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戈揚晚年在紐約

（左起）万润南、戈扬、严家祺在西来寺（1989年） 

戈揚活了九十三歲，她的一生如此起伏多變，從重慶到北京，從北大荒到紐約，從參加台兒莊戰役、隨新四軍轉戰南北，到住進星雲大師的西來寺。但不變的是，她在當右派和流亡美國兩次人生低潮中，始終是那麼不屈不撓、那麼自信自尊、那麼自強不息、那麼堅毅剛強。

戈揚和鄧穎超相識將近半個世紀。早在 1940年抗日戰爭初期的重慶，戈揚和鄧穎超在宋慶齡的「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中工作。皖南事變後，鄧穎超介紹戈揚去了新四軍。戈揚作為女記者，在共產黨內赫赫有名， 1949年，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
    戈揚當上右派後，與鄧穎超有二十多年沒有聯繫。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與戈揚又見面了，兩人都成了老太太。鄧穎超在大連棒槌島避暑時，戈揚又去看她，兩人談得來。鄧穎超當時是全國政協主席，戈揚又擔任起「反右」前的《新觀察》雜誌主編。鄧穎超住在中南海，希望戈揚每星期都去看她，與她聊聊天。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改變了戈揚的人生。正是戈揚和張偉國主辦了一次「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當這個座談會的發言刊登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時，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停刊整頓。「六四」後，陳希同點名戈揚參與「製造動亂」。
    1989年 4月 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戈揚應邀赴美參加一次研討會。「六四」後，戈揚從美國打電話到北京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對戈揚說，「不要輕信謠言」。戈揚從她二十一年「右派」經歷中，知道「六四屠殺」不是「謠言」，決定留在美國，從此艱難地在美國度過了她最後的二十年。

「六四」後，通過陸鏗的聯繫，戈揚住到洛杉磯的西來寺。 1989年 8月，我在西來寺見到戈揚，看到她談論中國政治，充滿自信、意氣風發，我沒有想到她已 73歲，也沒有想到 73歲一人流亡美國會有甚麼問題。 1991年，我從法國到紐約，乘了一小時地鐵，又步行了近二十分鐘，才找到了戈揚家。它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附近，但與布魯克林最大的公墓更近，只隔一條街，街另一面只有一間房子寬，後面就是連綿不斷的公墓群。 1991年時，戈揚家附近十分冷落。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聽戈揚談話，感到她剛強堅毅。

離開西來寺來到紐約，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倡導、籌款組建了「中國學社」，幫助解決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生存之憂，以便他們繼續研究中國問題並由他們自己管理。戈揚想到普林斯頓，劉賓雁卻以「我們是學術機構，不是養老院」為由將她拒之門外。戈揚對高皋說：「再請我也不去！我要用自己的腿走我的流亡之路！」談到這些，戈揚還說，劉賓雁以類似的理由也拒絕了王若望。為了生活自立，戈揚一到紐約就開始在一家慈善機構資助的開放式英語學校，向一位老師一對一地學習口語。老師被戈揚悲愴跌宕的經歷和她自強不息的精神深深感動，鼓勵她寫出自己的人生。這樣，戈揚在這位老師幫助下開始用英文寫自傳。戈揚孜孜不倦地學習英語，她將單詞寫在紙條上，貼在家裏的牆壁上，與烹飪有關的，就掛在廚房；還經常駐足街道，辨認每一個她記得的單詞；而每寫完一段個人經歷，她都請老師批改潤色，回家後還會仔細推敲琢磨。憑藉超人的意志力，戈揚把自己沉浸在英語世界裏，她給香港刊物寫信說：「高皋是學了就忘，我是忘了再學！」因此，聽說讀寫都有長足進步，老師也變成了朋友，以至老師因心臟病不能再輔導時，還特別叮囑兒子繼續幫助戈揚。
    戈揚用她那敏銳的目光和犀利的筆觸繼續寫作，雖然各種報刊雜誌爭相邀約她寫文撰稿，也只能賺取微薄的稿酬，要維持在紐約的生計，猶如杯水車薪。戈揚決定申請社會福利金。她自立而不求人，獨自一人到社會安全局。接待人員希望她請個英文好的人陪她一起來，並說下次來就不用再排隊等候了。戈揚一聽，睜大眼睛，叫了起來：「不！就是我自己，就要今天辦！」戈揚說：「看來是怕年紀大出意外，接待員立即上來扶着我，要我放鬆，並說，現在就辦，現在就辦。」問到有沒有收入時，戈揚說，有時寫點文章，接待人員表示，福利金是要扣除部份收入的。當時，戈揚正在以寫信的方式為《開放》雜誌撰寫回憶錄，她迅速反應過來說，不是文章，是寫信。就此得到了全額養老福利金。

