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94594 · Sep 3, 2026
当代巾帼英雄传⑪
2026年，北京。82岁的高瑜坐在电脑前，等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连上的网络。她家的宽带被掐了，手机、座机也曾被切断。一个生活在首都的八旬老人，打车、扫码、接验证码乃至紧急求助，都曾因此变得困难。但她最惦记的似乎还是一件事：发推。没有自己的网怎么办？蹭。她甚至把自己的帖子编成了一个系列：“蹭网发推之一八六。”“蹭网发推之一八九。”
一个82岁的老太太，一台电脑，一条偶尔能够蹭到的Wi-Fi，为什么值得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此防备？答案也许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因为她是一个记者。
一、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女儿
高瑜1944年出生于重庆。如果仅仅看她后来两度因“国家秘密”获重刑、长期遭受监控的人生，很容易把她想象成一个有着天然反共背景的人。其实正相反，按照高瑜自己的回忆，她的父亲早年从事教育，也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她后来查阅地方史料，认为父亲在1920年代末已经参与当地共产党组织活动。母亲也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知识女性，年轻时成绩优异，进入天津女子师范求学；抗战爆发后随着时代洪流辗转南迁，曾在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借读，最后到了重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家庭。战争，救亡，革命，读书，寻找一个新的中国。父亲后来较早去世，高瑜记忆中的家庭生活，却留下了另一些东西。周末和节假日，母亲躺在中间，姐弟俩睡在两边，母亲给他们读书。普希金，《格林童话》，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后来文革来了，一些书也在抄家中消失。
高瑜自己回忆，对她精神世界影响很深的，并不是什么政治教条，而是俄罗斯文学以及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也许是理解高瑜的一个起点，她首先不是政治活动家，她首先是一个相信文字的人。
二、她完整地活过毛时代
1962年，高瑜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六年以后毕业。那六年是什么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知识体系被摧毁，大学陷入政治狂热。所以高瑜这一代人与今天完全不同，她不是后来通过书本认识毛时代，她就是从那个时代里长出来的。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西农村中学当教师；1975年调到北京市文化局；1977年又借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直到1980年，36岁的高瑜进入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她终于成为职业记者，而这时，中国也刚刚从文革废墟里走出来。
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重新谈人道主义，经济学家重新谈市场，法学家重新谈法治，政治学者开始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在毛时代度过青年时期的女人，恰好在职业成熟期遇见了中国近几十年思想最活跃的年代。高瑜真正成为高瑜，是在这里。
三、她先报道了另一个记者
1985年，高瑜报道刘宾雁。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写官僚主义，写腐败，写体制弊病，也因此不断遭受政治整肃。高瑜因为报道刘宾雁及《第二种忠诚》事件，自己也受到压力。按照她后来的回忆，她被中新社视作“自由化分子”，批准相关稿件的负责人也受到处分。这个细节很有意味。她先报道一个因为写作受到整肃的记者；后来，她自己成为被整肃的记者。
1988年底，高瑜进入《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辑。这份报纸是理解1980年代中国改革知识界的一把钥匙。它讨论经济改革，也讨论政治改革；关注市场，也关注权力；与当时一批改革派知识分子保持密切联系。
高瑜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后来改变命运的报道：《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文章谈到胡耀邦下台，谈中国政治中的非程序化权力更替，也触及政治改革。后来官方把它定性为所谓“动乱”的重要思想材料。
一个记者，因为记录知识分子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开始进入政治机器的视野。
四、1989年6月3日
这一段历史不需要写得很长。1989年6月3日上午，高瑜在上班途中被抓。那一天晚上，北京枪响，坦克开进城市，第二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伤口。
《经济学周报》随后被停刊，高瑜被关进秦城监狱，她后来获释。但1989年已经把她的人生分成了两半，此前，她是改革年代里的记者，此后，她逐渐成为一个必须不断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人：记者究竟应该对谁负责？对权力？还是对公众？
五、第一个“国家秘密”
