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喜的进步：从“三个停止”到“四个不支持”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一行5人，于7月1日、2日 在北京再次举行接触，进行了坦诚、宽松的会谈。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了达赖私人代表。杜青林在讲话时表示：“达赖要是 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 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统战部负责人对新 华社记者说：“可以说，中央‘四个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重要进展。”
从 前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到现在的“四个不支持”，毫无问题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我在两个月前发表的《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曾经呼吁 “取消‘三个停止’”（希望达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认为“‘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 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因为坚持“三个停止”，意味着把达赖看成是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首恶和黑手，在这 个前提和基调下，要取得积极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四个不支持”就不同了，它承认达赖没有参与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活动，只是希望他不要支持这些 活动。这就为下次接触和进一步的协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 是，在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依然有着不和谐的音调。他说：当时提出“三个支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完全必要的。‘四个不支持’是 ‘三个停止’的具体化，更加具有操作性，更便于达赖方面接受，也是我们为使接触能取得积极效果向达赖方面释放的善意。”这几句画蛇添足的解释，使我想起过 去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在最后平反改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一类的话：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当时批判你也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你。这种自 命始终正确的思维方式，只能贻笑大方。当然，以“四个不支持”取代“三个停止”，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关于“三个停止”的自我解嘲，还不至于影响这 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但为时两天的接触，进展仅是“中央‘四个不支持’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还停留在表态性的问题上，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多少令人 感到有点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达赖私人代表的下一次接触将在年内举行（有消息说是定在10月，但尚未得到证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望决策者充分重视并珍惜这一轮谈判的机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深思熟虑，比较彻底而妥善地解决西藏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诚意+宽容和解精神
我 在《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还谈到，为了“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在指导方针 上应该解放思想”：第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第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第三，“全面检查反思 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第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在这四个方针性问题上，关键是要有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解开西藏问题的钥匙。希望在今年 开始的下几次接触里，中央政府能够以宽容和解的精神，积极地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在接触谈判的双方里，中央政府是掌握主动的强势一方，谈判协商的成 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一方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要中央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又能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下几次接触一定会取得使全国人民、包括西 藏人民在内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前面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鉴 于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不可能在几次会议上就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但就某些发展方向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诸多难 题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问题是可以也应该及早解决的，如达赖回国问题，中央政府就过去的对藏政策表态问题等，可以在晤谈时探讨一些操作性的细节；还有一些 问题则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如建立更加充分的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党政分离，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以在原则上交换意见，求得 一致；有关如何落实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画出前进的路线图，从容计议。
达赖近几年来曾经多次表示回国的愿望。他在今年5月19日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出，他希望结束流亡生活，重返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同时又提出4项条件：1、开放西藏，接受外国媒体访问；2、容许外国医疗队进入西藏；3、释放所有政治犯；4、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对于达赖要求回国的愿望，应该表示欢迎。他所提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在我国法律的范围内，接受4项条件中的合理成分。目前急需决定的是，是否同意他“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同意的利大于弊。鉴于奥运会日益临近，希望当局早作决策。
西藏问题出现目前的局面，共产党的决策失误难辞其咎。长期以来，从“民主改革”到宗教政策，总是搬用在汉族地区已经造成严重危害的极左方针，不顾西藏地区的宗教特点和文化特点，厉行阶级斗争，严重地伤害了藏族同胞的感情。这些情况，在1962年班禅的七万言书里，就有着充分的反映。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里所反映的问题，有些至今没有根本的转变。例如，1997年，有50多位官员前往塔尔寺，进行了45天 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所有僧侣在谴责达赖的文件上签字。塔尔寺主持阿嘉仁波（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二年就愤而出走 美国。当然，西藏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从九十年代开始，西藏每年经济增长都保持在两位数。但仅仅经济发展远不足以弥补过左政策所造成的精神上心 理上的严重后果，也不能保证西藏的健康而和谐的进步。为此，一方面应该取消西藏现行的那些无视民族特点、伤害宗教感情的条规法令（如不许学生和干部及其家 属进行宗教活动之类），撤换那些习惯于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思维方式和文革语言来指导工作的领导干部；另一方面，中央党政领导很有必要坦然地承担责任，承认过 左政策的失误，争取西藏人民的谅解和拥护。至于达赖四十多年来的某些错误言行，在接触时也应有所反思检讨。这样，接触双方各自检查自己的缺失，共同表达今 后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分歧的愿望，并反映在共同签署的《晤谈纪要》上，向全世界公布。这不但有利于在宽容和解的气氛下解决问题，而且可以在清算过去的 基础上，着眼未来，为开辟和谐进步的新西藏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也可在全球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宽容大度和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取得国际舆论的理 解与支持。
如 何在西藏实现更加充分的自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期望几次晤谈就能解决，但探讨有关自治的原则和框架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需要制定一部《西藏自 治法》，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规定西藏自治的区域，政府的构成和职权及相互制约，同中 央政府的关系及职权的划分，政党和宗教的地位，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可以在这几次接触时交换意见，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协商和正式 立法铺平道路。当然，其中也有些问题是可以在晤谈时取得一致的，如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达赖不久前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采访时说，他并不争取“大藏 区”的独立，只是要求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文化自治，当然可以从容讨论，但藏族自治区的地域只限于现有范围，不包括青海、四川等地的自 治州县，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下次接触时确定下来。其他如取消“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达赖方面也应该有所承诺，并提出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在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 和保护藏族文化等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达赖方面的意见。总之，要争取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必须充分地交换意见。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出宽容和 解的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 央政府和达赖代表在今年的两次接触，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中央政府从第一次接触的“三个停 止”改变为第二次接触的“四个不支持”，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折；在达赖方面，达赖本人再三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不主张“大西藏”，希望回到国内，愿 意以观众身份参加奥运会，为汶川死难者祈福，等等，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和解的诚意。这就使接触晤谈的双方，有了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希望中央党 政领导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几次接触，务求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轮接触晤谈的成功，不但可以有效地抑制 藏独势力，消弭藏独危机，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的西藏模式，提供初步的基础。这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改善自己形 象、提高自己威信的大好机会，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良机。
200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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