1994年 6月後我家也搬到布魯克林。從我家到戈揚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鐘。我與高皋常去看望戈揚，戈揚有時也來我家吃飯。有一次，我在華人區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容，背微馱，無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來，正是戈揚。我猛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異國他鄉，在到處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個完全無助的戈揚。而平時人們見到的神采飛揚的戈揚，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來的。
    司馬璐是戈揚的同鄉，小時候就互相熟悉。司馬璐也住在布魯克林，常去看望戈揚。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希望與戈揚結婚，戈揚一直沒答應，加之住在女兒家的一些不愉快，司馬璐得了抑鬱症，住進了醫院。戈揚經常去醫院陪伴司馬璐。得知司馬璐拒絕吃飯，她又帶飯到醫院，看着司馬璐進食。有一天，戈揚特地做了一大碗蝦，司馬璐喜形於色一掃而光。戈揚住的房子租金低廉，房東多次暗示要提高租金，說是只需稍稍改裝一下，房租就可以提高很多。由於戈揚時常在文字方面幫助住在樓下的房東，所以沒有說得很明白。一天，戈揚外出，忘了關煤氣，結果爐子上的東西燒糊冒煙了，房東衝上樓，關了煤氣，沒有造成其他損失。其實，戈揚一直非常小心，大門上貼着「關煤氣」幾個大字提醒自己。這次可能走的太匆忙，才釀成事故。有了由頭，房東正式逼戈揚搬家。病情好轉的司馬璐不願意回女兒家，戈揚也必須另覓住處。為了節省開支，互相照顧，他們決定搬到一起居住，並在參議院街找到了一室一廳的住房。後來，他們搬到 遠離布魯克林的法拉盛，我和戈揚的來往就減少了。
    2000年， 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搭橋術。住院期間，我去看望她時，發現司馬璐坐病床邊，幾乎整日陪伴着等待康復的戈揚。戈揚對司馬璐說，只要度過了這一難關，就與司馬璐結婚，二年後，兩人結為連理。
    戈揚、司馬璐搬到法拉盛後，在一位老華僑保延昭的幫助下，戈揚的兩個女兒、女婿和兒子等都來到了美國，這是戈揚晚年最高興的時候。然而，除了一個女兒和女婿外，戈揚其餘兒女還是回了中國。就在戈揚最高興的時候，我與北京來的朋友去看望戈揚，發現戈揚談話有些文不對題。沒有多久，戈揚被確認患有老年癡呆症就進了安養院。
    2009年 1月 18日，戈揚去世，三天後在紐約舉行有數十人參加的戈揚追悼會，其中有八人參加了出殯儀式，有戈揚的女兒、女婿、戈揚兒子的一位同學、《新觀察》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慧燕、王書君和我。

——原载苹果日报

胡少江：向“拯救陈光诚”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2012-05-04

相信随著事件的推移，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将会更多地披露出来。无论盲人陈光诚是怎样进入大陆中国“最安全的地点”－美国大使馆的，也无论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离开美国大使馆的，有一点已经板上钉钉：中国政府又输了。无论是在国际舆论面前，还是在它们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中国民众面前，中国政府又一次颜面尽失。他们对于陈光诚的凶残、对于舆论的欺骗、对于外国人的妥协，这一切一切的丑恶都被一个“拯救陈光诚”行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当今之中国，无论是曾经在官府中负责镇压民众的前公安局长和副部级干部，还是一直饱受这个政权迫害的手无寸铁的残疾人，当他们遇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那就是到美国使馆，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这是一种何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共识！它清楚地表明：在道义上抛弃中国政府的，已经不只是底层的民众，也包括那些深谙中国内幕的高级官员。


盲人陈光诚，竟然冲破密不透风的层层包围，跌跌撞撞地穿越垄沟和河流，逃出那个野蛮的山东村庄；然后，在接应者的帮助下，奔赴六百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大使馆。当我读到“陈光诚已经到达了一个安全地点”的报道时，我为陈光诚的坚持所感动；为陈光诚的脱险而庆贺；同时也为那些冒著危险帮助陈光诚“千里大逃亡”的支援者们的英雄气概而热泪纵横！


我要由衷地赞美这些支援者们帮助弱者的善良。北京独立文化人郭玉闪、南京的珍珠姑娘何培蓉、以及一大批在幕后帮助陈光诚的无名人物，他们帮助陈光诚创造了奇迹，他们是中国人良心的所在 。正是由于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帮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盲人、一个被政府雇佣的地痞流氓围困、欺凌而无处申述的残疾人，才能够成功地走出危险。


我要由衷地赞美他们为了主持正义而不畏风险、挑战强权的勇气。这些站在陈光诚身后的无名英雄们，冒著被山东的地痞流氓殴打的危险、不畏惧专制政府监禁的威胁，通过“拯救陈光诚”的行动将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及其邪恶的爪牙们押上了道德的审判台。他们通过对陈光诚的帮助，向人们展示了专制政府的高压不可以永远地使被压迫者沉默，从而给专制制度下的弱者们输送了勇气。 


我还要由衷地赞美他们在关键时刻通过这一戏剧性的举动向世界揭露中国专制制度的智慧。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倍感尴尬，正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式掩盖制度的腐败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实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完全地被蒙蔽在政府刻意散布的无数谎言之中。郭玉闪等人帮助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再一次地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昭示于人，再一次地使得虚幻的“中国和谐”成为世人的笑柄。


我相信，虚伪的中国政府仍然是顾忌世界舆论的压力的，因此此刻的陈光诚应该使安全的。但是我仍然担心陈光诚的以后；担心郭玉闪、何培蓉等人是否会遭到报复；也担心更多的不知名在那块“不安全”的土地上生活的同胞们。我想“拯救陈光诚”行动告诉我们，只有更多的郭玉闪、何培蓉的出现，才是中国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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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十八大」的三大危機

胡锦涛、周永康

2012年05月03日（信報）

胡溫領導層最近敲定薄熙來案的終極處理方法：縮少打擊面，不追究薄與其夫人谷開來的餘黨，一切以穩定和諧至上，以確保年底「十八大」可以成功召開。結果是與小薄沆瀣一氣，並據說曾與小薄密謀發動准政變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獲「免死狀」。這老狐狸「政法沙皇」多次向「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效忠後又大搖大擺地搞他的維穩勾當。同時，為了解放軍的穩定，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胡總也決定放幾個與小薄關係密切的太子党將軍一馬。小薄的軍中「哥們」包括二炮部隊政委張海陽上將。小張幾年前當成都軍區政委時曾與小薄炒過重慶的地皮，現在正與另一位小薄的太子党密友，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爭奪總政主任的位置。

胡、溫與馬上要晉升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與李克強為了一時的穩定而不處理薄熙來事件背後的深層矛盾，很可能會構成本屆與下屆領導班子的一大敗筆。畢竟小薄與他的「夫人殺手」之所以能夠輕描淡寫地斂財好幾十億人民幣，並通過大搞「唱紅大黑」等文革式政治運動來積聚實力，甚至打通政法與軍方勢力挑戰胡溫，原因非常簡單：中共沒有吸收「十年浩劫」的教訓，不推行政治改革與權力制衡，讓人治與特權淩駕於法治之上。