1993年，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她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又是写作，又是信息，又是记者。后来人权组织调查指出，案件所涉及的一些所谓秘密内容，此前已经在香港媒体出现，其中甚至包括亲北京媒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为什么还能够成为“国家秘密”？当然，一个国家有权保护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军事部署，情报人员，重要安全行动，这些都可以构成合理的国家秘密。问题在于：如果所谓秘密涉及的是公共政策、党内政治、国家治理以及公众本来有理由知道的事情，那么“保密”的边界在哪里？
在党国体制中，这个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党的秘密与国家秘密常常重叠。这就产生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执政党关于怎样统治人民的信息，人民究竟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问题后来再次改变高瑜的命运。
六、坐完牢，她又去做记者
1999年前后，高瑜重新获得自由。她已经五十多岁，坐过牢，身体不好，家庭也承受了巨大压力。最安全的选择当然是：不写了，不谈政治了，过日子。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要求一个坐过牢的人继续承担风险，但高瑜又开始写。
香港媒体，海外中文媒体；专栏，访谈；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党内权力，知识分子。她继续观察，也继续发表；互联网出现以后，她又进入网络。微博被封，就去Twitter，出口被堵住，就寻找另一个出口。这后来几乎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七、一份不能让人民知道的文件
2013年，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一份后来广为人知的文件，通常被称为“9号文件”。它所警惕的思想包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以及对中共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某些批判。
民间后来经常把这种意识形态禁区概括成“七不讲”。这份文件很重要，它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变化。改革年代曾经讨论过的许多问题，开始重新变成禁区。宪政，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普世价值。这些原本可以在知识界讨论的概念，越来越被视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然后，高瑜第三次被捕了。
八、70岁的政治犯
2014年4月24日，高瑜被带走，她已经70岁。2015年，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七年。法院认定：高瑜取得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并将电子版本提供给境外媒体；有关部门鉴定该文件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
外界普遍把涉案文件指向9号文件，但是高瑜始终否认法院认定的关键事实，她认为案件是构陷。这里必须把两种叙述分开：法院认定她泄露国家秘密，高瑜本人否认。
国际人权组织则把案件视为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我们不需要替任何一方填补证据，把事实摆出来已经足够。
九、央视上的高瑜
高瑜案还有一个后来非常熟悉的场景，法院判决以前，央视已经播出了她所谓“认罪”的录像。一个70岁的女人坐在那里，承认错误，表示悔过。对于一个长期坚持独立表达的人，这幅画面似乎意味着她终于低头了。
可是后来，高瑜讲出了另一个版本，她说警方同时控制了她的儿子。丈夫已经去世，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她担心儿子被刑事追究，于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她后来甚至说，如果为了儿子，对方说她杀人，她可能都会承认。她的律师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也曾指出，她是在儿子被拘押和巨大心理压力下作出有关陈述，而且并不知道录像会被央视播放。
我们当然无法进入当时的审讯室，但至少可以确定：那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其处境、简单理解为“自愿认罪”的画面。而我觉得，这一幕恰恰使高瑜更加真实。她不是钢铁做的人，她会怕，她会担心儿子，她也可能在巨大压力下妥协。
这不是她人生中应该被删除的一页。
十、真正的坚持，不是从未低头
英雄叙事很容易制造一种假象：英雄永远勇敢，永不恐惧，绝不低头。现实中的人不是这样，高瑜也不是。如果她后来关于央视认罪的陈述属实，那么那一刻，她确实被权力压弯了，因为她是母亲。
但真正值得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她没有因为那一次“认罪”，从此接受权力给她规定的身份，她后来否认有关指控，继续接受采访，继续写，继续评论政治，继续纪念六四。
高瑜真正值得敬重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女人从未低过头，是她被压得低过头，却始终没有被迫跪下去。
十一、一份反对新闻自由的文件，制造了一个新闻自由案件
如果涉案文件确如公开报道所指就是9号文件，那么高瑜案有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结构。这份文件警惕西方新闻观和新闻自由，一个记者因为被指把它提供给外界，被判七年。也就是说：一份警惕新闻自由的文件，通过惩罚一个记者，证明了自己正在被执行。
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观。一种认为国家治理首先需要秘密、纪律和组织控制，另一种认为公共权力越重要，公众越有权知道它怎样运行。
高瑜几十年的职业命运，恰好夹在这两种逻辑之间。记者天然希望让更多事情成为新闻；秘密政治天然希望让更多事情留在秘密里。这才是高瑜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十二、五年刑期结束了，控制没有结束
