位社會科學家曾合寫學術論文，解釋原因何在。舉例來說，當某個領域缺乏政治多元性，研究者往往容易囿於成見，一起鑽進能確認他們共同觀點的問題和研究方法，忽視無法提供這般支持的問題和方法。

教師之間缺乏政治多元性，也會從三個方面給學生帶來負面後果。第一，很多大學生很少或沒有接觸政治光譜另一邊的教授。很多學生畢業時對保守派、政治和很多美國的事理解不清。在川普出乎眾人預料勝選後三天，哈佛主要的學生報在社論中說的就是這點。他們引用哈佛校訓「Veritas」——拉丁文的「真理」——呼籲校方提供更多政治多元性：

追求真理能強化我們的智性生活，這不僅需要我們社群裡的每一位成員能自由辯論政治，也需要我們傾聽存在於我國的不同政治觀點。在校園裡壓抑這類討論，不僅有損我們學校的政治少數派同學，對我們的教育成長也有害。

第二，教師之間沒了觀點多元性，代表學生對政治爭議學到的主張往往「左偏」，與真相存在落差。在很多事實問題上，光譜兩方的見解其實都屬合理（例如：提高最低薪資對雇主雇用較少的低技術勞工影響多大？出生前激素對男生和女生的玩具選擇和遊戲偏好影響多大？）。可是在政治立場同質性高的系所，學生接觸的大多是光譜左方的書籍或研究，於是平均來看，他們可能採取真相的「左」方的立場（舉例來說，他們更可能低估勞動需求的彈性，新英格蘭名門大學的學生尤其如此）。雖然左派觀點有時剛好是對的，但有時是右派觀點正確。一般說來，如果學生能聽學養豐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辯論難題，他們能更接近真相。

由於老師和學生的政治立場在同一段時間變得更加同質，這項問題也變得更為嚴重。根據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對即將入學的新鮮人的調查：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大學新鮮人自認為保守派，這個比例從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很穩定。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自認為「中間派」的大一新生大約一半，可是從二○○○年代早期開始，這個比例一再下降，現在只有四十出頭。而進步派（自認為「自由派」）的比例升高到百分之三十幾。變化速度從二○一二年起加快。

我們並不是說校園裡左傾學生變多本身有什麼不對，但我們的確認為：要發展批判性思考，觀點多元性是必要的。不論傾左或傾右，觀點同質性都會讓一個社群更容易陷入團體迷思，更難以抗拒獨尊正統。如果從一九九○年代開始，老師和學生都是中間派變少、進步派增多，而學生的變化又從二○一二年起加快，那麼我們不難想見：美國大學的文化和社會動力也會產生變化，二○一二年之後尤其如此。

這就是第三個問題，涂爾幹式的問題——有些學術社群（尤其是位在美國最進步區域的那些）可能正面臨相變（phase change）風險。他們的政治同質性太高也太過凝聚，以致產生與大學正常目標背道而馳的集體實體特徵。當集體實體為行動而動員，他們更可能是為了貫徹政治正統，而不是為了容忍對其核心意識形態信念的挑戰。政治同質的群體更容易發生獵巫，在他們感受到外部威脅時尤其如此。

相關書摘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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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
譯者：朱怡康

這是人人為了正義出征的年代，也是飽受憂鬱焦慮所苦的年代
差別只在於：你是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受害者？還是咎由自取的加害者？
而無論何者，每個人都感覺自身安全岌岌可危，個人權利遭受剝奪

當教育方針不斷暗示年輕人「你很脆弱」
我們正親手將下一代推向毀滅之路

為什麼在崇尚自由民主風氣的美國大學校園裡，「走出同溫層」成了一件最危險的事？
因為數十年來，美國的整體社會氛圍持續鼓勵年輕人以扭曲的「三大謬誤」來思考！

什麼是三大謬誤？

• 「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 「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自己的感覺（╳）
• 「我們」VS「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脆弱」的謬誤讓人們誤以為應該要避開受挫的風險，一切「安全至上」，包括情緒上的安全感；
▶「情緒推理」的謬誤引導我們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陷入負面回饋循環；
▶「我們」VS「他們」的謬誤則把人分為「我們」與「敵人」，而「我們」才是唯一的正義。

當人心對立，民粹崛起，假新聞紛至，大型社會衝突不斷
「三大謬誤」取代了理性思維，「安全至上主義」成為校園的最高指導原則
與此同時，全國性的青少年情緒疾患比例不斷創下新高
新世代人類該如何重新打造強壯的心理素質？

2017年，柏克萊大學校園爆發左派學生對右派講者的演講抗議，1500名示威者湧入，引發流血暴動；同年的夏綠蒂鎮事件裡，一名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開車衝進左翼團體、少數族裔人士串連的遊行群眾中，當場輾斃一名示威者，十九人受傷。

早在數十年前，三大謬誤便已為龐大的玻璃心世代埋下種子，逐漸在美國人的日常與教養經驗裡生根。如今，它們更激化了社群中的批鬥與獵巫文化，使公共事務討論難以進行，在川普當選後，這樣的現象愈發嚴重，仇恨言論四起，連帶加劇校園衝突。

本書乃美國最具權威性的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偕同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家葛瑞格・路加諾夫振聾發聵之作，他們指出，安全至上與過度保護主義正侵蝕美國高等教育以及它們最珍貴的民主，腐蝕言論自由的根基，甚至催化了極端民粹。對此，兩位作者從自身專業領域出發，包括道德心理學、認知行為療法（CBT）與言論自由等相關學說，探究了自2013年以來，美國的多起重大校園事件與高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改變、社群媒體崛起、川普上任等變化之間的交互關係，抽絲剝繭地檢視了近年來新世代人類心理以及國家未來面貌的走向，並提出珍貴的建言。

本書架構

在第一部分，作者詳細闡述了自2013年起席捲大學校園的「安全」文化，並說明如何學習辨識三大謬誤。除此之外，這部分也介紹了認知行為療法（CBT）的關鍵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銷重大謬誤的不良心理後果。

第二部分是三大謬誤造成的不良實例，並從社會學角度討論獵巫和校園暴力。作者解釋，由於大學的核心使命是教育和研究，若因立場相左而拒絕溝通討論，將導致大學功能失靈。本部分亦檢視了美國大學中逐漸增加的罷邀講者、嗆聲文化，探討新流行的「言論即暴力」觀念，並解釋這種觀念為何有害學生心理健康。

在第三部分，兩位作者剖析了從2013到2017年的大學變化成因，並以六條線索循序漸進：

1. 美國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
2. 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學生因此更自認需要獲得保護，更容易接受三大謬誤；
3. 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時期早已變得更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卻被媒體放大，加劇家長與孩童的恐懼；
4. 基於上述恐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若要長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兒童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
5. 校園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保護學生的任務無限上綱；
6. 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正義的定義與看法卻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在第四部分，作者對家長和老師提出建議，希望他們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新世代。同時，他們也對大學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提出忠告，建議他們將其運用到生活之中。

本書特色

繼《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之後，美國最受歡迎的社會心理學家兼公共知識分子 強納森・海德特全新力作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The NewsLens关键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