在彌漫著假團結、假穩定、假和諧的氛圍�上演的「十八大」政治騷將引發必然的後遺症，即中共又會重蹈毛澤東式一言堂、甚至無法無天的覆轍。「十八大」的三大危機是：中國政治淪為中共各大家族的「分贓」遊戲；黨內的微弱改革派絕難上位；政法委等「專政」部門繼續蹂躪法治與扼殺人權。

一。黨內各大家族、財團已成為改革的巨大絆腳石。

中國近十多年締造的所謂「經濟奇跡」往往給人一個錯覺: 鄧小平先搞經濟改革，押後政治改革無可厚非。同時，中國經濟的躍進證明當年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的「先政改、後經改」的主張是本末倒置。

但大陸社會越發嚴重的深層矛盾卻明顯地告訴世人：「先經後政」的方略已逐漸把中國引進死胡同。問題很簡單：任何改革都牽涉權力、財產、與主宰經濟資源分配權的從新劃分。八十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結構相對簡單，反對政治改革的黨內老頑固多半因為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拒絕接受所謂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法治觀念。當時黨內外雖然已出現第一批「大款」，但這些暴發戶無論人數與身家都頗有限。假如中共上層採納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方案，下決心搞政改的話，因改革而引發的利益再分配不會衍生太激烈的震盪。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經濟奇跡帶來的財富培育並養肥了幾百個由黨內高層與太子党牽頭的財閥家族與財團。涵蓋薄熙來與谷開來的薄一波家族的財富便起碼超過二百億人民幣。財力比薄家更豐厚的包括以鄧小平、陳雲、李鵬、姚依林、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周永康等第二代到第四代領導人為首的望族。今天黨內高層反對走所謂資本主義政制的「邪路」當然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但主因卻是：真正的政改會徹底分薄了各大家族的億萬財富，並重挫其繼續壟斷經濟資源的特權。即將上位的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同意延續這中共新貴族永久執政、永久壟斷國家資源的傳統，結果將是貧富懸殊、權貴剝削賤民等現象不斷加劇，近乎核武威力的政治炸彈隨時爆發！

二．黨內的微弱改革派在「十八大」後將進一步邊緣化。

「十八大」過後的幾個月，「最佳影帝」溫家寶總理將讓位給李克強。老溫是個爭論性的人物，他天天喊政改，但卻沒有勇氣面對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指控與呼籲；當然，這位自詡為現代包青天的「人民總理」也沒有能耐控制他夫人與兒女的經商活動。但更可悲的是，溫總走後，黨內高層可能連空洞的政改呼聲也會消聲匿跡。

薄熙來事件後，在「十八大」有可能進常委的高幹只剩以下十位：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俞正聲、汪洋、張德江、張高麗、劉延東與劉雲山。其中只有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有推動政改的熱情。但汪的資歷與實力明顯低於溫總，而且小汪雖然有「少帥」的美譽，但他絕對不會不識時務地挑戰其他八位保守或傾向維持現狀的常委。

令人唏噓的是這次有機會進入中共權力頂峰的幾位高幹早年曾經被視為改革派。例如胡總的嫡系、前共青團第一書記李克強。小李在北大法律系讀書時是學運份子，且發表過許多支持胡趙的普世價值式改革方案。但李自從被團派高層篤定為重點培育對象後，官癮完全蓋過了改革的動力，他無論在河南與遼寧當地一把手，或是貴為常務副總理，表現變得四平八穩、唯唯諾諾、毫不進取。今年六十七歲的上海書記俞正聲也是「過氣的改革派」。俞在1985到1997年在山東煙台市與青島市充當市長、書記時，是備受稱譽的改革派，連趙紫陽對俞在山東的政績也充分肯定。但自2002年俞晉升湖北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後，老俞便開始和稀泥、打太極式的「無為而治」。07年老俞接過小習的上海書記職務後，更變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天只談如何與中南海保持高度一致等虛話。

三。政法與專政部門權力無限擴大。

陳光誠事件充分暴露了政法系統的無法無天與「國中之國」的特權地位。近年以周永康為首的專政機器不但作惡多端，甚至替覬覦總書記寶座的野心家薄熙來提供人力物力。但中共自六四屠城後，不敢忘記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遺訓，不斷提升維穩部門的資源與人手。換句話說，中共將走蘇共當年KGB治國的回頭路。

中共中央政法委不但統領公安、網警與特務部門，亦同時主管法院與檢察院，黨的意志淩駕憲法與法律，導致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文革式人治傳統死灰復燃。雖然李克強曾是北大法律系高才生，而習近平又擁有清華大學的法學博士頭銜，但「十八大」後法治大倒退的慘劇恐怕避免不了！國人對「十八大」失去任何幻想之餘，中共這「永久執政黨」的合法性亦將蕩然無存。

就西藏问题的渥太华宣言

《就西藏问题的渥太华宣言》
译者：志愿者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第六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2012年4月29日通过


鉴于

我们，2012年4月27日至29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加第六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的代表们；


回顾了在新德里、维尔纽斯、华盛顿、爱丁堡和罗马举办的前五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的调查和陈述，检讨了这几次会议所产生的行动和项目以及它们的影响；


检讨了西藏的严峻局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西藏人民的政策；


失望地注意到自2009年11月的罗马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以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使之间的对话未能取得进展；


重申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传统具有伟大的人文价值；


承认达赖喇嘛尊者领导下的流亡政府的非常重要且成功的民主化进程，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最近把他的政治权力和责任移交给民选的噶伦赤巴（首席部长）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权力的移交反映了西藏人民的期望；


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在推动通过协商解决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冲突的进程中具有持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

重申坚信目前的冲突可以通过真诚的、建设性的最高层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对话和协商应该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或他的代表以及民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


同样坚信中国当局在西藏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强行实施不能反映藏人意愿的新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欢迎去年举行的流亡议会和噶伦赤巴（首席部长）选举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公平，议会对藏国际工作网络派遣的西藏选举观察团对这次选举进行了监督和报道；