高瑜上诉。2015年11月，二审将七年改判五年；因为年龄和健康状况，她随后获准暂予监外执行。她回到了家，但是回家不等于自由。此后她生活里不断出现几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喝茶，上岗；敏感日，被旅游；六四来了，一些重要会议来了；政治敏感时期来了，她可能就必须离开北京，不是旅行，前面必须加一个“被”字：被旅游。
到了2026年，她已经82岁，这种生活仍没有完全结束。
十三、出去“被旅游”，反而可以上网
这几年，高瑜家里的通信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她自己公开讲过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在北京家里，网络被切断，手机、座机等通信也曾受到限制。但是敏感时期被带离北京“旅游”以后，到了外地，她的电脑、手机和平板反而能够连上网络。
她形容那种感觉很爽。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被警察陪着离开自己的家，结果最大的快乐居然是终于有网了。等“旅游”结束，回到北京，打开电脑，又是一片空白。她开始研究什么时候能够蹭到附近的网络，有时候凌晨可能比较容易，那就调整作息，等，连上，发出去。
她甚至公开写道：“我感谢互联网，我还可以蹭网发推。”这已经不是政治悲剧，甚至带有一点荒诞喜剧的味道。
十四、一个国家为什么害怕一个记者？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标题，一个国家为什么要防备一个82岁的老太太？她没有组织，没有武装，没有军队，没有行政权力，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络。
她能做什么？写几百个字，发一条推文；接受一次采访，回忆一个历史人物；评论一条新闻，纪念一下六四，仅此而已。可是对于一个高度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治体系来说，她还有一样东西很麻烦：记忆。
高瑜记得毛时代，记得文革，记得改革年代；记得胡耀邦，记得赵紫阳；记得1989，记得《经济学周报》，记得秦城；也记得中国知识界曾经公开讨论宪政、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年代。
一个年轻人可以被告诉：事情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82岁的记者却可以回答：不，我当时就在。这可能才是一个老记者真正令专制权力不安的地方。
十五、张展与高瑜
写到这里，我想起本系列第三篇的张展。张展1983年出生，2020年，她拿着一部手机进入武汉，拍街道，拍医院，拍殡仪馆；采访市民，然后把视频传出去。高瑜比张展大近四十岁，一个属于报纸时代，一个属于手机时代；一个写专栏、做采访，一个拍视频、上传网络。
但她们最后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谁有权记录现实？以及谁有权把自己看到的现实告诉别人？技术变了，这个问题没有变。
十六、82岁以后，为什么还不闭嘴？
这是写高瑜最让我感慨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不肯闭嘴，可以说是血气；中年的时候不肯闭嘴，可以说是事业、理想，甚至某种执念。可是到了八十多岁呢？高瑜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也没有什么职业晋升，更不需要靠政治言论博取名声。她为写作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多了，三次被捕，两次重判；秦城监狱，疾病，央视“认罪”；长期监控，被旅游，断网。
按照最简单的利害计算，她最合理的选择就是退休，不谈六四，不谈中共高层，不碰那些“国家秘密”，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发推。
一个八旬老人完全可以退出历史现场，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她继续冒险。可是高瑜没有。
十七、那就蹭网
家里的网断了，那就蹭；白天连不上，夜里试；今天发不出去，明天再发。她还给这些帖子编起了号：“蹭网发推之一八六。”“蹭网发推之一八九。”
一个国家机器拥有警察，监狱，法院，宣传系统，防火墙，以及切断一户人家网络的能力。82岁的高瑜有什么？一台电脑，一个账号，一条偶尔能够连上的Wi-Fi，还有自己的脑子，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判断。
她不肯交出去的，似乎也只剩下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记者，看见、判断和说出来的权利。
十八、一个记者，至今仍在现场
高瑜80岁以后说过一句话：“自由和写作是我的宿命。”我想，这句话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替她解释。她的一生并不完美，她不是一个永远不会恐惧的人；她被捕过，生病过，为儿子担忧过；在央视镜头前“认罪”过，也经历过普通人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都会经历的无力。
但四十多年过去，她还是在写，她甚至没有给自己换一个更加宏大的称号。她的X账号简介仍然写着独立记者、专栏作家。不是革命家，不是民主斗士，不是政治领袖。记者，仅此而已。
2026年，北京。82岁的高瑜还在寻找能够连接世界的网络。连上以后，她打开X，写，发送；然后等待下一次能够连上的机会。她说：“自由和写作是我的宿命，80岁之后，我仍要沿着我的命运之轨走下去，我相信我会看到光明。”也许一个记者真正的职业伦理，从来没有那么复杂，无非三件事：看见，记录，告诉别人，高瑜做了四十多年。
国家机器可以让她坐牢，可以让她“被旅游”，也可以切断她家的网线。但到了82岁，她仍然没有同意一件事：从此闭嘴。
写到最后，我不想再称赞她勇敢，只想留下一个事实：一个记者，至今仍在现场。
附：
高瑜脸书 2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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