了解中国民众日益增强的民主变革运动，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切对西藏人民意愿的实现都有着潜在的影响；


牢记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无法被遏制的，这在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多个地区、缅甸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验证；


理解信息自由以及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电子通讯手段获取信息对民主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对中国当局在西藏持续不断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和镇压藏人和平抗议的手段感到震惊；


继续严重关切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的破坏，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正在毁灭、镇压和阻碍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和传统的保护与发展。这些政策和做法具有明显的文化灭绝的特征；


对为了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为了藏人重获自由和争取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而自焚的众多藏人感到悲痛和感动；


对最近中共高层人士发表的废除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地位的言论表示严重担忧，这一言论将导致非常消极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了解到多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为促成必要的变化而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没有取得进展；


欢迎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包括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和条约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但遗憾的是理事会本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对中国政府明显缺乏政治诚意，对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藏人领导人重启对话的持久努力不予积极回应深感遗憾；


拒绝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他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藏人领导人的接触，以及他国政府支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指责；


仍然相信西藏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得以实现，世界上很多自治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加拿大联邦境内努纳武特特区的设立就是自治管理的成功先例；


我们决定：

对西藏人民争取包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内的权利和自由的非暴力斗争表示支持；


同时支持中国民众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努力，并敦促这些努力应该保障西藏人民和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力和自由；


对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境内外压制信息自由和控制电子及互联网通讯的做法表示关切；


重申我们对达赖喇嘛尊者英明领导下的西藏人民以及他们选择的非暴力路线的强烈支持，对噶伦赤巴（首席部长）坚持中间道路并努力推动重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表示赞赏；


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所确立的原则，这个原则为达成现实并持久的西藏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


回顾邓小平对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都可以解决”的郑重提议，注意到中国政府最近也在重复这一立场；


消除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寻求从中国分离的无理指责，因为藏人明确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制定解决方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散布错误信息。



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镇压行动，允许外界进入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前往中国特别是西藏制定日程表，并本着同样的积极态度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使的对话。


敦促各国政府首脑和相关国际组织支持和促进对话，并提醒中国政府在宪法和法律上废除民族自治会导致的潜在的严重后果。


警告国际社会中国政府的政策对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持续不断的毁灭和压迫的严重性质和后果。


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展开调查，查明导致西藏抗议和动荡包括藏民自焚的原因。


敦促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西藏高原的环境挑战，那里的环境管理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广大地区的人民的生活。


承诺把这一议题带进和（或）保留在我们的议会和国际议会组织的日程内，说服我们的政府与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的西藏领导人在高级层面上讨论这个议题。


敦促各国政府建立多边机制以应对西藏局势及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并特别呼吁欧盟执行欧洲议会决议，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同时呼吁相关国家支持这一提议。


运用我们的专业经验协助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以达成本宣言提出的各项目标。


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确保更有效地应对所关注的问题，和实现本宣言提出的各项目标。

宣言原文英文链接：http://bit.ly/JWuiym

余英时：薄熙来事件暴露了共产党的全部缺点

2012-05-03

记得在几天以前，美国《纽约时报》有两位记者在北京得到许多消息，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大体上内容就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不但是薄熙来全部失败和他一家全部垮光，而且共产党领导阶层也是损失极大。换一句话说，没一个赢家，大家都是输家。

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因为这个说法也符合最近我听到的一些观念。就是说薄熙来事件权力斗争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它暴露了真相。就是说和共产党它一向宣传的强烈的道德意识，是完全背道而驰。讲“唱红打黑”的人，执行者像王立军，生死关头要投靠美国领事馆；薄熙来跟他的太太谷开来被抓以后，谷开来怕死，就供出一切都是由周永康在后面指使的，他们不过是跟他配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完全没有道德意识，就是赤裸裸的钱跟权。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唱红打黑”的头面人物身上，特别值得悲哀了。因为许多老百姓确实有一度寄望于薄熙来，认为他可以回到毛泽东原来的一种想法，要社会上贫富可以拉匀，可以平等，可以有社会正义，所以他代表的是道德力量。道德力量就使得今年秋天权力转换中凌驾于习近平之上，可以取得政权，大致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共产党的为难之处。共产党也觉得这件事像林彪的事件，也像四人帮的事件，就是把共产党的内幕全部抖出来了。这一次更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对贫富不均毫不在意，薄熙来也只是以此为口号、夺权，并没有为穷人着想的任何欲望。所以我们可以说共产党的道德破产已经到了全面破产的状态了。

之所以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温家宝跟胡锦涛最近表态，也很值得注意。温家宝在《求实》杂志上刚刚发表一篇文章登出来（这《求实》月刊等于从前《红旗》 一样的东西），说我们权力一定要用在光明正大之下，不能暗箱作业，不能够再有贪污的举动；如果再有贪污，这个亡党的可能性就非常之高了。

除此以外，还有胡锦涛最近对军方一个训话，也登出来了。是警告军人必须停止贪污，这样子才能够维持纪律，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告，可见军中贪污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第三个信号，就是《新华社》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评论。这个评论是对所有中共高官，一定要约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让他们不要胡作非为，还有他们的亲戚依赖他们发财、横行霸道的，这些事情必须要停止。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么很快地就会有亡党的可能。

所以现在亡党之忧，在共产党里面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我刚才说的《纽约时报》两位作者所发表的内幕，其中就暴露了所有高官都在进行贪污、都在进行搞钱的不正当做法，利用权力来发财。包括温家宝，好像是一个很清廉的形象，事实上《纽约时报》已经报道，我们也都知道，他的夫人就是做珠宝的商人，非常发财的；此外，像李鹏，就占据了电力和山西的煤矿，所有能源都在他手上。

这一类的事情可以说举不胜举，每一个高级的共产党官僚都是有大企业在手的。这些企业在手，主要是为私人牟利的。英国人海伍德跟他们争利，居然被他们谋杀了；而这个谋杀案共产党完全知道，美国也知道了，英国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案子已经全世界皆知。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共产党一朝权在手，所有的钱都可以在他们手上玩弄，他们不会有半点心思放在穷苦的老百姓身上，不过是拿老百姓的受苦受难做他们一个幌子，来进行号召。

同样的情况之下，离开共产党本身不谈，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就是新左派，一个个地也暴露他们道德上寡廉鲜耻。所谓知识界的新左派，是文化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势力，这个势力今天也完全解体了，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们是抱有什么道德的理想来为支持薄熙来的工作而努力。

而且农民、城市的工人、各处的游民，简直生活得困苦不堪。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来做真正的努力、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政治开放，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这一点完全没有人做，只是利用这个口号来继续夺权。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共产党这一次事情损失不只是薄熙来夫妇跟他的儿子，包括儿子现在在报纸上也是经常出现。这里又可以看出共产党在道德上不但不是有爱心的人，而且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斗争心理，把他一家要整得垮得光光的。而周永康怎么样处理，是下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还牵涉到军队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严重了。

总之，这一件事情是共产党暴露它全部的缺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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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无产阶级专政”的千疮百孔

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王铮

2012-05-03

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中国发生两个“叛国投敌”事件，一次是二月上旬王立军投奔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次是四月下旬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王立军是重庆市的特务头子，陈光诚则是山东最着名的维权人士。这说明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已经出现很大的漏洞，王立军的漏洞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连内部的调节功能也已经失效；陈光诚的事件也说明，连“无产阶级”的法律也已经失效，根本就是无法无天。

这两个人的“投敌”经过，内幕一定非常精彩，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助，根本不可能实现，尤其陈光诚还是一个盲人，如果不是有超越蜘蛛侠的超人本领，就是看守他的国安、警察或地皮流氓有人放水，还有一大批社会良知的支援。这说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使是王立军，尽管他做过许多坏事，但是在最后关头能够揭发比他更坏的薄熙来等人，让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黑幕曝光，就如同林彪最后时刻与毛泽东决裂一样，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至於陈光诚，长期受到民间正义人士的关怀，这次有何培蓉、郭玉闪等参与，他们早早的自我暴露，还有胡佳自曝与陈光诚的会晤，我是怀疑他们牺牲自己来掩护其他关键人物。事后的大搜捕，陈光诚老家的临沂当局，为了捉陈光诚的家人爆发流血事件；但是山东以外的参与者，被捉去审问，有点像例行公事。这是要给外界“宽容”、“改革”的印象，还是另有其他隐情？

这两个事件如何善后，举世关注，也考验中共是用改革的手段来改革共产党与国家，还是继续采用镇压手段来临时补一补漏洞。然而漏洞太多了，九十年积累下来的千疮百孔怎�补？维稳不是越维越不稳吗？

王立军牵出的薄熙来事件，目前是在当孤立的谋杀事件来立案处理。如果仅此而已，那�黑幕无法进一步揭开，外界无法监督，至少是网民的舆论监督，中国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漏洞会越来越大而沉船。陈光诚事件暴露出的无法无天更必须查清；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问题，为何闹到全世界沸沸扬扬，中央也没有管一管？这个无产阶级专政难道已沦为胡某人专政，还是周某人专政？

薄熙来被中共立案审查后，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王铮两度致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她说：“宪法从没有规定『依党治国』，从没给共产党任何特权…执政党带头不守法，社会管理必定无序，国家必然混乱。”说得好，用党纪的“双规”来处理案件是违法的，实际上就是文革期间的“隔离审查”。

问题是中共这样做已经几十年了，尤其在六四后，从胡耀邦、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家倒退到“以党领政”、“以党代政”；为何王铮以前没有说话，去年吴邦国宣扬以党领政的“五个不”的时候也没有出来反对？赵紫阳被软禁到死，不就是党意而不是法律吗？陈光诚被软禁、家人被围殴是依法，还是依党？薄熙来过去迫害过很多人，现在只是自作自受。

王铮应该先批判薄熙来恢复文革的“唱红打黑”，再来为薄熙来说话吧，否则让薄熙来的政治野心实现，被无法无天迫害的人更多而不是更少。薄熙来镇压大连与重庆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还少吗？中共的这些问题，不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可以解决的。关键还在於制度的改革。要改革，就必须把薄熙来事件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进行一次路线决战，不要试图掩盖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如果党内解决不了，就交给人民来解决！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必须以改革的新思维来处理这两件事情，体现改革的诚意，例如他们根本不是“叛国投敌”，而是追求自由、法治。如果陈光诚送去美国就医，也做出允许他回国的承诺，因为他根本不是叛国投敌。如果这些处理不好，难保不会出现类似柏林围墙倒塌式的崩解。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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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对陈光诚事件的几点分析

五月二日陈光诚前往北京朝阳医院，这是医院门前的一幕 

　　陈光诚事件令人揪心不已。
　　我重申，绝对尊重陈光诚本人的意愿，尊重他的选择。
　　我无意劝告陈光诚接受我认为最好的选项，我只是提出我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地说明目前的事态，分析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哪些后果。　


（一）




　　如果陈光诚要求出国，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据说在中美双方谈判之初，中方谈判者就声称陈光诚的"唯一出路是出国"。


　　但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一道出国，中方可能未必马上答应。据孔杰荣教授说，中方一开始就提出，只同意一人出国，不同意全家一道出国。


　　按理说，既然中方都同意陈光诚出国了，那又何苦不让他的家人出国呢？当年一大批六四通缉犯以偷渡的方式出了国，一两年后，中方尚且允许他们的家人出国，那又何苦不让陈光诚的家人出国呢？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一旦陈光诚出了国，那么，他的家人也会允许出国，只是有可能要费些周折，等一些日子而已。总之，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出国，我以为是可能实现的。


　　如果选择出国，陈一家就得到了自由和安全。流亡生活固然不易，但相比于陈一家原来的状态总要好的多，孩子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美国对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陈光诚上过中医药学院，会针灸推拿，在美国也用得上。


　　《华盛顿邮报》说的不错，流亡美国会大幅降低陈光诚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在美国也是能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做些事的，但能做的不多。由于陈光诚以往熟悉和关注的领域比较窄，所以他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恐怕比别的很多流亡者要小。


　　再有，如果选择出来了，那就要有回不去的思想准备。估计当局不会给陈有效护照，因此陈无法效仿冯正虎。


　　流亡会降低对国内的影响力，主要是指道义的影响力，人格的影响力；而这是很多异议人士－－依我看也包括陈光诚－－的主要力量所在。这种道义的，人格的影响力是靠着多年承受艰险苦难才积累而成的，让它流失毕竟是很遗憾的。　


（二）




　　如果陈光诚选择留在国内，那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很大的危险。


　　有人说，在国内也做不了什么事，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来说，坚守国内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那本身就是在成就道德英雄，在成就崇高的人格，在积累中国人权民主事业宝贵的道义资源。再说，你总还能做点事。同样的事，在国内做就比在海外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意义要大得多。


　　留在国内，意义大，危险也大。不过我认为，在经历了这次逃离东师古和进入大使馆等一系列事件后，陈光诚面临的危险要比以前小，而且小很多。


　　在共产专制下的中国，一个长期坚持表达异议的人，必定处于某种危险之中。


　　要去除这种危险，得到有把握的安全，唯有两途：要么放弃，要么出国。


　　在既不放弃又没出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在什么情况下，危险会小一点，安全会多一点。


　　一般来说，这取决于以下五点：


　　1，媒体关注程度，海外媒体自不待言，现在，连中共官方媒体也提到陈光诚，虽然其目的在于损害陈光诚的形象，但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他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这就使陈光诚人间蒸发变得更不容易，反而增加了安全系数。


　　2，国际社会关注程度，这次对陈的高度聚焦，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3，最高当局负多大程度的责任，过去，陈光诚在小小的东师古，就算被打死了，中央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地方，找两个临时工顶罪。现在就不一样了，今后陈光诚有三长两短，人们都知道责任就在你中央。专制者擅长假手他人做坏事，一旦要他自己直接负责，他就会有所忌惮。


　　4，如今，能对中共有所约束的也就只有美国了。这次事件使美国深卷其中。希拉里，乃至奥巴马都出来做担保。其他异议人士受到迫害，能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报发条新闻就算不错了；大不了国务院发言人出来说两句。今后陈光诚若出了事，非逼得希拉里亲自出面说话不行。眼下正是总统大选，两党都不敢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不象样子，否则会损害自己。


　　5，中共当局也明白，如果在这件事上公然违反承诺，等于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耳光，等于帮罗姆尼助选，只会强化美国政界对华的鹰派势力，从而给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再加上薄熙来案件，对周永康一派里多少总有所削弱，因而也增加了有利的因素。


　　以上五点，这一次都凑齐了，而且都发挥到很高很高的程度。作为一个个案，这是十几二十年来最有利的一次。虽然它和我们的理想（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自由民主）还有很大距离，但现实地讲，已经是在目前情况下相对很好很好的了。　


（三）




　　陈光诚要做怎样的选择是他的事，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对事态，对形势，对各方博弈的结果怎样解读怎样评判，是我们大家的事。


　　我们明明赢了一分，你不应说是输了。陈光诚明明是比原来更安全了，你不应说是更危险了。美国明明帮了忙，而且帮得很好，你不应说是出卖。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成功当成了失败，然后努力去做相反的事以图改变它，那倒很有可能使到手的成功流失或者是减少。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2012年5月3日

曹长青：陈光诚让中美两国人自豪

2012-05-02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陪同陈光诚去北京朝阳医院验病，证实了几天来全球媒体报导和猜测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的消息。下一步陈光诚何去何从，是否会跟家人一起到美国，更成为关注焦点。

对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关照残障人的国家和文化来说，绝不可能容忍对双目失明的人的迫害，更何况陈光诚是因为给被强迫堕胎的村民提供法律咨询而遭中共当局判刑的（堕胎是美国人的敏感议题），所以这份同情会更加强烈。

世上专制国家践踏人权的恶行很多，但像中国这样，动用国家之力迫害一个盲人，恐怕难找第二个！不仅因为对残障人的隐恻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任何政府（哪怕恶棍政府）都会顾及自己在本国民众和世界的形象。但这两点在那么要脸、要面的中国居然都不存在！

陈光诚当年被判四年刑的时候，就让人感到共产党的灭绝人性已到了令人无语的地步。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没有亲友的帮助，在监狱里怎么起居生活？那会是多么的困难！哪怕他真的犯了罪，也应该考虑到他是盲人，起码应该监外服刑。但是跟共产党谈同情心，完全是“对狼弹琴”。

陈光诚足足蹲了51个月的监狱才被释放，但随即又被投入另一种监禁：被控制在家，不许外出。他在传到海外的控诉信中说，当地政法人员到他家里施暴，毒打他跟他妻子，甚至他年迈的母亲也被辱骂推撞。连他的孩子上学都有三人全程看守，书包每日被搜查。而任何外面的人去看他，都被当地政法人员拦阻，甚至被殴打和拘禁。陈光诚一家，如同活在当代巴士底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谁能找到如此这般迫害一个盲人的例子？闭上眼睛想一下，这是何等地步的残忍。

陈光诚的遭遇，除了当地党官的人性灭绝，更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那些监控和殴打陈光诚的人，都是当地政府雇用的，经费来自北京的“维稳”预算。中国政府的“维稳”经费现已超过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军费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可想而知，在镇压老百姓上，共产党的投资有多大，恐惧多大！

陈光诚一家用血泪证明了，在当今中国，别说共产党的监狱根本没有“人性化的环境”，连监狱之外都没有。陈光诚是一束光，照亮了中国最黑暗的部分，展示了共产党的最本质之处。

但陈光诚故事的最震撼人心之处，还不是他的遭遇，因为在中国遭受各种各样迫害的人实在太多了（例如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被摧残等等），而是他不接受那种命运，不向当权者低头，选择反抗，选择逃亡的壮举，树立了另一种样板——不是用悔过、用歌颂中共监狱和谄媚狱卒等，来谋求所谓宽大处理，而是勇敢地出逃，寻找自由！

一个盲人出逃，简直不可想象。没有旁人的引导，哪里是路？哪里是河？方向在哪儿？怎么知道去哪里见面？整个一个真实的“不可能的任务”。但陈光诚居然有这种胆量，翻墙涉河，而后直奔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这真是扇了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突尼斯革命成功，埃及赶走独裁者（本月将首次民选总统），利比亚结束了屠夫统治，叙利亚人正浴血奋战的最新的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故事中，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英雄主义的传奇！

那些协助陈光诚出逃并驱车去北京的女网民何培蓉等，当然也是这个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在当今道德低下、人心冷漠的中国，居然有如此这般闪亮的英雄之光——不惧个人得失，不怕秋后算帐，跟陈光诚一起，谱写一曲近年中国最鼓舞人心的壮丽篇章！陈光诚的成功出逃，令人耳边响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通过一个盲人，我们看到中国的希望——哪里都有永不屈服的反抗，哪里都有永不放弃的对自由的追求，哪里的专制城墙最终都必定被摧毁！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胜利大逃亡”的社论中激动地说，陈光诚的成功逃亡，简直像二战中那些不屈服纳粹的抵抗者的故事再版，是震撼人心的人类追求自由的证词。“少数勇敢的中国人为了人权和自由，而智胜了警察国家，这是值得庆贺的大新闻。”

这家全美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说，陈光诚进入了美国使馆，这是美国人的骄傲。明摆着，北京有很多外国使馆，陈光诚选择了美国，这等于是对美国捍卫人权的信赖。该报说，在美国人自豪的同时，更是奥巴马政府的机会——力争陈光诚及他全家安全和获得自由；同时警告说，美国不能把陈光诚交给中国政府，如果那么做，是背叛美国的原则，也是背叛千千万万默默地为陈光诚的胜利逃亡而高兴的中国人。

《华尔街日报》社论还特别举例说，陈光诚的伙伴说，陈想留在中国，只要活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这种爱国的冲动，当年的苏联人权活动家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等异议人士也都有过，但最后都不能实现。（夏林斯基后来被救到以色列，出任过该国副总理，写过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介绍过。）

但这些没经历过共产专制、坐在纽约曼哈顿的大楼写社论的美国人都清清楚楚的道理，有些被专制碾过几个滚儿的中国人却好像不明白，或者根本就是装糊涂。其中最糟糕的是在自己微博上注明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本名陈敏），竟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走进阳光”。难道让惊险逃出纳粹魔爪的盲人回到“党卫军”的皮靴下？

笑蜀去年底曾撰文“为什么中国不听”，批评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声援陈光诚是不得要领，没考虑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我曾在“为什么中国不听的三点误区”中痛斥他的观点。笑蜀怎么不考虑陈光诚一家的死活呢？在一个盲人遭到如此这般蹂躏的时候，他居然首先想到的是中共领导人的面子。

这位笑蜀到底是胆小如鼠，还是满脑浆糊？难道他真的不明白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是回到被殴打迫害的黑暗日子吗？难道他真的认为中国是遍地阳光的国度吗？构成讽刺的是，在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放弃自由的时候，他本人却在民主的台湾，坐在台中到台北的高速火车上享受（他自己在微博上告示）。

至于有些人期待中共高层出面保护陈光诚，更是一厢情愿。在那种制度下，共产党的“承诺”毫无信誉，而且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哪个高官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所以《华尔街日报》社论才呼吁让陈光诚“获得自由”，来到美国。而且陈光诚一家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也应该享受一下美国的自由生活，在没有恐惧，更无殴打和迫害下，享受他期盼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在陈光诚全家抵达美国的那个时刻，才是真正“走进阳光”，才给这个中国式的英雄传奇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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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薄案的要害是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

图为《 国际先驱论坛报 》的漫画

2012-05-02

薄熙来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拼图，其中最要害的板块是，薄熙来等人密谋在两年之内搬掉习近平、自己晋升大位的争储计划。这是自林彪事件之后中共接班人制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个制度如果不彻底改变，将来还会有第二个薄熙来。

谁都知道，中共上一届领导人江泽民是邓小平直接指定，这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而下一届领袖，也就是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习近平，是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几个人在幕后猜拳划令、讨价还价的结果。

这个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中共接班人制度，有重大缺陷和极大弊端。它搞黑箱作业，密室政治；没有竞争，只有投机；没有公开选举，只有幕后策划。这个制度产生的接班人，没有优胜汰劣，只有平庸无能；没有敢作敢为，只有循规蹈矩、唯唯诺诺。这样的接班人制度不可能不脆弱，如有强人在，还可撑一阵；强人不在，高层中任何有野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都可直接挑战。薄熙来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种既不是来自民意，也不是来自党内选举的接班人制度的重大弊端。

从媒体和网站披露的各种消息来看，薄熙来敢于公开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是因为他从心里瞧不起现在的中共领袖们。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把胡温这样的平民出身的领袖视为暂代“红二代”管理江山的家奴，并且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红二代”手中。据《开放》杂志说，从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其实，薄熙来最不服气的是习近平，认为习太软弱，缺少霸气。薄熙来和习近平从小就认识，据二人共同的朋友说，“习近平是那种呆头呆脑的孩子，一般别的小孩不愿带著他玩，虽然两人的老子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两人关系却一般。应该说，薄熙来看不上木讷的习近平。两人当时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基本上，那时候薄熙来是打人的那类孩子，而习近平是被打的那类孩子。

不难想像，薄熙来这个“打人的孩子”曾在心里和那个“被打的孩子”做过多少次翻来覆去的比较：凭什么你是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而我不是？我那点不如你呢？凭出身，我和你一样都是“红二代”“太子党”；凭能力，我不仅不比你差，还比你强很多；凭人脉，凭实力、凭资格，我哪点儿不如你呢？

薄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阶层，甚至问鼎第一把手。但他却没有被最高领导人看中的运气，也没有被民众推举的可能，而且他眼看六十多岁了，过了这个“入常”的村，就没有了那个“问鼎”的店，最后只好铤而走险。这是中共接班人制度的绝对失败！是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失败！是江泽民和其他几个大佬搓麻将搓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的失败！

这个接班人制度更失败的地方在于，当年邓小平为了保证他制造的六四血案不被推翻，一口气连点了两个接班人，而整个中华民族为他的钦点接班人制度，付出了极大的政治进步的代价。这两个接班人一个比一个平庸，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守旧，却又一个比一个更善待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下一个接班人习近平会多少好一点吗？至少薄熙来不服气他！

江泽民和胡锦涛任上二十余年，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平庸无能和无所作为，致使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登峰造极，也就此埋下了使薄熙来谋划争储的机会。这都证明，邓小平的直接指定、隔代钦点和江泽民等人的试图模仿是失败的。

陈云和王震都讲过，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如果他们还活著，如果薄一波、习仲勋、刘少奇等还活著，看到中共权争从他们那一代遗祸到自己的子女，为了问鼎大位，斗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心中如何感受呢？进入21世纪的所谓现代中国，和封建王朝的“九王夺嫡”有什么区别呢？成功的当了皇帝，失败的进了监狱。中共接班人制度，成王败寇，原来还停留在雍正年间！

几个人争夺江山，却遗祸全中国，这样的中共接班人制度，实在应当休矣！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鮑彤：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

图为上届政法委书记罗干与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当时的公安部长）2008年4月在苏州共同出席一个活动

薄熙來3月9日對記者説：“打黑絕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再加上紀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是由政法委協調的，並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情。”

薄熙來這番話指明了“政法委協調”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這是一條大綫索，不可以輕輕放過。他也許在為王立軍開脫，也許在為他自己辯護，那都是法律允許的。只要他說得完全對，就完全有效；部分對，則部分有效。我主張，對薄熙來提供的這條大綫索，以及由此牽引出來的一系列具體內容，認真進行審查，鄭重作出結論。

薄說到“政法委協調”。 “協調”的內容是“打黑”。打黑是辦案，辦案是司法行爲，包括偵查，取證，核實，逮捕，審訊，起訴，辯護，判決，直到最後定罪或不定罪，判刑或不判刑，都是司法行爲。各種不同的司法行為，必須由職權不同的法定機關，分別承擔各自的法律責任，怎麼“協調”得了？誰有本事“協調”？“協調”的權力是誰冊封的？

這種冊封有沒有法律根據？重慶政法委（或中央政法委）協調過哪些案件的哪些具體內容？協調後產生了什麼後果？是起了好作用還是壞作用？都應該一一審查。比方說，如果把無罪“協調”成了有罪，或者反過來，把有罪“協調”成了無罪，如果把僞證“協調”成鐵證，或者反過來，把鐵證“協調”成偽證，如果出現了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一，不管是重慶的政法委，還是中央的政法委，都是犯罪行為，都不應該捂蓋子。

“政法”大概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別名。我對“政法”是外行。只因受命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曾經邀請中央“政法”各部門座談過。當時我請教一個問題：公檢法有時聯合起來協同作戰，有時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冤假錯案什麽時候多，什麽時候少？此話一出口，大家——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哄堂大笑，異口同聲說：當然是聯合作戰冤案多，互相制約出錯少。

的確，叫它“聯合作戰”也罷，叫它“協調辦案”也罷，大家穿一條褲子，上下其手，沆瀣一氣，同心協力，還有什麽領導意圖不能貫徹，還有什麽欲加之罪編不出來！

解放後的新中國，以盛產冤假錯案聞名於世。胡耀邦領導平反的幾百萬起冤假錯案，當初是怎麽被黨和國家製造出來的？其實毛澤東只用了兩手：一手領導群衆運動，一手協調專門機關。不管是延安整風，還是鎮反、肅反、反右派，毛澤東身體力行，“領導掛帥，首長動手”，下達指標，限期完成，必要時找個“副帥”，當個幫手，無不心想事成，把你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毛死後，情況有變化，兩屆總書記對製造冤假錯案毫無興趣。不僅毫無興趣，而且胡耀邦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努力平反過去幾十年間的全部冤假錯案；趙紫陽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認真依法辦案，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出新的冤假錯案。趙紫陽任總書記時，黨中央還作出決定，撤銷了政法委，改設以調查研究為職能的政法小組，主管法制建設和法制教育。六四天安門鎮壓以後，由鄧小平任命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之後，情況也許逆轉了？

“協調辦案”的政法委也許又應運而生捲土重來了？我是階下囚，不得而知。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惡果不可能限於重慶一地，流毒肯定遍於全國。說不定，數不盡的劉曉波冤案，陳光誠冤案，高智晟冤案，鄭恩寵冤案，吳英冤案……乃至余杰遭毒打的慘案，都是“政法委協調”這種制度的產物。

現在中央要求反思。重慶作爲高效打黑的開創者和實驗區，正在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書記周永康，恐怕有責任總結“政法委”的領導工作，反思“協調辦案”這種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合法作用或非法作用。我贊成以法律為指南，順應公民的要求，仔仔細細徹底查。查外國人的被害案，也查中國同胞自己的被害案，查個案，也查群體事件中的冤假錯案，查含冤的知名案件，也要查不知其數的默默無聞的無名冤案。明知是冤假錯案，明知是長時期大批量製造冤假錯案的罪惡制度，居然得過且過，將錯就錯，恐怕不僅是庸人，簡直是罪人。

（ 2012/5/1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